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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这几年国内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然而，各种论说在不质疑这一命题的前提下，反复执著于对审美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讨论，尽管也有人指出其命题的不成立，却也难以述清其理。如果将其放入西方文化的理论背景与其生成的特定语境中，或许可以看出这一命题的常识性错误。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 文化媒介人 审美符号化 感觉审美观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及其形成的具体语境
1、“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及其文化背景
“日常生活审美化”(又译“日常生活审美呈现”)作为西方消费文化催生的产物，这一议题的讨论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美学界。是由迈克·费瑟斯通提出的。1988年费瑟斯通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讲演，并将此讲演稿作为《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_一书的相关章节。同时，包括博德里亚、詹姆逊在内的诸多理论家都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也指出，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中国学术界对此议题的广泛关注始自于2000年。是年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议题，由此引发学术界广泛争议，并成为近年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消费社会催生的一种新现象，日常生活审美化论题在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并不乏对该现象的深入解读与理论分析，然就其命题自身的提法及其指向的特定文化语境言说不明。
这一现象的兴起，正是发生在西方社会的七、八十年代。当时西方文化从现代主义转入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大众文化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异军突起：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正逢资本主义后工业时期大众文化工业与娱乐文化市场盛行之际。艺术的革命与大胆尝试，恰好成为大众文化补充自身文化资源库空缺的外来给养，它丰富并更新着大众文化时尚车轮不断翻新的要求。雅俗距离消失：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难以辨别，艺术符号、色彩、形式等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消费品，大到居室、广场，小至汤勺、杯托等都被精美的设计和绚丽的色彩、图案、纹饰装饰。这加速了艺术进人日常生活的步伐。尤其是文化工业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将众多的艺术形式或直接将艺术品吸纳进来，赋予商品以艺术的附加值。对于日常生活主体的大众来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似乎生活被赋予了更多的艺术色彩及其艺术民主化的审美普世感。在文化产品的媒介化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下，形成了当代社会独特的审美化的文化景观。
2、文化工业所倡导的“感觉审美观”与文化媒介人的参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注重感官的“感觉审美观”。它不需要太多理智的参与，也无需静心凝视的审美心境，它是一种易知易感的常识化感官美学。英国学者R·w·费夫尔认为“常识确实有一种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关注事物的外表，因为事物的外表也引发感觉。当涉及到人的时候，就特别有可能对其做常识性的判断，说其漂亮还是不漂亮。常识不仅审美，同样也审丑。”这也就表现为娱乐文化中审美与审丑具有等效的功能，即最终是对感觉的欣赏和对感官刺激的需要。日常生活审美符号的泛化与视觉化、身体化，感官化，正是科技发展与商品生产的表现，这是用“感知”、“感觉”文化的“感觉审美观”取代了“观念文化”和“理想艺术”的“情感美学观”。因为科技的能力与日商生活用品的生产，使得艺术的东西越来越多地被技艺应用于大众文化用品的符号生产过程中，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对感觉的重视取代了对艺术世界中人的内心深处情感的珍视。
然而，当代社会这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的出现，除了当时社会文化工业的兴起和文化传媒业的勃兴之外。连接着机器与产品的文化媒介人功不可没。“现代符号生产能力最强的是都市新型文化人。他们善于制造各种新奇的符号商品——图像、声音、数码等。他们的文化消费就是文化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能够在各种文化符号之间进行生产性转换。比如“泡吧”消费就能够生产出酒吧小说，旅游休闲就能够生产出旅游小说或者民俗图片。……都市新型文化人作为文化符号商品生产工场的工人，他们和投资者和管理者一起操纵着符号消费市场……他们巧妙地将意义，从真理价值和人文价值领域，移植到了符号的经济学逻辑或者说利润逻辑之中。”正是这些文化媒介人的加入及其推波助澜之势，加速了艺术符号流入市场的速度，拉近了文化工业、文化符号与民众之间的连接。因此，在整个文化工业的娱乐消费中，“娱乐加速取代了艺术，成为我们主要的、活的文化产品——而且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产品。”
