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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月至3月，世界名画《蒙娜·丽莎》被从卢浮宫里“借”了出来，先后安排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有近两百万美国人慕名前来参观。名画展出及之前抵达美国的相关安排成为盛大仪式，点燃了一向被欧洲人贬为“文化沙漠”的美国的文化风暴。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对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化资源的开发，并渐渐上升到掌控世界文化话语权的霸权地位。
请注意，美国没有文化部，其联邦政府设立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负责资助艺术家、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但没有任何主管、监管和评价的权力；而各州和地方政府，设有很小规模的艺术事务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对地方的艺术事务处也不行使任何主管权限。为什么一个没有文化部的国家，竟然可以构筑全球文化霸权，并让文化产业保持充沛活力？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以广东为例，看看我们文化建设的情况。
成就惊人，问题也惊人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文化主管部门，财政投向文化建设的经费并不少。中华文化遗产和各地的民俗文化遗产，也都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多元的素材。
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30多年来，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开风气之先，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取得了国人瞩目的成就。曾几何时，粤语一度成为国人争相模仿的语言，电视剧《外来妹》《和平年代》等占据家家户户的电视屏幕，全国影视观众都跟着广东走红的毛宁唱“月落乌啼……涛声依旧”，珠影更是走出了一大批名导演、名演员……这种现象不单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体现，更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广东文化（甚至包括港澳文化在内的岭南文化）的认同。或者说，广东曾经的文化政策、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的文化艺术精英，给了他们创作的沃土，激发了他们的灵感。
但曾经形势一片大好的广东“文化江山”今安在？除了粤菜，那些红极一时的歌曲、电视剧、电影作品和他们的创作人、制作人哪里去了？除了《喜洋洋与灰太郎》，观众如今还能找出几部全国知名的粤产电视剧？
成就惊人，问题也惊人。我们不妨将文化事业分为“群众性文化事业”和“非群众性文化事业”。就前者而言，广东省及下属各市、县都作了较大投入，基本上采取行政区域分化、人均等办法，结果是文化设备占有和文化消费的苦乐不均，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种投入是同质化投入，各级各地的群众性文化事业工作，都在低水平循环着，往往只凑出几个歌舞升平、锣鼓喧天的活动，变异为一种文化政绩；与之同时，它脱离了广东本土各区域的民俗文化元素，跟内地任一省份的民俗文化对接也不明显，成了文化“大杂烩”。
而“非群众性文化事业”，某些时候已变异为封闭性文化，表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事业与相应的文化产业脱节，不能从后者中汲取养分，形式滞后，理念落伍，内容乏味，只能勉强参与上级布置的课题或献礼工程。（耐人寻味的是，在内地，这个特点反而不显著，因为内地许多省份政府财力有限，早就将相关的文化事业单位通过改制甩掉了包袱。）
二是从创作到产出再到传播，全过程“自娱自乐”，相关团体和参与者注重职称、奖项评选及由此决定的政府拨款，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
三是相关组织把控着文化活动、行业评价、兼任主管部门审查专家等一些准行政权，反过来遏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一提到广东的文化产业，人们就会想到传媒产业。广东形成了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等多个传媒军团，建立了一大批在全国鼎鼎有名的传媒品牌。（尤其是南方报业集团，其高质量报道为业界竖立了标杆。）这些传媒集团及其子报、子刊，还有意识地筹建全媒体框架模式。
问题恰恰首先出在这里。除了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其他几个传媒集团都是依托党报+都市报晚报纸媒品牌而依存的，受到过强的地域竞争限制、媒体形态（牌照）限制和内容限制，因之无法遵循市场规律、媒体发展规律、新媒体成长规律成长到位。这样一来，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代表的广东传媒军团，就等于困在了广东，错失领先发展的机遇。更重要的是，纸媒衰亡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以纸媒集团为主的广东传媒军团由于错过转型机遇，很可能也因此失去自救的最后机会。
广东的电影、电视等行业在全国竞争中全面落后，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湖南卫视一骑绝尘，而安徽、东方（上海）、天津、浙江、江苏等地方卫视奋起直追的当下，广东的电视媒体拿得出手的、能够让本地观众在内的受众满意的，大概只有广东话版本的新闻节目了。广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不思进取由来已久，在格调以及题材、炒作手法上紧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但在体制开放性上又远不如香港灵活，简而言之——“空有一双香港脚，却没有一颗香港心”。这种情况下，广东各家电视台在全国有多少竞争力可言？
