近阅清赵翼《陔余丛考》，其中卷三十九有一则“御沟流叶凡四见”的札记。这篇读书札记胪列了“红叶题诗”的几种不同说法，虽不免失之琐细，但能综贯异说，作为研究资料，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从这里使我想起在学术研究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即在某一个学术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见解，孰是孰非，一时难以断定。这种现象，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也是普遍存在的，诸如作家的生平籍贯、仕履以及作品真伪、文字校勘、词句解释等等问题，出现不同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阅读近来出版的一些学术性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选本时，往往可以看到有的作者采取“两说并存”的办法，让读者去思考，“择其善者而从之”。我认为，对于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说法，采用“两说并存”，供读者研究、辨别的办法是很好的，是值得提倡的。尤其是当前这种做法既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活跃了学术空气，同时也反映了研究工作者的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举二个例子：一是今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诗歌选》(第三册)选了一首为人们所传诵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其中对“羽扇纶巾”的注释是这样写的：“古代有文才的将领多作此装束。这里用来形容周瑜态度的从容闲雅。一说指诸葛亮。”我们知道，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语文教学》上曾对苏轼《念奴娇》词中“羽扇纶巾”问题展开过讨论。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也发表过文章。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虽然较小，但当时这首词既已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每字每句都要向学生讲明白，因此，进行这样的讨论并不是多余的，应该说是有益的。另一方面，虽然多数意见认为“羽扇纶巾”专属周瑜；但是，主张指诸葛亮的并没有折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机会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在学术问题上是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的，特别是在两种不同意见各言其是的情况下，允许保留不同意见，采用“两说并存”的办法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其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先生选的《唐宋词选释》一书中类似例子更多。比如，该书第95页对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注释，不仅叙述详尽，而且敢于对不同看法表示自己的见解。他说：“这里盖以冯唐自比”，又说：“近来注家，或释本句为作者以魏尚自比。按史所载，魏尚时因有罪，下吏削爵；东坡于元丰七年自杭州通判调密州太守，是升官，非贬职，更非有罪下狱，与魏尚事不合。其另一面，史载冯唐其时不但持节为使者，且做车骑都尉，带了许多兵，也和本词下文‘挽雕弓’‘射天狼’等等意思得相呼应。审文意，仍以自比冯唐为较惬当。以有异说，故附记所见。”这种不拘泥于一般注家，而能大胆阐述自己见解的治学精神，确实令人感佩。但是，从这里又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发现所引的资料或得出的结论有明显的错误，那么究竟如何处理才比较合适呢？在我看来，作者不仅应该指出其谬误，以免沿讹；而且再用“两说并存”的办法就会贻误读者。当然，其中出现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当时并未发现，有的偶有疏漏，千虑一失，在所难免。比如，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下卷)程垓介绍，引杨慎《词品》云：“东坡中表之戚”，接着说：“非必昆弟同辈，其说未知所据。”按：唐圭璋先生《读词札记》中“程垓非东坡中表”条已作考辨，指出“顾自来以垓为东坡中表，实大误也。此说原始于杨(慎)升庵，毛晋从之，后人遂沿其说而莫辨。……”这个问题一般读者未必能辨，倘能明指其误，就可以避免以讹传讹。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在某个学术问题上，作者虽采用两说，实系沿讹。比如：最近出版的周笃文先生的《宋词》，该书介绍南宋词人张元干的生卒年为公元一○六七——一一四三年，另加小注云：“一说生于元六年(公元一○九一年)，至绍兴末尚在。”(第78页)其实，张元干的生年应该是宋哲宗元六年辛未，即公元一○九一年。在一九六八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第二册中，张元干的生年即为元六年(公元一○九一年)。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而且为学术界所公认。至于把张元干生卒年定为公元一○六七——一一四三年的错误，最早见于梁廷灿编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稍后姜亮夫在《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中沿其讹，后来，在胡云翼的《宋词选》等书中继续错下去，以讹传讹。不过，在一九七八年《宋词选》重版时，胡云翼先生已病故，没有来得及修订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周笃文《宋词》一书中仍然沿讹，而且以误为“正”，这样的“两说并存”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假如有读者不能辨别，采用其前一说，这不就是以讹传讹、贻误不浅吗！
　　从上看来，在学术研究中，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见解并存是有道理的；倘若发现舛误，勇于纠缪，避免以讹传讹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