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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降落之后
1957年7月的一天。中国外交部信使队的赵梁、吕志清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慧星式飞机到中东地区出差,第一个目的地是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第二天,他们换乘飞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不料,当飞机飞过沙特阿拉伯上空时,一场意外发生了。机舱前的红灯突然亮了起来,广播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他对乘客们说,飞机的一个引擎出了毛病,必须到附近的机场紧急降落,希望大家不要惊慌,不会有安全问题。
赵梁听后,忙往外一看,发现右侧的两个引擎当中,有一个果然已经停止转动。飞机只能用其余的三个好的引擎飞行,同时,机翼两头的副邮箱正往外喷洒着汽油。
看来,继续飞行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尽快降落。这可怎么办呢?由于飞机的故障而紧急降落,对于乘客来说,本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外交信使来说,却完全不同。外交信使随身携带的是重要的文件。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许多国家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有一些甚至持敌对态度。如果飞机降落在这样一个国家,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紧急磋商,二人做了分工。由赵梁负责和机长交涉,老吕则看管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
“机长先生,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信使。我想知道你要降落的机场在什么地方?”
“是宰赫兰,”机长回答说:“这是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但民用机场也可以停留。”
机长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赵梁的问话,赵听了以后却吃了一惊。机舱里的空气也顿时紧张起来。中国当时不仅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由于美国奉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等多种原因,两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作为敌对一方的信使携带重要文件,出现在它的军事基地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赵梁立即对机长说:“中国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我们外交文件的安全,我强烈要求你让飞机返回卡拉奇。”
机长听后,仍然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对不起,先生。飞机的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飞那么长的距离。我们只能在宰赫兰降落,没有其他选择了。”
赵梁心里明白,飞机返回卡拉奇已确实不可能了。于是,他马上提出:“既然如此,我要求荷兰航空公司负责我们的人身安全和文件安全。荷兰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我们经常乘坐你们公司的飞机旅行,你们公司应当对我们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同时,赵梁提出,要求机长协助与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联系,告知他们的情况。
机长同意了赵梁提出的要求,并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
飞机在沙特阿拉伯的宰赫兰紧急降落之后,其他旅客都已陆续下机,而两位中国信使却端坐不动,因为待在属于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可是,过了一阵子,机长却不得不请他们下机,因为飞机的故障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修好,只能到候机厅去等候。机长同时向他们保证,到候机厅不用办任何手续,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赵梁和老吕只好冒着风险提着文件包走下飞机。在候机厅,他们草拟了一个电报分别发给中国驻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大使馆,一方面说明情况,另一方面,希望使馆接到电报后,能够将他们滞留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处境尽快报告北京,让国内通过外交途径设法保护他们和文件的安全。
机长一开始并不同意发电报。他说,这个航班不能按时抵达的信息已经告诉了开罗方面,没有必要再发电报了。事实上,机长是担心发出带有中国信使内容的电报,反而会引起基地美国军方的注意,惹出麻烦。但是,赵梁认为,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让国内知道他们的情况,设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是当务之急。于是,他坚持请机长发电报。机长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通过飞机上的发报机将电报发出。
在候机厅又紧张地等了几个小时。在这里,每一分钟都是危险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仅面临美国军方的可能威胁,还可能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挑衅。沙特阿拉伯当时同中国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相反却同台湾有所谓的“外交关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护好这批重要的文件,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必须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和困难。