广东各地很注重推动全民阅读，广州有“南国书香节”，深圳有“读书月”，其他各市也多建立了“读书周”之类的活动，省市领导还频频向公务员、市民推荐好书。但让人尴尬的是，走俏于各类读书月（周）活动的畅销书或口碑上佳的人文类好书，很少有广东出版机构推出的品种。
在代表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创意文化产业方面，公允地说，广东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竞争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与上海、北京、香港等领头羊差距明显。广东各地的创意文化产业从发展战略和政策思路，到具体的产业园模式，都陷入业态雷同的困境，表面上欣欣向荣，实则有名无实，造成地区间各自发展、园区全面开花、恶性竞争、低效运营、资源浪费的格局。近期广州搬迁“红专厂”园区，引发业界和民间激烈争议，许多人在批评粗暴逼迁的同时，也指出“红专厂”模式含金量不足且严重泛滥。
在互联网产业领域，广东虽然涌现出以腾讯、网易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但整体上仍实力不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开发能力、核心竞争力亟须提升。更危险的是，腾讯、网易等“广东产”互联网领军企业，近年来将内容中心、财务中心、运营中心陆续搬离广东。以网易为例，2012年，广东省人大代表、网易CEO丁磊在广东“两会”小组讨论发言中表示，网易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都有分公司，其中在广州得到的扶持力度（税收、土地、公租房）是最小的，丁磊甚至说，公司在广州已经发展15年了，感觉进步很小。2009年，网易将其内容中心从广州迁往北京。2012年，网易游戏频道从北京迁往杭州办公，而不是网易游戏事业部所在的广州。 原本也是热热闹闹的广东文化行业，仔细一瞧，却是“远近高低各不同”、“草色遥看近却无”——思想解放大省、经济大省、改革开放先行地，何以在文化上“江山不保”？值得人们（尤其广东人）反思。
大把花钱易，精细花钱难
广东各地的公共文化投入差异明显，但相似的问题在于，公共文化服务脱离居民实际需要。省市追求建造高标准的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这些场馆设施亲民性不足，更像是文化政绩工程。而对社区、村社特别是城中村区域，以及一些城市的“新城”，公共文化设施的投放和布局就更显薄弱。广东“不差钱”，但怎么花钱却大有学问：大把花钱易，精细花钱难——我们的文化事业恰恰需要“精细花钱”。
公共文化建设还表现为严重的文化割裂。一方面，政府文化投入重视“精英文化”、忽视大众文化需求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畸形消费和发展；群众性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影响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政府文化建设贪大求洋，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振兴保护，尚未形成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政策性保护与产业化发展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和模式，传统文化面临弱化说得重一点甚至是逐步消亡的局面。
上述问题，实则都可归结为广东现有公共文化政策运行实践的错位，首先是公共文化资金与相应需求错位。广东公共文化资金在本土民俗保护、基层文化设施、独特的地域或民族文化遗存等保护方面，主要是按部门、按项目分配，做不到科学投放。
需要指出的是，广东公共文化资金特别是抢救性、扶持性资金的权宜性和应急性特征明显。这有悖于需要长期、持续推进的文化保护。公共文化资金支出重点，随着领导人注意力和兴趣的变化而改变，会造成保护和促进效果的不可持续。
要改革文化政策，就必须分析现有政策思路存在的误区——
误区之一，将文化管理等同于工业管理，采用了一套类似打包化评估的方法。这就让市县地方格外注重数字化政绩，而不去顾及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不愿在民俗保护和公共文化设施建造等耗时较长、短期成效不显著的领域投入较多资源。
误区之二，显性评估及相应的政策、资金投入，成了政府推动创意产业等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法。广东各地竞相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展文化博览会，设立文化企业，等等。究其原因，这些举措在短时间内效果相对明显，可以通过园区数量、企业数量、从业人员、产值等加以体现。
深圳一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曾把文化产业列为四大产业之一，但存在着市场与政府职能不清的情形，把市场的事当成政府的事来办。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适当扶持不可少，但介入过多、过深甚至包办就不可取了。如每年举办的文博会，作为政府支持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一些政策、做法似带有政绩工程的痕迹，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大芬油画村改造及相关事件就值得引起注意和讨论。
近期出现的广州“红专厂”拆迁等类似事件，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和注脚。表面看，“红专厂”们的创造能力、生产能力、经营能力、发展能力的不足是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其中反映出的政策随意化、规划短期化、文化园区地产化、能力与期望差异等问题和矛盾，凸显了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既有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问题、政府政策的时效性问题，也有文化经营者包括企业的营销和发展问题，还有“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社会消费能力问题。