二、流行文化的整合作用与符号消费
1、流行文化的整合作用
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化倾向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反艺术的变革创新，使各类艺术的存在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短暂、过度和偶然”(波德莱尔)特性。然而，“更有趣的是，当新逐渐被体制所吸纳，成为一种艺术的时尚而具有商品性质时，新的崇拜便成为反对自身的冲动”正如鲍曼所说，“无论先锋派艺术如何激进和偏激，都会很快衰落，因为市场收容和销售这些激进作品的能力在迅速提高。一切带有反抗性的新艺术都将被市场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在文化领域，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已经取消了雅与俗的差距与界限。流行文化消除了雅与俗的不同文化品味，它们以科技的制作方式、流水线式的生产以及商品化的包装与现代传媒的宣传等种种手段和方式培养着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致性。这种流行文化以艺术、文化的符号为标签，承载着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幌子来完成自身的利益获取。流行文化的内在动机以获取利润为驱动原则，以实现资本增殖为目的，通过对大众艺术、文化、精神方面的虚假需求的外在满足，整合了人们的个性及审美品味。“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极具技术r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作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对符号的审美消费或对艺术符号的消费美学，这里的“审美”、“美学”是取其工业审美设计、形式的功能化、符号的感官消费之义。
而这一现象，无疑证明了流行文化自身惊人的同化力量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把艺术作为“文化资本”的强大吸纳能力和整合策略。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论述公共空间中的当代艺术时所说：“永远不能低估语境(市场)的同化力量：稍稍有点离轨的作品，也会被直接整合进审美化能功能性活动中：它们展示的某些新异性，更多地被看成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补充。”就拿“后现代主义通俗文化理论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之一”的时装业来说(史 蒂文·康纳)。时装业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亚文化风格进行整理、简化，有时甚至多样化，以供市场的需要(例子之一是在时装展中亮相的稳重形式的庞克)，在刺激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吸收亚文化猎物中的能量。”为此，朱丽亚·恩伯利无不沮丧地说道：“尽管反时装在揭露主导和压抑的时装话语或‘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可能取得零星的、间断的威功，但是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倾向通过对其过程的必然在创造，有效地抵消和分解它的潜能。”就此来看，流行文化将艺术形式作为商品的符码，增加了商品的符号价值，也就消融了艺术的社会对抗性角色，而成为一种与社会流行时尚同步的同质性文化，即艺术反映着市场的走向和价值观念并且吹捧消费时尚的新理念。
2、“失序狂欢”中的秩序与审美符号消费
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诞生，正逢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工业与娱乐文化市场盛行之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颠覆运动与大众文化的制作策略竟也表现出颇具迷惑性的相似之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多元化吸纳、非个性化表达、反艺术的新奇、消解传统的自由、反规训的；中动、形式化的狂欢等，与大众文化的多元拼贴、伪个性表达(个性方式的非个性流行)、视觉的新奇、欲望的自由、渴望冲破传统的冲动、调侃权威的狂欢等特征，正是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和可以融合的可能性使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革新与大胆尝试，恰好成为大众文化补充自身文化资源库空缺的外来给养，它丰富并更新着大众文化时尚车轮的不断翻新的要求。所有曾经意味着革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实验，在消费社会的技术仿像与批量复制过程中，沦为僵死而又绚烂的时尚符号，而它内在的生命与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符号变成了失去意义和深度的“死尸”或“排泄物”，充斥于后工业社会的精神荒原之上。文化工业把消费对象朝向所有的人群，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与普及化购买中，似乎成为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人”。尤其是大众文化也将消费对象指向了叛逆的一代青年，借用现代艺术与反叛事件中的特定符号或是被符号化，使其众多的艺术实践行为与革新尝试都最终沦为商品的附加值，把这些新奇的、叛逆的符号拼贴成为“文化衫”进行批量的兜售，继而从中牟取暴利。