正在这时,机长出现在他们面前,说:“飞机修不好了,必须另换一架,现在正从卡拉奇再调飞机过来,估计要到明日傍晚才能到达。因此,所有的旅客必须过海关入境,到旅馆休息。”
赵梁对机长说:“我们是外交信使,按照《日内瓦公约》享受外交豁免权,不能接受沙特海关的检查。我们可以上旅馆,但你要保证我们的文件包和行李不受检查。否则我们将不去旅馆。”这一番话充分显示出赵梁应对突发事件的高超本领,既坚持了原则,说明不能接受沙特海关的检查;同时,又显示出灵活性,表示如果不接受检查,可以考虑去旅馆。这样,就为争取荷兰机长的帮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过了一会儿,机长再次露面。他领着两位中国信使穿过几间办公室,来到一个通往停机坪的出口,并陪他们登上一辆标有荷兰航空公司标志的面包车。当车开过沙特海关时,可以看到这趟班机的其他旅客正在一个一个地过关,所有的箱子都被打开检查,还要搜身,而赵梁和老吕却在机长的亲自护送下,没有经过海关检查就出了机场,进入了沙特阿拉伯的国土。
当天晚上,他们在旅馆一夜没有合眼。一方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防备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赶紧销毁在飞机上无法处理的机密文件。第二天一早,机长过来告诉赵梁,按照他昨天晚饭后提出的要求,已经安排好让他们搭乘从开罗来的班机返回卡拉奇,一会儿就要派车来接他们。赵梁和老吕赶快做好出发的准备。由于销毁了很多文件,文件包已经空瘪,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灵机一动,找来一些报纸塞了进去,从外表看文件包还是鼓鼓囊囊的,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不久,机长亲自过来接他们去机场,仍然绕过沙特海关,进入了候机厅。当他们登上飞机,顺利抵达卡拉奇后,终于见到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来接站的同志。这个时候,两位信使的内心一下子涌起了见到亲人般的喜悦,绷紧了一天一夜的那根弦也终于松弛了下来。
外交信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在遇到意外情况时,不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要果断地应对遇到的任何困难,不能让国家利益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失。赵梁和老吕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七步成诗”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七步成诗”的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幼子曹植才华横溢,在其兄曹丕的威逼下,只走了七步便吟出一首千古名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外交场合,有时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挑衅。这个时候,要求外交官们也要像当年的曹植那样,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灵活应变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在波澜不惊之间,给予对手强有力的回击,维护祖国的尊严。
1999年11月,外交官程瑞声来到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多是来自有关国家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和驻马来西亚的外国使节。
会议期间,主办者安排了一次联欢晚会,由与会者轮流表演节目。主办者并没有设专门的舞台,于是,表演者便在愉快的气氛中,面向观众自由发挥。这种安排反倒增添了许多乐趣。程瑞声曾经担任中国驻缅甸的大使,他走上前去,唱了一首缅甸歌曲,然后便坐了下来,以轻松的心情欣赏其他代表的表演。
这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一位来自菲律宾国防部的女官员走上来表演。她大约40多岁,身材矮胖,戴着一副眼镜。上来以后,她对大家说:“大家表演了不少好的节目。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她说:“有一天,在菲律宾海上突然刮起了风暴。一艘正在行驶的小船遇到险情,要求船上的旅客将自己的行李抛入海中,以减轻小船的载重,减少风险。这时,一位日本旅客将他所带的几箱日本酒抛入海中;一位英国旅客将他所带的几箱威士忌酒也抛入海中;一位中国旅客将他所带的几箱茶叶抛入海中。”
大家都面带笑容,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位女官员讲的笑话。她看到已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便突然话锋一转,说:“这时候轮到船上的菲律宾旅客抛东西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突然将那位中国旅客举起抛入海中,并说,我们菲律宾的华人实在太多了。”
听到这里,有人竟高兴地鼓起掌来,为她的这一诡怪的笑话叫好。
那天晚上,程瑞声是参加联欢会的唯一中国代表,又是一位前任中国大使。他感到,女官员讲的这段笑话,显然是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但是,她又很狡猾,采用讲笑话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很难对付。这种场合毕竟不是正式的会议,只是一个联欢活动,更不是发表政治性谈话的地方,也不好上去说抗议之类的话。如果硬要去提抗议,效果并不一定好,很可能还会起到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不予以回击,就等于默认了她的这段话,吞咽了这一枚由她抛出的苦果。程大使意识到,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他——这个晚会上唯一中国人的威信,更重要的,是损害了祖国的荣誉。正所谓“外交无小事”,作为一名外交官,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遇到有损祖国荣誉的事情,就绝对不能听之任之,不能保持沉默!
