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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移民文学中，温州籍张翎以其小说鲜明的族群诗学独树一帜。其特质集中体现为三点：一是倾力回溯瓯越文化母体，重建“文学的温州形象”；二是侧重表述内外温州人在双重场域中的现代性遭遇；三是通过将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相结合的方式，致力于“地方”的民族志书写。
关键词：张翎 族群 瓯越文化 现代性 地方
作为海外华人新移民文群领军人物的温州籍作家张翎，虽然创作题材广泛，但移民题材无疑是其最核心的构成。作家基于多元文化语境与交错时空的移民题材创作，兼具区域质素与国际视野，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成果。其中，“温州系列”在张翎的创作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这些具有丰赡意蕴的叙事文本中，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族群诗学。
一、瓯越文化：“雁过藻溪”
借美国学者沃伦的说法，“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a。张翎也有她的“独属领地”——温州。这与她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诚如张翎本人所言：“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成年之后居住在哪里，在哪里写作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童年和青少年居住在哪里，哪一段记忆对他人生产生的印记最深，这才是重要的。”b出生于杭州知识分子家庭的张翎，五岁时举家迁居到母亲的故乡，在浙南小城温州走过了她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江南温润的山水滋养了她灵秀清丽的气质、柔婉朴真的性情、纤敏细腻的情感，这些质素投射到她的创作中，使得“温州乡野意象，江南溪水与泥土充斥其中”c。移民之后，当“此岸”记忆在“彼岸”作家心中翻腾，手中落笔成文，可以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温州记忆始终是张翎小说创作的源泉。在《阵痛》扉页，张翎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d其实她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这样，都是“温州故事”。
温州之于张翎小说，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代表了数代温州人所经营与传承的生存方式、精神特质与文化性格。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人们因共同的地理环境和趋近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主要表现在历史传统、风土人情、思维习惯等等方面。温州地处瓯江下游，濒临东海。此番背山面海之境，虽带来“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然而也造成了当地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山多地少，导致粮产不丰；同时虫灾、涝灾频发，尤其是每年夏秋之际更是台风不断；再加上当地矿产资源匮乏，使得此处人民生活不易。故此地先哲秉承务实观念，先后提出“注重商业”“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等极具现实意义的哲学思想。另外，此地民间宗教信仰盛行，这些宗教的教义都包含了谕人以宽容和行善之初衷。多重因素交织用力，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不得不在现实的闭塞困境中自谋生路，于日积月累间养成了勤劳务实、敢闯敢干、不怕艰苦、不畏失败、相互帮持、富有包容精神的文化性格。这种母文化的生存方式常常体现为温州人生命力的顽强，他们能在极为艰苦无望的绝境中靠着坚忍不拔的非凡毅力与耐力凿出一条勃勃生路。