误区之三，用开发旅游的思路应对广东本土民俗文化的衰落，结果却陷入保护失序的困境。
广东各地的民俗文化遇到传承问题，有政府投入不足、某些文化机构履职不作为、境外文化侵蚀、市场化等各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传统民俗所依托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今社会已不复存在。通过旅游开发来保护民俗文化，固然能取得部分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民俗文化项目都能转化为吸引游客的项目，许多民俗文化遗产一经开发就遭到严重破坏，还出现了旅游开发加速民俗文化及相关生产生活方式湮灭速度的现象。保护民俗文化的责任，只能由政府承担。部分民俗文化项目、民俗文化遗产开发旅游业，应以复制样本投放，而将原本纳入严格保护。
回过头来看美国。美国政府在文化中的作用，基本上是间接发挥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只承担资助艺术家、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等职责。但美国政府、政界对文化仍拥有很强的引导和塑造影响力。肯尼迪就任总统时，邀请了大批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参加就职仪式，这成了一项传统，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强化了美国公众对文化艺术特别是高雅艺术、严肃文学的认知。而以NEA为代表的部门发放的资助虽然有限，却会对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向慈善组织、企业家募款形成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著的《论美国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版）就指出，一个可以替代政府来支撑人文艺术传统香火不绝的大众社会，与文化艺术和社会（特别是校园和社区）的深度融合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美国强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书中谈到，有别于欧洲以及其他大洲，在美国，文化艺术扎根于大学，全美4182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700所美术馆或专业画廊，300个独立的大学电台，超过2300个演艺中心。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和舞蹈演出都是专业水准的，各高校还在招生竞争中打文化艺术牌。与此同时，美国部分研究型大学还发展出全球最高品质的艺术课程，而非像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只注重理工学科和专业课程的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到好莱坞发展，自然会带动电影产品的创意水准和艺术质量，这才是美国文化霸权很难被其他国家取代的原因。
美国文化体制中有强大的“市场”支持因素。在美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可以享受到与慈善基金会一样的优惠待遇，而非公立的博物馆、乐团、芭蕾舞团、剧院、图书馆也被承认具有公益性而获税费减免等待遇（尽管这些组织仍可以开展部分营利活动）。由此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创造了可观产值，吸纳了数百万就业人口；二是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因这种软实力并非政府“打造”，让法国等其他有意阻拦其作用发挥的国家很难对之正面遏制。
要走出去，就必须改变“讷于言”
最后谈谈广东文化的特质。
广东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独具品格，在近代历史尤其是广东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得到增强和提升。不过，在全球化浪潮和开放的世界里，“敏于行、讷于言”的广东传统文化特质逐渐显露出某些不足甚至缺陷。举例说，广东民间，包括广州以及粤东、粤西多个地市的民间，都较好地传承了传统文化。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旧时过年习俗、祭祖习俗，在广东仍会年年再现。问题在于，广东人在这方面的传承，只注重做，不善于传播甚至不会传播。记得老书记汪洋同志2010年与网友对话时曾笑谈：“广东不是文化沙漠……广东人优点是务实，缺点是太务实。”看来，这位喝过几年“珠江水”的安徽人真把“老广”的特质给摸透了。
在开展新时期广东精神的讨论和确定活动中，以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广东精神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在深入的探讨中形成了“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要让“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深入人心，就必须改变“讷于言”，既要敢说，更要会说。敢说、会说不是瞎忽悠，而是在了解传播规律、掌握传播技巧的前提下，更好地开展地方形象营销，更好地将文化建设进行总结、宣传和推广。在这方面，广东应向湖南长沙、四川成都、香港、美国纽约、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取经。取经之外，不能忘了开辟道路：广东需要先把传播岭南文化、振兴岭南文化的各种渠道——影视、出版、报刊、网络——疏通打理一番，看看它们“堵”在哪里、“通”在哪里。