可是,应该怎样予以回击呢?
菲律宾女官员讲完后,巴基斯坦驻马来西亚大使上去表演节目。他朗诵了一首诗,内容是歌颂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样,就为程大使提供了五分钟宝贵的时间,思考如何回击。程大使知道,无论如何,反击一定要在巴基斯坦大使表演后立即开始,否则就会丧失时机。
程大使曾经主管过菲律宾事务所的工作,对菲律宾的情况很熟悉。于是,在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程大使急中生智,来了一个现代版的“七步成诗”,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突破口。他等巴基斯坦大使刚刚表演完,就立即举手,紧接着,不等主持人表态,就大步走上前去,面对听众不紧不慢地说道:“刚才,菲律宾的同事讲了一个笑话。但是她的笑话并没有讲完,我现在替她继续讲下去。”
程大使接着说:“那位被菲律宾旅客举起抛入海中的中国旅客,如果是一个男子,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位菲律宾前总统。如果是一个女子,那么她仍然很可能是一位菲律宾前总统。”
听到这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为程大使机智地以笑话对笑话的方式进行反击而叫好。同时,在座的代表们都很清楚,在菲律宾前总统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出现过有中国血统的人。程大使的回击是有事实根据的。
菲律宾女官员听后,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从此一蹶不振。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她再也没有发言。
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知识渊博、反应机敏的中国外交官面前,这位滋事的菲律宾官员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用生命捍卫使馆安全
1975年2月11日深夜。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的同志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上任的国家元首拉齐曼德拉瓦上校,被国家机械化警察部队暗杀了。政府军和机械化警察部队正在猛烈地交火。塔那那利佛发生了政变。塔那那利佛是一座山城。中国大使馆地处近郊的一个半山坡上,使馆背后是政府军的一个兵营。山坡下,距使馆不足1500米,就是叛军机械化警察部队的大本营。这支部队是由西德、以色列帮助训练的,有一定的战斗力。使馆正好处在中间地带,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政变发生后,双方激烈交战,子弹已经打到使馆大楼内,在墙上穿了不少洞,玻璃门窗也被打碎。使馆院内子弹横飞,呼啸而过,机枪声音震耳欲聋。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危险的局面,是中国使馆全体人员面临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关键时刻,使馆党委立即开会,研究对策,首先命令全馆同志统统撤离宿舍和办公室,集中到大楼的地下室。大家一边撤离,一边暗暗感谢当初大楼的建设者,好像有远见似地建造了一个宽敞的地下藏身之处,否则在飞来横祸之时,还真无处躲藏。紧接着,党委又把全体人员组成若干个小队:救火、救护、保护机要室和电台、侦察情况等。天亮以后,住在使馆外的专家组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他们接到使馆。经过研究,使馆党委认为,街上戒严,子弹横飞,政府机关已经无法办公,在这种情况下,动不如静。于是请他们就地待命,不要慌张,不要随意离开驻地,听从当地领事馆的统一指挥。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保证了专家组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接下来,形势更加恶化。政府军和叛军的交战不断升级。政府军开始动用战斗机,向叛军发起新的进攻。战斗机从我使馆上空俯冲轰炸,枪弹已经穿透了使馆的楼顶。大家都躲避在地下室。由于断电,地下室一片漆黑,只能用手电和烛光照明。幸亏市内电话还通,保持着与外界唯一的联络渠道。看到我使馆处在内外夹击的最危险的地区,一些友好国家的使馆纷纷打来电话,愿意接大家去他们使馆躲藏,但我使馆的同志们都予以婉言谢绝。