张翎的“温州系列”小说多数着墨用力在女性，她们大多外表似水，看似柔弱实则坚强，将生命的痛楚化作手心的绕指柔。在《交错的彼岸》中，阿九从一个“做剪裁细活的丫头”成为当时浙江省内首屈一指的金三元布庄老板的填房夫人，使得她在金家历史上烙下谁也抹不去的足印，最终成为一个“太不寻常的人物”，其根本还在于她的聪慧睿智、远见卓识以及坚韧果敢，屡屡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巧救金家人于水火。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依然敢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公然保全女婿、暗中帮衬独女。她言传身教，“金家出来的女人，虽然个个长了女人的弱身相，遇到該主事的时候，却比男人还刚强”。在《邮购新娘》中，尽管有祖父约翰与中国女子路得隐忍无果的情感先例，牧师保罗亦难逃“爱情魔咒”。在与江涓涓的交往中，他不自觉地被她的独特性格尤其是那一股子不服气的倔强所打动，继而忍不住向江涓涓道出了他久藏心底的疑问，“温州的女子，都这样勇敢吗？像你和路得？”文中的江涓涓并未正面回答，可她的一举一动却在无言中做着持续而生动的回应：背负私生女的身世秘密孤独长大；以飞蛾扑火般地决绝祭奠自己曾经满腔热血却又一厢情愿的初恋；不甘于只是当个“邮购新娘”从此囿于家庭生活，而坚持重拾设计师的初心。有意思地是，这个问题保罗的祖父也曾问过路得，她的回答与江涓涓近乎离奇的相似。尽管小说中相隔一个世纪的两位中国女性都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她们的“造物主”张翎却不吝于对温州女人给予盛赞：“温州的女子，都这样勇敢。像我母亲这边家族里的女人。”
二、现代性遭遇：“生活在别处”
一般意义上，现代性“体现为对于进步的时间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技术的信心、对于主体自由的承诺、对于市场和行政体制的信任等世俗的中产阶级价值观”e。基于这一价值观，现代理性启蒙神话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导位置，并将“中西文化”长期困囿于“落后文化（中）/先进文化（西）”的二元对立叙事怪圈。从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华人奔向四方，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追求及其问题的一种曲折形态或替代形态，这使他们在海外身份的解决疑难，成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中遭遇身份质疑的缩影和隐喻”f。然而，相较于传统移民文学的作者大多沉浸于“落叶归根”模式的局限，张翎的新移民题材则另辟蹊径，致力于离散诗学的探索，“将‘生命移植’的阵痛推向‘族性栽植’”g的新文径。
张翎很多小说都展示了温州人似乎与生俱来的“不安分”基因，再现了面目各异的“温州人”独具一格的“流浪”轨迹。温州这座小城虽滋养了其子民坚韧的品格与追梦的勇气，却无法提供足够宽广的圆梦舞台。如此，寻梦使得迁徙成为必然。离开只是梦想的开始，归根到底，“移民的最终意义是指向别一种人生”h。对于江涓涓而言，“别一种人生”是毅然选择从林颉明身边走开，在踏上故国那一刻就存上了“总有一天我还会出去”的念想（《邮购新娘》）；对于芙洛来说，“别一种人生”则是在被前夫吉姆毁容赶出后，依然坚持在已无容身之所的巴克维尔镇顽强生存（《睡吧，芙洛，睡吧》）；对于刘晰来说，“别一种人生”是放着国内现成的“三室一厅”的大学教授聘职不顾，情愿干着“连小学毕业”都能干的餐馆跑堂，为着只是继续留在这片曾经铆足了劲儿才登陆的异国土地（《望月》）；对于孙望月来说，“别一样的人生”是为了心头的那片安宁，甘愿放弃国内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生活，在多伦多的街头以制作手工艺品养活自己（《望月》）；对于黄蕙宁来说，“别一样的人生”是埋葬掉青春期的创痛，在彼岸开始新的生活（《交错的彼岸》）。几乎每个“别一种的人生”背后都藏着一段或数段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他们或挥手告别过去，或举目远眺未来，或心灰意冷徘徊，或满怀希冀前行。他们多数起步于改善生活窘境的物质要求，但并未放弃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需求。 张翎自己也说：“我一直在写、或者说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路上’，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可以是东方人到西方寻找，也可以是西方人到东方寻找，但这种寻找的状态是人类共通的。”i在她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轻易地找到这些“不安分”的身影与灵魂。在《交错的彼岸》中，黄蕙宁在国内经历了一系列成长创痛后，远赴异国寻找心灵的疗伤地。然而，在短暂性的安顿之后，“到底意难平”，又开始了继续漂泊，她隐约知道，“在路上”或许本身就意味着“归途”。换言之，“现代性不仅是相对于现时的关系形式，它也是一种同自身建立起关系的方式。现代性的自愿态度同必不可少的苦行主义相联系”j。再如在《邮购新娘》中，江娟娟作为“邮购新娘”被介绍给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余年的林颉明时，两人的短暂甜蜜期可谓稍纵即逝，从生活习惯到思想观念等诸多层面的矛盾越来越多。娟娟潜意识里对中国传统“古典爱情”的浪漫期待，迎面撞上的却是林颉明“没法向别人那样慢悠悠地和你谈一次恋爱”的当头棒喝。她尝试过倾力追赶他的急促步伐，他也配合着时刻解救她的困顿无措，然而他们最终没能走进彼此的生命。与其说他们的分手是由于性格不合，毋宁说是文化冲突的必然结局。刚迈出东方文化圈的江涓涓尚未来得及接受西方文化，早已在“西風加雨”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林颉明却身不由己地被更西式的混血儿塔米所吸引，其背后所代表与象征着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自是不言自明。