开辟道路之外，也不能忘了反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之所以出现文化辉煌期，是否与那时的文化政策、文化环境有关？广东能否借鉴自身曾有的文化发展好经验？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请注意，美国没有文化部，其联邦政府设立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负责资助艺术家、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但没有任何主管、监管和评价的权力；而各州和地方政府，设有很小规模的艺术事务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对地方的艺术事务处也不行使任何主管权限。为什么一个没有文化部的国家，竟然可以构筑全球文化霸权，并让文化产业保持充沛活力？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以广东为例，看看我们文化建设的情况。
成就惊人，问题也惊人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文化主管部门，财政投向文化建设的经费并不少。中华文化遗产和各地的民俗文化遗产，也都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多元的素材。
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30多年来，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开风气之先，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取得了国人瞩目的成就。曾几何时，粤语一度成为国人争相模仿的语言，电视剧《外来妹》《和平年代》等占据家家户户的电视屏幕，全国影视观众都跟着广东走红的毛宁唱“月落乌啼……涛声依旧”，珠影更是走出了一大批名导演、名演员……这种现象不单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体现，更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广东文化（甚至包括港澳文化在内的岭南文化）的认同。或者说，广东曾经的文化政策、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的文化艺术精英，给了他们创作的沃土，激发了他们的灵感。
但曾经形势一片大好的广东“文化江山”今安在？除了粤菜，那些红极一时的歌曲、电视剧、电影作品和他们的创作人、制作人哪里去了？除了《喜洋洋与灰太郎》，观众如今还能找出几部全国知名的粤产电视剧？
成就惊人，问题也惊人。我们不妨将文化事业分为“群众性文化事业”和“非群众性文化事业”。就前者而言，广东省及下属各市、县都作了较大投入，基本上采取行政区域分化、人均等办法，结果是文化设备占有和文化消费的苦乐不均，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种投入是同质化投入，各级各地的群众性文化事业工作，都在低水平循环着，往往只凑出几个歌舞升平、锣鼓喧天的活动，变异为一种文化政绩；与之同时，它脱离了广东本土各区域的民俗文化元素，跟内地任一省份的民俗文化对接也不明显，成了文化“大杂烩”。
而“非群众性文化事业”，某些时候已变异为封闭性文化，表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事业与相应的文化产业脱节，不能从后者中汲取养分，形式滞后，理念落伍，内容乏味，只能勉强参与上级布置的课题或献礼工程。（耐人寻味的是，在内地，这个特点反而不显著，因为内地许多省份政府财力有限，早就将相关的文化事业单位通过改制甩掉了包袱。）
二是从创作到产出再到传播，全过程“自娱自乐”，相关团体和参与者注重职称、奖项评选及由此决定的政府拨款，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
三是相关组织把控着文化活动、行业评价、兼任主管部门审查专家等一些准行政权，反过来遏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一提到广东的文化产业，人们就会想到传媒产业。广东形成了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等多个传媒军团，建立了一大批在全国鼎鼎有名的传媒品牌。（尤其是南方报业集团，其高质量报道为业界竖立了标杆。）这些传媒集团及其子报、子刊，还有意识地筹建全媒体框架模式。
问题恰恰首先出在这里。除了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其他几个传媒集团都是依托党报+都市报晚报纸媒品牌而依存的，受到过强的地域竞争限制、媒体形态（牌照）限制和内容限制，因之无法遵循市场规律、媒体发展规律、新媒体成长规律成长到位。这样一来，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代表的广东传媒军团，就等于困在了广东，错失领先发展的机遇。更重要的是，纸媒衰亡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以纸媒集团为主的广东传媒军团由于错过转型机遇，很可能也因此失去自救的最后机会。
广东的电影、电视等行业在全国竞争中全面落后，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湖南卫视一骑绝尘，而安徽、东方（上海）、天津、浙江、江苏等地方卫视奋起直追的当下，广东的电视媒体拿得出手的、能够让本地观众在内的受众满意的，大概只有广东话版本的新闻节目了。广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不思进取由来已久，在格调以及题材、炒作手法上紧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但在体制开放性上又远不如香港灵活，简而言之——“空有一双香港脚，却没有一颗香港心”。这种情况下，广东各家电视台在全国有多少竞争力可言？
广东各地很注重推动全民阅读，广州有“南国书香节”，深圳有“读书月”，其他各市也多建立了“读书周”之类的活动，省市领导还频频向公务员、市民推荐好书。但让人尴尬的是，走俏于各类读书月（周）活动的畅销书或口碑上佳的人文类好书，很少有广东出版机构推出的品种。