这样既安慰了叛逆的一代青年的激情与骚动，又使他们在叛逆符号的消费与幻想天堂巡游之后，然重新回到现实时去却徒留下精神的空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将占生活总体消费的大部分投入作为我们情感消费的投资，抛撒于日间快乐的欢乐场。在假日胜地、广场、交易会、超市、游乐园、购物中心、酒吧、歌舞厅等场合，这些都成为人们放松的特定空间。他们尽情的玩、尽情的放松，这是一个文明秩序统治下的“秩序失序”的场所。它们散发出特有的诱惑，身体、眼睛、耳朵、情感等都在非控制状态下经历了“放纵”的体验和自娱的快乐，流汗的发泄与恣意扭动的身体宣泄，实现了片刻的自由放纵和越界的刺激。然而，破坏的冲动与颠覆的欲望在“失序”状态下，重新回归从前的平静，涌动的波浪重新退回河谷，消失的“堤岸”又复现于眼前。其结果就是，“符号变成了失去意义和深度的‘死去的意义之代码’，复制把同样的信息无限度地广泛蔓延。影像符号在当代条件下无穷增长和扩张，……复制取代生产，意义被符号和代码的增值所取代，同一的无穷复制取消了意义的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空虚的，无根的后现代世界。”艺术自身的反思性与批判立场，在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恣意宣泄和纵情狂欢中被彻底地消解了。艺术的使命沦落为商业化的审美符号游戏与仿真复制中，审美的东西向审美符号化的消费转化，艺术迎来了它不可抗拒的衰败与死亡。
三、真实消失之后，世界性审美疲劳时代的到来
是审美疲劳，还是审美匮乏?在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时代，琳琅满目的商品，飘飞闪耀的广告，诱人且具有鼓动性的广告词，媒体的全天候宣传，使人们陷入商品的购买与消费的狂潮之中，对虚假需求的疯狂追求，遮蔽了个体真正的需求，也导致物质的满足与精神的需求严重脱节。技术引领的大工业时代，个体成了被流行文化与娱乐消费牵引着的被动承受者，一切被这些虚假的需求所掩盖。完成着大众文化抚慰民众和资本增值的目的。我们的需求看似在公园、电视、电影、超市、市场、旅行社等场所得到满足了。但是这些活动带给我们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微弱，而精神领域的空虚、压抑、无聊感却越来越强。疯狂的购买和消费可能暂时以生理上的消费快感，视觉上的刺激等转移了对心灵空寂的注视，但却无法消除更大的孤独与虚无感。
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缺失的或渴望的都被以商品的形式向民众兜售，这些丧失了意义的符号形象，尽管它曾是活物的象征。而且，这些商品形象即物象符号往往冠以审美的名义进行审美符号的情感消费。事实上，“透过大众传播我们已经看到，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墙报、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消失和漫画版自我复活。家庭在解体吗?那么人们便歌颂家庭。孩子们再也不是孩子了?那么人们便将童年神圣化。老人们很孤独、被遗弃?人们就一致对老年人表示同情。还有更为明显的是：身体功能越是衰退，越是受到城市、职业、官僚等控制和束缚系统的围困，人们就越是对身体进行赞美。”至此，我们将迎来或者已经迎来了一个世界性的审美疲劳时代的到来(博德里亚)，“通过消费，最后我们只是来到了一个充满了普遍化、总体化竞争的社会中，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切层面：经济、知识、欲望、身体、符号和冲动”。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 文化媒介人 审美符号化 感觉审美观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及其形成的具体语境
1、“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及其文化背景
“日常生活审美化”(又译“日常生活审美呈现”)作为西方消费文化催生的产物，这一议题的讨论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美学界。是由迈克·费瑟斯通提出的。1988年费瑟斯通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讲演，并将此讲演稿作为《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_一书的相关章节。同时，包括博德里亚、詹姆逊在内的诸多理论家都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也指出，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中国学术界对此议题的广泛关注始自于2000年。是年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议题，由此引发学术界广泛争议，并成为近年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消费社会催生的一种新现象，日常生活审美化论题在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并不乏对该现象的深入解读与理论分析，然就其命题自身的提法及其指向的特定文化语境言说不明。
这一现象的兴起，正是发生在西方社会的七、八十年代。当时西方文化从现代主义转入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大众文化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异军突起：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正逢资本主义后工业时期大众文化工业与娱乐文化市场盛行之际。艺术的革命与大胆尝试，恰好成为大众文化补充自身文化资源库空缺的外来给养，它丰富并更新着大众文化时尚车轮不断翻新的要求。雅俗距离消失：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难以辨别，艺术符号、色彩、形式等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消费品，大到居室、广场，小至汤勺、杯托等都被精美的设计和绚丽的色彩、图案、纹饰装饰。这加速了艺术进人日常生活的步伐。尤其是文化工业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将众多的艺术形式或直接将艺术品吸纳进来，赋予商品以艺术的附加值。对于日常生活主体的大众来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似乎生活被赋予了更多的艺术色彩及其艺术民主化的审美普世感。在文化产品的媒介化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下，形成了当代社会独特的审美化的文化景观。