三、“地方”的书写：“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人文地理学认为：“地方”是人类对物理空间有意义的建构。主体通过各种感官活动来加深对“空间”的感觉，从而使其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变成现象学式的“空间”，“地方”由此生成。换言之，“地方”是一个被赋予价值和文化的空间。k张翎的温州题材小说包含了大量“地方”性场景和风景。这些场景与风景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空间”铺陈，毋宁说自带鲜明的“地方”色彩。在《阵痛》开篇，关于藻溪景致的描绘轻盈灵巧。作者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口吻向我们描述了一条名为藻溪的小河。称其小河，因其水程不长，“流不了多远就叫另外一条河给吞噬了”，水面最窄之处甚至可以面对面以扁担易物。然而，这条既不长又不宽的小河，却又是一条十足的大河，“方圆几十里人的生计”都系其一身。无论是居家过日的当地土著，还是南来北往的过客商贩，都要借它取瓢歇脚。如此，一条近乎母亲河地位的小河的别致风情仿佛就在读者的眼底复活。人们虽未亲见其貌，却犹如亲感其态，自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温婉风流。更确切地说，也唯有作者的主观情感投入，方能使物理性的“空间”转换成精神性的“地方”，才能赋予藻溪这条再平凡不过的乡村河流以如此灵性与诗意。
儿时的张翎曾“穿得干干净净的，懒洋洋地倚在外公家的门框上，以一个城市孩子惯有的居高临下的目光，挑剔地看着乡人们沾着尘土的裤腿和被劣质纸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叫藻溪的地方”。彼时的藻溪，在张翎眼中只不过是那“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顺溪而下那未可知的“外面的世界”才是那充满无尽诱惑的“床前明月光”。及至日后远渡重洋，她才慢慢察觉，自己过去避之不及的“藻溪”不再触手可及，反倒在不经意间成了“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至此，张翎意识到，那方土地“成就了我父母亲的婚姻。当然，也间接成就了我的生命”，那才是她真正的生命之源。为此，“我深深感谢那条有一个诗意名字的河流。藻溪，在我行路的时候，你是我启程的灵感，中途的力量和最终的安慰”l。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思乡”情动，毋宁说是一种回望故土与历史的“还乡”行动。无怪乎莫言称张翎在创作《雁过藻溪》这部小说的时候，“她的身体生活在加拿大，她的精神却漫游在她的故乡温州和温州的历史里”m。
由于这种情感转变，张翎很多小说又具有了民族志性质。对故土家园生存场景的呈现、对特定历史时空情境下华人情感体验的描绘，以及对民俗俚语和民间文化与艺术的尽情铺排等，这些“中国经验”无不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基本阐释向度和研究视域，并成为读者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对移民文学的“期待视野”。张翎作为温籍（华裔）的身份自觉意识是回溯型的。儿时在温州的生活为她打下了“前理解”的基础，旅居海外的经历又赋予她跨种族的多维视野，这使得她在重塑温州（中国）形象与华裔身份的同时带有清醒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认识，也使她和温州本土作家不同，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外在视角。例如，婚丧嫁娶关涉到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也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在《雁过藻溪》中，末雁的母亲黄信月是浙江藻溪人，母亲过世后，末雁遵从母亲生前遗愿，将其骨灰带回祖坟安葬。于是有了一场别具温州特色的送葬仪式。整个葬礼表面看来或许只是一个晚辈对过世长辈的偿愿，内里却是一个地方的传统习俗的具象展现。送殡有很多讲究，譬如只走旱路，不走水路。从末雁踏上返途，先后需要经过四座凉亭，每到一处必以鞭炮夹道欢迎，凉亭前亦有亲友等候拜别。