在代表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创意文化产业方面，公允地说，广东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竞争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与上海、北京、香港等领头羊差距明显。广东各地的创意文化产业从发展战略和政策思路，到具体的产业园模式，都陷入业态雷同的困境，表面上欣欣向荣，实则有名无实，造成地区间各自发展、园区全面开花、恶性竞争、低效运营、资源浪费的格局。近期广州搬迁“红专厂”园区，引发业界和民间激烈争议，许多人在批评粗暴逼迁的同时，也指出“红专厂”模式含金量不足且严重泛滥。
在互联网产业领域，广东虽然涌现出以腾讯、网易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但整体上仍实力不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开发能力、核心竞争力亟须提升。更危险的是，腾讯、网易等“广东产”互联网领军企业，近年来将内容中心、财务中心、运营中心陆续搬离广东。以网易为例，2012年，广东省人大代表、网易CEO丁磊在广东“两会”小组讨论发言中表示，网易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都有分公司，其中在广州得到的扶持力度（税收、土地、公租房）是最小的，丁磊甚至说，公司在广州已经发展15年了，感觉进步很小。2009年，网易将其内容中心从广州迁往北京。2012年，网易游戏频道从北京迁往杭州办公，而不是网易游戏事业部所在的广州。 原本也是热热闹闹的广东文化行业，仔细一瞧，却是“远近高低各不同”、“草色遥看近却无”——思想解放大省、经济大省、改革开放先行地，何以在文化上“江山不保”？值得人们（尤其广东人）反思。
大把花钱易，精细花钱难
广东各地的公共文化投入差异明显，但相似的问题在于，公共文化服务脱离居民实际需要。省市追求建造高标准的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这些场馆设施亲民性不足，更像是文化政绩工程。而对社区、村社特别是城中村区域，以及一些城市的“新城”，公共文化设施的投放和布局就更显薄弱。广东“不差钱”，但怎么花钱却大有学问：大把花钱易，精细花钱难——我们的文化事业恰恰需要“精细花钱”。
公共文化建设还表现为严重的文化割裂。一方面，政府文化投入重视“精英文化”、忽视大众文化需求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畸形消费和发展；群众性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影响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政府文化建设贪大求洋，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振兴保护，尚未形成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政策性保护与产业化发展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和模式，传统文化面临弱化说得重一点甚至是逐步消亡的局面。
上述问题，实则都可归结为广东现有公共文化政策运行实践的错位，首先是公共文化资金与相应需求错位。广东公共文化资金在本土民俗保护、基层文化设施、独特的地域或民族文化遗存等保护方面，主要是按部门、按项目分配，做不到科学投放。
需要指出的是，广东公共文化资金特别是抢救性、扶持性资金的权宜性和应急性特征明显。这有悖于需要长期、持续推进的文化保护。公共文化资金支出重点，随着领导人注意力和兴趣的变化而改变，会造成保护和促进效果的不可持续。
要改革文化政策，就必须分析现有政策思路存在的误区——
误区之一，将文化管理等同于工业管理，采用了一套类似打包化评估的方法。这就让市县地方格外注重数字化政绩，而不去顾及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不愿在民俗保护和公共文化设施建造等耗时较长、短期成效不显著的领域投入较多资源。
误区之二，显性评估及相应的政策、资金投入，成了政府推动创意产业等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法。广东各地竞相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展文化博览会，设立文化企业，等等。究其原因，这些举措在短时间内效果相对明显，可以通过园区数量、企业数量、从业人员、产值等加以体现。
深圳一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曾把文化产业列为四大产业之一，但存在着市场与政府职能不清的情形，把市场的事当成政府的事来办。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适当扶持不可少，但介入过多、过深甚至包办就不可取了。如每年举办的文博会，作为政府支持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一些政策、做法似带有政绩工程的痕迹，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大芬油画村改造及相关事件就值得引起注意和讨论。
近期出现的广州“红专厂”拆迁等类似事件，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和注脚。表面看，“红专厂”们的创造能力、生产能力、经营能力、发展能力的不足是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其中反映出的政策随意化、规划短期化、文化园区地产化、能力与期望差异等问题和矛盾，凸显了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既有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问题、政府政策的时效性问题，也有文化经营者包括企业的营销和发展问题，还有“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社会消费能力问题。