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即2月12日,政府方面组成了最高军事领导委员会,代行军政最高职权,负责指挥政府军消灭叛军。委员会由安德里亚马哈佐将军任主席。这位将军对中国很友好,他一上任,就亲自给使馆打来电话,希望派政府军来保护全体工作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使馆党委经过仔细研究后,还是婉言谢绝了将军的好意。他们考虑,如果撤离的话,使馆失去保护,肯定会被洗劫一空,国家财产必将遭到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在枪林弹雨中搬家,纵使有政府军的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和全馆人员下定决心保护使馆,誓与使馆共存亡。
这时,又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大家面前。这就是叛军有可能占领使馆,并把使馆的工作人员扣作人质,利用我使馆接近政府军的有利地形,对政府军进行要挟。将军在来电话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提防。怎么办?决不能坐等,听任命运的安排,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保卫使馆。于是,党委号召大家,一起动手,将平时积存的米面一袋一袋地筑成工事,把桌椅堆成障碍物,把大门堵塞,把全馆人员分成一、二、三道线,层层设防。
由于断电,其后马达加斯加首都和外界的通讯联络已完全被切断,使馆和国内也失去了联系。战争之夜显得那样漫长,那样危险,那样不可捉摸。但是,在党委的领导下,使馆全体人员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他们咬紧牙关,在一片漆黑中互相鼓励,用生命捍卫着使馆的安全,捍卫着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显示出我驻外使馆工作人员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果敢的意志品质。
第三天,2月14日,经过激烈的交锋,叛军终于寡不敌众而投降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走出了地下室。这个时候天空一片晴朗,阳光普照大地。但是,可以看到远处仍有硝烟,一些建筑物还在燃烧。使馆全体人员在异国他乡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给使馆发来电报,慰问并表彰使馆全体同志。在慰问电中有八字大字:临危不惧,坚守岗位。大家听到传达后,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从这句话中,他们感受到了祖国母亲最大的爱抚和奖赏!
(责编 兴柱)
1957年7月的一天。中国外交部信使队的赵梁、吕志清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慧星式飞机到中东地区出差,第一个目的地是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第二天,他们换乘飞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不料,当飞机飞过沙特阿拉伯上空时,一场意外发生了。机舱前的红灯突然亮了起来,广播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他对乘客们说,飞机的一个引擎出了毛病,必须到附近的机场紧急降落,希望大家不要惊慌,不会有安全问题。
赵梁听后,忙往外一看,发现右侧的两个引擎当中,有一个果然已经停止转动。飞机只能用其余的三个好的引擎飞行,同时,机翼两头的副邮箱正往外喷洒着汽油。
看来,继续飞行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尽快降落。这可怎么办呢?由于飞机的故障而紧急降落,对于乘客来说,本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外交信使来说,却完全不同。外交信使随身携带的是重要的文件。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许多国家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有一些甚至持敌对态度。如果飞机降落在这样一个国家,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紧急磋商,二人做了分工。由赵梁负责和机长交涉,老吕则看管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
“机长先生,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信使。我想知道你要降落的机场在什么地方?”