他们身着素服，以其着装象征着各自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先是一个至亲对着凉亭正中的死者照片，举杯撒茶，以示祭奠；继而众人齐哭相送死者，这意味着送葬仪式进入高潮也是重头戏环节，即“哭灵”。不仅如此，死者落葬后的第七天，叫“过七”，有专门的唱鼓词人不请自来，在有白事的家庭门前架鼓唱词，唱的都是关于这个死者的生前事儿。所唱内容，据主事人所给红包而定。所给多者则对应着所唱好话不少；所给吝者则无非抖落些无关痛痒的鸡零狗碎琐事；倘若再有一毛不拔者则无怪乎人家把死人身前的丑事托盘唱出。除了上述关于送殡墓葬的描写，张翎的温州题材序列还涉及了其他的民俗特色呈现，诸如庙会、鼓词、祭祖等。正是这些极富“地方”特色的民族志书写，凸显了张翎小说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
a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b 张翎：《讲述似水流年中的中国故事与人性》，《广州日报》，2016年3月25日。
c 邰欢欢：《新游牧时代新移民文学的审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第37页。
d 张翎：《隐忍和匍匐的力量：〈阵痛〉创作手记》，《文艺报》，2014年3月3日。
e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f 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g 高侠：《文化交错时空中的“族性栽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3期。
h 王芳：《移民：一个欲说还休的名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1期。
i 南航：《十年累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第4期。
j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
k 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l 张翎：《雁过藻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m 莫言：《写作就是回故乡》，张翎《雁过藻溪·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世纪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项目编号：Y201635625）的研究成果
作 者： 余琼，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张翎 族群 瓯越文化 现代性 地方
作为海外华人新移民文群领军人物的温州籍作家张翎，虽然创作题材广泛，但移民题材无疑是其最核心的构成。作家基于多元文化语境与交错时空的移民题材创作，兼具区域质素与国际视野，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成果。其中，“温州系列”在张翎的创作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这些具有丰赡意蕴的叙事文本中，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族群诗学。
一、瓯越文化：“雁过藻溪”
借美国学者沃伦的说法，“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a。张翎也有她的“独属领地”——温州。这与她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诚如张翎本人所言：“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成年之后居住在哪里，在哪里写作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童年和青少年居住在哪里，哪一段记忆对他人生产生的印记最深，这才是重要的。”b出生于杭州知识分子家庭的张翎，五岁时举家迁居到母亲的故乡，在浙南小城温州走过了她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江南温润的山水滋养了她灵秀清丽的气质、柔婉朴真的性情、纤敏细腻的情感，这些质素投射到她的创作中，使得“温州乡野意象，江南溪水与泥土充斥其中”c。移民之后，当“此岸”记忆在“彼岸”作家心中翻腾，手中落笔成文，可以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温州记忆始终是张翎小说创作的源泉。在《阵痛》扉页，张翎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d其实她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这样，都是“温州故事”。