误区之三，用开发旅游的思路应对广东本土民俗文化的衰落，结果却陷入保护失序的困境。
广东各地的民俗文化遇到传承问题，有政府投入不足、某些文化机构履职不作为、境外文化侵蚀、市场化等各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传统民俗所依托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今社会已不复存在。通过旅游开发来保护民俗文化，固然能取得部分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民俗文化项目都能转化为吸引游客的项目，许多民俗文化遗产一经开发就遭到严重破坏，还出现了旅游开发加速民俗文化及相关生产生活方式湮灭速度的现象。保护民俗文化的责任，只能由政府承担。部分民俗文化项目、民俗文化遗产开发旅游业，应以复制样本投放，而将原本纳入严格保护。
回过头来看美国。美国政府在文化中的作用，基本上是间接发挥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只承担资助艺术家、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等职责。但美国政府、政界对文化仍拥有很强的引导和塑造影响力。肯尼迪就任总统时，邀请了大批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参加就职仪式，这成了一项传统，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强化了美国公众对文化艺术特别是高雅艺术、严肃文学的认知。而以NEA为代表的部门发放的资助虽然有限，却会对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向慈善组织、企业家募款形成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著的《论美国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版）就指出，一个可以替代政府来支撑人文艺术传统香火不绝的大众社会，与文化艺术和社会（特别是校园和社区）的深度融合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美国强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书中谈到，有别于欧洲以及其他大洲，在美国，文化艺术扎根于大学，全美4182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700所美术馆或专业画廊，300个独立的大学电台，超过2300个演艺中心。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和舞蹈演出都是专业水准的，各高校还在招生竞争中打文化艺术牌。与此同时，美国部分研究型大学还发展出全球最高品质的艺术课程，而非像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只注重理工学科和专业课程的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到好莱坞发展，自然会带动电影产品的创意水准和艺术质量，这才是美国文化霸权很难被其他国家取代的原因。
美国文化体制中有强大的“市场”支持因素。在美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可以享受到与慈善基金会一样的优惠待遇，而非公立的博物馆、乐团、芭蕾舞团、剧院、图书馆也被承认具有公益性而获税费减免等待遇（尽管这些组织仍可以开展部分营利活动）。由此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创造了可观产值，吸纳了数百万就业人口；二是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因这种软实力并非政府“打造”，让法国等其他有意阻拦其作用发挥的国家很难对之正面遏制。
要走出去，就必须改变“讷于言”
最后谈谈广东文化的特质。
广东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独具品格，在近代历史尤其是广东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得到增强和提升。不过，在全球化浪潮和开放的世界里，“敏于行、讷于言”的广东传统文化特质逐渐显露出某些不足甚至缺陷。举例说，广东民间，包括广州以及粤东、粤西多个地市的民间，都较好地传承了传统文化。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旧时过年习俗、祭祖习俗，在广东仍会年年再现。问题在于，广东人在这方面的传承，只注重做，不善于传播甚至不会传播。记得老书记汪洋同志2010年与网友对话时曾笑谈：“广东不是文化沙漠……广东人优点是务实，缺点是太务实。”看来，这位喝过几年“珠江水”的安徽人真把“老广”的特质给摸透了。
在开展新时期广东精神的讨论和确定活动中，以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广东精神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在深入的探讨中形成了“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要让“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深入人心，就必须改变“讷于言”，既要敢说，更要会说。敢说、会说不是瞎忽悠，而是在了解传播规律、掌握传播技巧的前提下，更好地开展地方形象营销，更好地将文化建设进行总结、宣传和推广。在这方面，广东应向湖南长沙、四川成都、香港、美国纽约、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取经。取经之外，不能忘了开辟道路：广东需要先把传播岭南文化、振兴岭南文化的各种渠道——影视、出版、报刊、网络——疏通打理一番，看看它们“堵”在哪里、“通”在哪里。开辟道路之外，也不能忘了反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之所以出现文化辉煌期，是否与那时的文化政策、文化环境有关？广东能否借鉴自身曾有的文化发展好经验？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