“是宰赫兰,”机长回答说:“这是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但民用机场也可以停留。”
机长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赵梁的问话,赵听了以后却吃了一惊。机舱里的空气也顿时紧张起来。中国当时不仅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由于美国奉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等多种原因,两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作为敌对一方的信使携带重要文件,出现在它的军事基地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赵梁立即对机长说:“中国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我们外交文件的安全,我强烈要求你让飞机返回卡拉奇。”
机长听后,仍然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对不起,先生。飞机的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飞那么长的距离。我们只能在宰赫兰降落,没有其他选择了。”
赵梁心里明白,飞机返回卡拉奇已确实不可能了。于是,他马上提出:“既然如此,我要求荷兰航空公司负责我们的人身安全和文件安全。荷兰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我们经常乘坐你们公司的飞机旅行,你们公司应当对我们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同时,赵梁提出,要求机长协助与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联系,告知他们的情况。
机长同意了赵梁提出的要求,并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
飞机在沙特阿拉伯的宰赫兰紧急降落之后,其他旅客都已陆续下机,而两位中国信使却端坐不动,因为待在属于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可是,过了一阵子,机长却不得不请他们下机,因为飞机的故障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修好,只能到候机厅去等候。机长同时向他们保证,到候机厅不用办任何手续,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赵梁和老吕只好冒着风险提着文件包走下飞机。在候机厅,他们草拟了一个电报分别发给中国驻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大使馆,一方面说明情况,另一方面,希望使馆接到电报后,能够将他们滞留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处境尽快报告北京,让国内通过外交途径设法保护他们和文件的安全。
机长一开始并不同意发电报。他说,这个航班不能按时抵达的信息已经告诉了开罗方面,没有必要再发电报了。事实上,机长是担心发出带有中国信使内容的电报,反而会引起基地美国军方的注意,惹出麻烦。但是,赵梁认为,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让国内知道他们的情况,设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是当务之急。于是,他坚持请机长发电报。机长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通过飞机上的发报机将电报发出。
在候机厅又紧张地等了几个小时。在这里,每一分钟都是危险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仅面临美国军方的可能威胁,还可能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挑衅。沙特阿拉伯当时同中国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相反却同台湾有所谓的“外交关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护好这批重要的文件,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必须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和困难。
正在这时,机长出现在他们面前,说:“飞机修不好了,必须另换一架,现在正从卡拉奇再调飞机过来,估计要到明日傍晚才能到达。因此,所有的旅客必须过海关入境,到旅馆休息。”
赵梁对机长说:“我们是外交信使,按照《日内瓦公约》享受外交豁免权,不能接受沙特海关的检查。我们可以上旅馆,但你要保证我们的文件包和行李不受检查。否则我们将不去旅馆。”这一番话充分显示出赵梁应对突发事件的高超本领,既坚持了原则,说明不能接受沙特海关的检查;同时,又显示出灵活性,表示如果不接受检查,可以考虑去旅馆。这样,就为争取荷兰机长的帮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过了一会儿,机长再次露面。他领着两位中国信使穿过几间办公室,来到一个通往停机坪的出口,并陪他们登上一辆标有荷兰航空公司标志的面包车。当车开过沙特海关时,可以看到这趟班机的其他旅客正在一个一个地过关,所有的箱子都被打开检查,还要搜身,而赵梁和老吕却在机长的亲自护送下,没有经过海关检查就出了机场,进入了沙特阿拉伯的国土。
当天晚上,他们在旅馆一夜没有合眼。一方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防备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赶紧销毁在飞机上无法处理的机密文件。第二天一早,机长过来告诉赵梁,按照他昨天晚饭后提出的要求,已经安排好让他们搭乘从开罗来的班机返回卡拉奇,一会儿就要派车来接他们。赵梁和老吕赶快做好出发的准备。由于销毁了很多文件,文件包已经空瘪,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灵机一动,找来一些报纸塞了进去,从外表看文件包还是鼓鼓囊囊的,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不久,机长亲自过来接他们去机场,仍然绕过沙特海关,进入了候机厅。当他们登上飞机,顺利抵达卡拉奇后,终于见到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来接站的同志。这个时候,两位信使的内心一下子涌起了见到亲人般的喜悦,绷紧了一天一夜的那根弦也终于松弛了下来。