温州之于张翎小说，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代表了数代温州人所经营与传承的生存方式、精神特质与文化性格。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人们因共同的地理环境和趋近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主要表现在历史传统、风土人情、思维习惯等等方面。温州地处瓯江下游，濒临东海。此番背山面海之境，虽带来“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然而也造成了当地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山多地少，导致粮产不丰；同时虫灾、涝灾频发，尤其是每年夏秋之际更是台风不断；再加上当地矿产资源匮乏，使得此处人民生活不易。故此地先哲秉承务实观念，先后提出“注重商业”“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等极具现实意义的哲学思想。另外，此地民间宗教信仰盛行，这些宗教的教义都包含了谕人以宽容和行善之初衷。多重因素交织用力，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不得不在现实的闭塞困境中自谋生路，于日积月累间养成了勤劳务实、敢闯敢干、不怕艰苦、不畏失败、相互帮持、富有包容精神的文化性格。这种母文化的生存方式常常体现为温州人生命力的顽强，他们能在极为艰苦无望的绝境中靠着坚忍不拔的非凡毅力与耐力凿出一条勃勃生路。
张翎的“温州系列”小说多数着墨用力在女性，她们大多外表似水，看似柔弱实则坚强，将生命的痛楚化作手心的绕指柔。在《交错的彼岸》中，阿九从一个“做剪裁细活的丫头”成为当时浙江省内首屈一指的金三元布庄老板的填房夫人，使得她在金家历史上烙下谁也抹不去的足印，最终成为一个“太不寻常的人物”，其根本还在于她的聪慧睿智、远见卓识以及坚韧果敢，屡屡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巧救金家人于水火。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依然敢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公然保全女婿、暗中帮衬独女。她言传身教，“金家出来的女人，虽然个个长了女人的弱身相，遇到該主事的时候，却比男人还刚强”。在《邮购新娘》中，尽管有祖父约翰与中国女子路得隐忍无果的情感先例，牧师保罗亦难逃“爱情魔咒”。在与江涓涓的交往中，他不自觉地被她的独特性格尤其是那一股子不服气的倔强所打动，继而忍不住向江涓涓道出了他久藏心底的疑问，“温州的女子，都这样勇敢吗？像你和路得？”文中的江涓涓并未正面回答，可她的一举一动却在无言中做着持续而生动的回应：背负私生女的身世秘密孤独长大；以飞蛾扑火般地决绝祭奠自己曾经满腔热血却又一厢情愿的初恋；不甘于只是当个“邮购新娘”从此囿于家庭生活，而坚持重拾设计师的初心。有意思地是，这个问题保罗的祖父也曾问过路得，她的回答与江涓涓近乎离奇的相似。尽管小说中相隔一个世纪的两位中国女性都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她们的“造物主”张翎却不吝于对温州女人给予盛赞：“温州的女子，都这样勇敢。像我母亲这边家族里的女人。”
二、现代性遭遇：“生活在别处”
一般意义上，现代性“体现为对于进步的时间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技术的信心、对于主体自由的承诺、对于市场和行政体制的信任等世俗的中产阶级价值观”e。基于这一价值观，现代理性启蒙神话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导位置，并将“中西文化”长期困囿于“落后文化（中）/先进文化（西）”的二元对立叙事怪圈。从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华人奔向四方，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追求及其问题的一种曲折形态或替代形态，这使他们在海外身份的解决疑难，成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中遭遇身份质疑的缩影和隐喻”f。然而，相较于传统移民文学的作者大多沉浸于“落叶归根”模式的局限，张翎的新移民题材则另辟蹊径，致力于离散诗学的探索，“将‘生命移植’的阵痛推向‘族性栽植’”g的新文径。