2、文化工业所倡导的“感觉审美观”与文化媒介人的参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注重感官的“感觉审美观”。它不需要太多理智的参与，也无需静心凝视的审美心境，它是一种易知易感的常识化感官美学。英国学者R·w·费夫尔认为“常识确实有一种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关注事物的外表，因为事物的外表也引发感觉。当涉及到人的时候，就特别有可能对其做常识性的判断，说其漂亮还是不漂亮。常识不仅审美，同样也审丑。”这也就表现为娱乐文化中审美与审丑具有等效的功能，即最终是对感觉的欣赏和对感官刺激的需要。日常生活审美符号的泛化与视觉化、身体化，感官化，正是科技发展与商品生产的表现，这是用“感知”、“感觉”文化的“感觉审美观”取代了“观念文化”和“理想艺术”的“情感美学观”。因为科技的能力与日商生活用品的生产，使得艺术的东西越来越多地被技艺应用于大众文化用品的符号生产过程中，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对感觉的重视取代了对艺术世界中人的内心深处情感的珍视。
然而，当代社会这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的出现，除了当时社会文化工业的兴起和文化传媒业的勃兴之外。连接着机器与产品的文化媒介人功不可没。“现代符号生产能力最强的是都市新型文化人。他们善于制造各种新奇的符号商品——图像、声音、数码等。他们的文化消费就是文化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能够在各种文化符号之间进行生产性转换。比如“泡吧”消费就能够生产出酒吧小说，旅游休闲就能够生产出旅游小说或者民俗图片。……都市新型文化人作为文化符号商品生产工场的工人，他们和投资者和管理者一起操纵着符号消费市场……他们巧妙地将意义，从真理价值和人文价值领域，移植到了符号的经济学逻辑或者说利润逻辑之中。”正是这些文化媒介人的加入及其推波助澜之势，加速了艺术符号流入市场的速度，拉近了文化工业、文化符号与民众之间的连接。因此，在整个文化工业的娱乐消费中，“娱乐加速取代了艺术，成为我们主要的、活的文化产品——而且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产品。”
二、流行文化的整合作用与符号消费
1、流行文化的整合作用
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化倾向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反艺术的变革创新，使各类艺术的存在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短暂、过度和偶然”(波德莱尔)特性。然而，“更有趣的是，当新逐渐被体制所吸纳，成为一种艺术的时尚而具有商品性质时，新的崇拜便成为反对自身的冲动”正如鲍曼所说，“无论先锋派艺术如何激进和偏激，都会很快衰落，因为市场收容和销售这些激进作品的能力在迅速提高。一切带有反抗性的新艺术都将被市场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在文化领域，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已经取消了雅与俗的差距与界限。流行文化消除了雅与俗的不同文化品味，它们以科技的制作方式、流水线式的生产以及商品化的包装与现代传媒的宣传等种种手段和方式培养着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致性。这种流行文化以艺术、文化的符号为标签，承载着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幌子来完成自身的利益获取。流行文化的内在动机以获取利润为驱动原则，以实现资本增殖为目的，通过对大众艺术、文化、精神方面的虚假需求的外在满足，整合了人们的个性及审美品味。“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极具技术r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作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对符号的审美消费或对艺术符号的消费美学，这里的“审美”、“美学”是取其工业审美设计、形式的功能化、符号的感官消费之义。
而这一现象，无疑证明了流行文化自身惊人的同化力量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把艺术作为“文化资本”的强大吸纳能力和整合策略。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论述公共空间中的当代艺术时所说：“永远不能低估语境(市场)的同化力量：稍稍有点离轨的作品，也会被直接整合进审美化能功能性活动中：它们展示的某些新异性，更多地被看成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补充。”就拿“后现代主义通俗文化理论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之一”的时装业来说(史 蒂文·康纳)。时装业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亚文化风格进行整理、简化，有时甚至多样化，以供市场的需要(例子之一是在时装展中亮相的稳重形式的庞克)，在刺激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吸收亚文化猎物中的能量。”为此，朱丽亚·恩伯利无不沮丧地说道：“尽管反时装在揭露主导和压抑的时装话语或‘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可能取得零星的、间断的威功，但是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倾向通过对其过程的必然在创造，有效地抵消和分解它的潜能。”就此来看，流行文化将艺术形式作为商品的符码，增加了商品的符号价值，也就消融了艺术的社会对抗性角色，而成为一种与社会流行时尚同步的同质性文化，即艺术反映着市场的走向和价值观念并且吹捧消费时尚的新理念。