外交信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在遇到意外情况时,不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要果断地应对遇到的任何困难,不能让国家利益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失。赵梁和老吕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七步成诗”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七步成诗”的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幼子曹植才华横溢,在其兄曹丕的威逼下,只走了七步便吟出一首千古名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外交场合,有时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挑衅。这个时候,要求外交官们也要像当年的曹植那样,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灵活应变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在波澜不惊之间,给予对手强有力的回击,维护祖国的尊严。
1999年11月,外交官程瑞声来到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多是来自有关国家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和驻马来西亚的外国使节。
会议期间,主办者安排了一次联欢晚会,由与会者轮流表演节目。主办者并没有设专门的舞台,于是,表演者便在愉快的气氛中,面向观众自由发挥。这种安排反倒增添了许多乐趣。程瑞声曾经担任中国驻缅甸的大使,他走上前去,唱了一首缅甸歌曲,然后便坐了下来,以轻松的心情欣赏其他代表的表演。
这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一位来自菲律宾国防部的女官员走上来表演。她大约40多岁,身材矮胖,戴着一副眼镜。上来以后,她对大家说:“大家表演了不少好的节目。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她说:“有一天,在菲律宾海上突然刮起了风暴。一艘正在行驶的小船遇到险情,要求船上的旅客将自己的行李抛入海中,以减轻小船的载重,减少风险。这时,一位日本旅客将他所带的几箱日本酒抛入海中;一位英国旅客将他所带的几箱威士忌酒也抛入海中;一位中国旅客将他所带的几箱茶叶抛入海中。”
大家都面带笑容,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位女官员讲的笑话。她看到已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便突然话锋一转,说:“这时候轮到船上的菲律宾旅客抛东西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突然将那位中国旅客举起抛入海中,并说,我们菲律宾的华人实在太多了。”
听到这里,有人竟高兴地鼓起掌来,为她的这一诡怪的笑话叫好。
那天晚上,程瑞声是参加联欢会的唯一中国代表,又是一位前任中国大使。他感到,女官员讲的这段笑话,显然是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但是,她又很狡猾,采用讲笑话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很难对付。这种场合毕竟不是正式的会议,只是一个联欢活动,更不是发表政治性谈话的地方,也不好上去说抗议之类的话。如果硬要去提抗议,效果并不一定好,很可能还会起到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不予以回击,就等于默认了她的这段话,吞咽了这一枚由她抛出的苦果。程大使意识到,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他——这个晚会上唯一中国人的威信,更重要的,是损害了祖国的荣誉。正所谓“外交无小事”,作为一名外交官,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遇到有损祖国荣誉的事情,就绝对不能听之任之,不能保持沉默!
可是,应该怎样予以回击呢?
菲律宾女官员讲完后,巴基斯坦驻马来西亚大使上去表演节目。他朗诵了一首诗,内容是歌颂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样,就为程大使提供了五分钟宝贵的时间,思考如何回击。程大使知道,无论如何,反击一定要在巴基斯坦大使表演后立即开始,否则就会丧失时机。
程大使曾经主管过菲律宾事务所的工作,对菲律宾的情况很熟悉。于是,在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程大使急中生智,来了一个现代版的“七步成诗”,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突破口。他等巴基斯坦大使刚刚表演完,就立即举手,紧接着,不等主持人表态,就大步走上前去,面对听众不紧不慢地说道:“刚才,菲律宾的同事讲了一个笑话。但是她的笑话并没有讲完,我现在替她继续讲下去。”
程大使接着说:“那位被菲律宾旅客举起抛入海中的中国旅客,如果是一个男子,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位菲律宾前总统。如果是一个女子,那么她仍然很可能是一位菲律宾前总统。”
听到这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为程大使机智地以笑话对笑话的方式进行反击而叫好。同时,在座的代表们都很清楚,在菲律宾前总统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出现过有中国血统的人。程大使的回击是有事实根据的。