张翎很多小说都展示了温州人似乎与生俱来的“不安分”基因，再现了面目各异的“温州人”独具一格的“流浪”轨迹。温州这座小城虽滋养了其子民坚韧的品格与追梦的勇气，却无法提供足够宽广的圆梦舞台。如此，寻梦使得迁徙成为必然。离开只是梦想的开始，归根到底，“移民的最终意义是指向别一种人生”h。对于江涓涓而言，“别一种人生”是毅然选择从林颉明身边走开，在踏上故国那一刻就存上了“总有一天我还会出去”的念想（《邮购新娘》）；对于芙洛来说，“别一种人生”则是在被前夫吉姆毁容赶出后，依然坚持在已无容身之所的巴克维尔镇顽强生存（《睡吧，芙洛，睡吧》）；对于刘晰来说，“别一种人生”是放着国内现成的“三室一厅”的大学教授聘职不顾，情愿干着“连小学毕业”都能干的餐馆跑堂，为着只是继续留在这片曾经铆足了劲儿才登陆的异国土地（《望月》）；对于孙望月来说，“别一样的人生”是为了心头的那片安宁，甘愿放弃国内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生活，在多伦多的街头以制作手工艺品养活自己（《望月》）；对于黄蕙宁来说，“别一样的人生”是埋葬掉青春期的创痛，在彼岸开始新的生活（《交错的彼岸》）。几乎每个“别一种的人生”背后都藏着一段或数段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他们或挥手告别过去，或举目远眺未来，或心灰意冷徘徊，或满怀希冀前行。他们多数起步于改善生活窘境的物质要求，但并未放弃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需求。 张翎自己也说：“我一直在写、或者说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路上’，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可以是东方人到西方寻找，也可以是西方人到东方寻找，但这种寻找的状态是人类共通的。”i在她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轻易地找到这些“不安分”的身影与灵魂。在《交错的彼岸》中，黄蕙宁在国内经历了一系列成长创痛后，远赴异国寻找心灵的疗伤地。然而，在短暂性的安顿之后，“到底意难平”，又开始了继续漂泊，她隐约知道，“在路上”或许本身就意味着“归途”。换言之，“现代性不仅是相对于现时的关系形式，它也是一种同自身建立起关系的方式。现代性的自愿态度同必不可少的苦行主义相联系”j。再如在《邮购新娘》中，江娟娟作为“邮购新娘”被介绍给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余年的林颉明时，两人的短暂甜蜜期可谓稍纵即逝，从生活习惯到思想观念等诸多层面的矛盾越来越多。娟娟潜意识里对中国传统“古典爱情”的浪漫期待，迎面撞上的却是林颉明“没法向别人那样慢悠悠地和你谈一次恋爱”的当头棒喝。她尝试过倾力追赶他的急促步伐，他也配合着时刻解救她的困顿无措，然而他们最终没能走进彼此的生命。与其说他们的分手是由于性格不合，毋宁说是文化冲突的必然结局。刚迈出东方文化圈的江涓涓尚未来得及接受西方文化，早已在“西風加雨”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林颉明却身不由己地被更西式的混血儿塔米所吸引，其背后所代表与象征着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自是不言自明。
三、“地方”的书写：“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人文地理学认为：“地方”是人类对物理空间有意义的建构。主体通过各种感官活动来加深对“空间”的感觉，从而使其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变成现象学式的“空间”，“地方”由此生成。换言之，“地方”是一个被赋予价值和文化的空间。k张翎的温州题材小说包含了大量“地方”性场景和风景。这些场景与风景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空间”铺陈，毋宁说自带鲜明的“地方”色彩。在《阵痛》开篇，关于藻溪景致的描绘轻盈灵巧。作者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口吻向我们描述了一条名为藻溪的小河。称其小河，因其水程不长，“流不了多远就叫另外一条河给吞噬了”，水面最窄之处甚至可以面对面以扁担易物。然而，这条既不长又不宽的小河，却又是一条十足的大河，“方圆几十里人的生计”都系其一身。无论是居家过日的当地土著，还是南来北往的过客商贩，都要借它取瓢歇脚。如此，一条近乎母亲河地位的小河的别致风情仿佛就在读者的眼底复活。人们虽未亲见其貌，却犹如亲感其态，自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温婉风流。更确切地说，也唯有作者的主观情感投入，方能使物理性的“空间”转换成精神性的“地方”，才能赋予藻溪这条再平凡不过的乡村河流以如此灵性与诗意。
儿时的张翎曾“穿得干干净净的，懒洋洋地倚在外公家的门框上，以一个城市孩子惯有的居高临下的目光，挑剔地看着乡人们沾着尘土的裤腿和被劣质纸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叫藻溪的地方”。彼时的藻溪，在张翎眼中只不过是那“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顺溪而下那未可知的“外面的世界”才是那充满无尽诱惑的“床前明月光”。及至日后远渡重洋，她才慢慢察觉，自己过去避之不及的“藻溪”不再触手可及，反倒在不经意间成了“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至此，张翎意识到，那方土地“成就了我父母亲的婚姻。当然，也间接成就了我的生命”，那才是她真正的生命之源。为此，“我深深感谢那条有一个诗意名字的河流。藻溪，在我行路的时候，你是我启程的灵感，中途的力量和最终的安慰”l。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思乡”情动，毋宁说是一种回望故土与历史的“还乡”行动。无怪乎莫言称张翎在创作《雁过藻溪》这部小说的时候，“她的身体生活在加拿大，她的精神却漫游在她的故乡温州和温州的历史里”m。