2、“失序狂欢”中的秩序与审美符号消费
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诞生，正逢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工业与娱乐文化市场盛行之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颠覆运动与大众文化的制作策略竟也表现出颇具迷惑性的相似之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多元化吸纳、非个性化表达、反艺术的新奇、消解传统的自由、反规训的；中动、形式化的狂欢等，与大众文化的多元拼贴、伪个性表达(个性方式的非个性流行)、视觉的新奇、欲望的自由、渴望冲破传统的冲动、调侃权威的狂欢等特征，正是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和可以融合的可能性使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革新与大胆尝试，恰好成为大众文化补充自身文化资源库空缺的外来给养，它丰富并更新着大众文化时尚车轮的不断翻新的要求。所有曾经意味着革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实验，在消费社会的技术仿像与批量复制过程中，沦为僵死而又绚烂的时尚符号，而它内在的生命与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符号变成了失去意义和深度的“死尸”或“排泄物”，充斥于后工业社会的精神荒原之上。文化工业把消费对象朝向所有的人群，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与普及化购买中，似乎成为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人”。尤其是大众文化也将消费对象指向了叛逆的一代青年，借用现代艺术与反叛事件中的特定符号或是被符号化，使其众多的艺术实践行为与革新尝试都最终沦为商品的附加值，把这些新奇的、叛逆的符号拼贴成为“文化衫”进行批量的兜售，继而从中牟取暴利。这样既安慰了叛逆的一代青年的激情与骚动，又使他们在叛逆符号的消费与幻想天堂巡游之后，然重新回到现实时去却徒留下精神的空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将占生活总体消费的大部分投入作为我们情感消费的投资，抛撒于日间快乐的欢乐场。在假日胜地、广场、交易会、超市、游乐园、购物中心、酒吧、歌舞厅等场合，这些都成为人们放松的特定空间。他们尽情的玩、尽情的放松，这是一个文明秩序统治下的“秩序失序”的场所。它们散发出特有的诱惑，身体、眼睛、耳朵、情感等都在非控制状态下经历了“放纵”的体验和自娱的快乐，流汗的发泄与恣意扭动的身体宣泄，实现了片刻的自由放纵和越界的刺激。然而，破坏的冲动与颠覆的欲望在“失序”状态下，重新回归从前的平静，涌动的波浪重新退回河谷，消失的“堤岸”又复现于眼前。其结果就是，“符号变成了失去意义和深度的‘死去的意义之代码’，复制把同样的信息无限度地广泛蔓延。影像符号在当代条件下无穷增长和扩张，……复制取代生产，意义被符号和代码的增值所取代，同一的无穷复制取消了意义的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空虚的，无根的后现代世界。”艺术自身的反思性与批判立场，在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恣意宣泄和纵情狂欢中被彻底地消解了。艺术的使命沦落为商业化的审美符号游戏与仿真复制中，审美的东西向审美符号化的消费转化，艺术迎来了它不可抗拒的衰败与死亡。
三、真实消失之后，世界性审美疲劳时代的到来
是审美疲劳，还是审美匮乏?在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时代，琳琅满目的商品，飘飞闪耀的广告，诱人且具有鼓动性的广告词，媒体的全天候宣传，使人们陷入商品的购买与消费的狂潮之中，对虚假需求的疯狂追求，遮蔽了个体真正的需求，也导致物质的满足与精神的需求严重脱节。技术引领的大工业时代，个体成了被流行文化与娱乐消费牵引着的被动承受者，一切被这些虚假的需求所掩盖。完成着大众文化抚慰民众和资本增值的目的。我们的需求看似在公园、电视、电影、超市、市场、旅行社等场所得到满足了。但是这些活动带给我们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微弱，而精神领域的空虚、压抑、无聊感却越来越强。疯狂的购买和消费可能暂时以生理上的消费快感，视觉上的刺激等转移了对心灵空寂的注视，但却无法消除更大的孤独与虚无感。
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缺失的或渴望的都被以商品的形式向民众兜售，这些丧失了意义的符号形象，尽管它曾是活物的象征。而且，这些商品形象即物象符号往往冠以审美的名义进行审美符号的情感消费。事实上，“透过大众传播我们已经看到，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墙报、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消失和漫画版自我复活。家庭在解体吗?那么人们便歌颂家庭。孩子们再也不是孩子了?那么人们便将童年神圣化。老人们很孤独、被遗弃?人们就一致对老年人表示同情。还有更为明显的是：身体功能越是衰退，越是受到城市、职业、官僚等控制和束缚系统的围困，人们就越是对身体进行赞美。”至此，我们将迎来或者已经迎来了一个世界性的审美疲劳时代的到来(博德里亚)，“通过消费，最后我们只是来到了一个充满了普遍化、总体化竞争的社会中，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切层面：经济、知识、欲望、身体、符号和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