菲律宾女官员听后,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从此一蹶不振。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她再也没有发言。
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知识渊博、反应机敏的中国外交官面前,这位滋事的菲律宾官员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用生命捍卫使馆安全
1975年2月11日深夜。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的同志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上任的国家元首拉齐曼德拉瓦上校,被国家机械化警察部队暗杀了。政府军和机械化警察部队正在猛烈地交火。塔那那利佛发生了政变。塔那那利佛是一座山城。中国大使馆地处近郊的一个半山坡上,使馆背后是政府军的一个兵营。山坡下,距使馆不足1500米,就是叛军机械化警察部队的大本营。这支部队是由西德、以色列帮助训练的,有一定的战斗力。使馆正好处在中间地带,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政变发生后,双方激烈交战,子弹已经打到使馆大楼内,在墙上穿了不少洞,玻璃门窗也被打碎。使馆院内子弹横飞,呼啸而过,机枪声音震耳欲聋。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危险的局面,是中国使馆全体人员面临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关键时刻,使馆党委立即开会,研究对策,首先命令全馆同志统统撤离宿舍和办公室,集中到大楼的地下室。大家一边撤离,一边暗暗感谢当初大楼的建设者,好像有远见似地建造了一个宽敞的地下藏身之处,否则在飞来横祸之时,还真无处躲藏。紧接着,党委又把全体人员组成若干个小队:救火、救护、保护机要室和电台、侦察情况等。天亮以后,住在使馆外的专家组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他们接到使馆。经过研究,使馆党委认为,街上戒严,子弹横飞,政府机关已经无法办公,在这种情况下,动不如静。于是请他们就地待命,不要慌张,不要随意离开驻地,听从当地领事馆的统一指挥。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保证了专家组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接下来,形势更加恶化。政府军和叛军的交战不断升级。政府军开始动用战斗机,向叛军发起新的进攻。战斗机从我使馆上空俯冲轰炸,枪弹已经穿透了使馆的楼顶。大家都躲避在地下室。由于断电,地下室一片漆黑,只能用手电和烛光照明。幸亏市内电话还通,保持着与外界唯一的联络渠道。看到我使馆处在内外夹击的最危险的地区,一些友好国家的使馆纷纷打来电话,愿意接大家去他们使馆躲藏,但我使馆的同志们都予以婉言谢绝。
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即2月12日,政府方面组成了最高军事领导委员会,代行军政最高职权,负责指挥政府军消灭叛军。委员会由安德里亚马哈佐将军任主席。这位将军对中国很友好,他一上任,就亲自给使馆打来电话,希望派政府军来保护全体工作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使馆党委经过仔细研究后,还是婉言谢绝了将军的好意。他们考虑,如果撤离的话,使馆失去保护,肯定会被洗劫一空,国家财产必将遭到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在枪林弹雨中搬家,纵使有政府军的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和全馆人员下定决心保护使馆,誓与使馆共存亡。
这时,又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大家面前。这就是叛军有可能占领使馆,并把使馆的工作人员扣作人质,利用我使馆接近政府军的有利地形,对政府军进行要挟。将军在来电话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提防。怎么办?决不能坐等,听任命运的安排,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保卫使馆。于是,党委号召大家,一起动手,将平时积存的米面一袋一袋地筑成工事,把桌椅堆成障碍物,把大门堵塞,把全馆人员分成一、二、三道线,层层设防。
由于断电,其后马达加斯加首都和外界的通讯联络已完全被切断,使馆和国内也失去了联系。战争之夜显得那样漫长,那样危险,那样不可捉摸。但是,在党委的领导下,使馆全体人员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他们咬紧牙关,在一片漆黑中互相鼓励,用生命捍卫着使馆的安全,捍卫着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显示出我驻外使馆工作人员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果敢的意志品质。
第三天,2月14日,经过激烈的交锋,叛军终于寡不敌众而投降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走出了地下室。这个时候天空一片晴朗,阳光普照大地。但是,可以看到远处仍有硝烟,一些建筑物还在燃烧。使馆全体人员在异国他乡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给使馆发来电报,慰问并表彰使馆全体同志。在慰问电中有八字大字:临危不惧,坚守岗位。大家听到传达后,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从这句话中,他们感受到了祖国母亲最大的爱抚和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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