由于这种情感转变，张翎很多小说又具有了民族志性质。对故土家园生存场景的呈现、对特定历史时空情境下华人情感体验的描绘，以及对民俗俚语和民间文化与艺术的尽情铺排等，这些“中国经验”无不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基本阐释向度和研究视域，并成为读者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对移民文学的“期待视野”。张翎作为温籍（华裔）的身份自觉意识是回溯型的。儿时在温州的生活为她打下了“前理解”的基础，旅居海外的经历又赋予她跨种族的多维视野，这使得她在重塑温州（中国）形象与华裔身份的同时带有清醒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认识，也使她和温州本土作家不同，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外在视角。例如，婚丧嫁娶关涉到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也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在《雁过藻溪》中，末雁的母亲黄信月是浙江藻溪人，母亲过世后，末雁遵从母亲生前遗愿，将其骨灰带回祖坟安葬。于是有了一场别具温州特色的送葬仪式。整个葬礼表面看来或许只是一个晚辈对过世长辈的偿愿，内里却是一个地方的传统习俗的具象展现。送殡有很多讲究，譬如只走旱路，不走水路。从末雁踏上返途，先后需要经过四座凉亭，每到一处必以鞭炮夹道欢迎，凉亭前亦有亲友等候拜别。他们身着素服，以其着装象征着各自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先是一个至亲对着凉亭正中的死者照片，举杯撒茶，以示祭奠；继而众人齐哭相送死者，这意味着送葬仪式进入高潮也是重头戏环节，即“哭灵”。不仅如此，死者落葬后的第七天，叫“过七”，有专门的唱鼓词人不请自来，在有白事的家庭门前架鼓唱词，唱的都是关于这个死者的生前事儿。所唱内容，据主事人所给红包而定。所给多者则对应着所唱好话不少；所给吝者则无非抖落些无关痛痒的鸡零狗碎琐事；倘若再有一毛不拔者则无怪乎人家把死人身前的丑事托盘唱出。除了上述关于送殡墓葬的描写，张翎的温州题材序列还涉及了其他的民俗特色呈现，诸如庙会、鼓词、祭祖等。正是这些极富“地方”特色的民族志书写，凸显了张翎小说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
a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b 张翎：《讲述似水流年中的中国故事与人性》，《广州日报》，2016年3月25日。
c 邰欢欢：《新游牧时代新移民文学的审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第37页。
d 张翎：《隐忍和匍匐的力量：〈阵痛〉创作手记》，《文艺报》，2014年3月3日。
e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f 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g 高侠：《文化交错时空中的“族性栽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3期。
h 王芳：《移民：一个欲说还休的名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1期。
i 南航：《十年累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第4期。
j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
k 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l 张翎：《雁过藻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m 莫言：《写作就是回故乡》，张翎《雁过藻溪·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世纪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项目编号：Y201635625）的研究成果
作 者： 余琼，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