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持经济一定速度增长的角度看，中国仍需要通过城市化增加城市劳动力供应。因为经济增长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劳动力供应和生产力的提高。
　　根据多年来的劳动就业人口统计数据判断，虽然中国15至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都已经下降，但这却未必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实际上我国近年来城镇劳动力自身每年仍有接近１%的增长，加上农村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城镇劳动力供应每年增长约3%。
　　不过，最近几年农村就业人口的下降速度在放缓，说明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停滞迹象。
　　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农村政策的变化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部分工业向内陆转移，农民工异地务工的动力减弱。另一方面，在城市里生活的各种有形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在将农民工向外推，甚至可能在局部出现了倒流现象。
　　根据官方统计，中国农村劳动人口共4亿，其中约1.5亿进入城市务工，另有1亿多在乡镇企业，还有大约1.76亿在农村务农。
　　但实际上，在已经转移到城镇的1.5亿农民工中，与家人一起进城的仅有3000多万人，其他1.25亿都是孤身一人在城市务工。
　　这些人对应的家庭人口保守估计也有2亿，考虑到这部分人当中有一些是在老家务农和照顾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实际上可以继续转移的“壮劳力”已经不多。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想继续推动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就需要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让独自在城市里务工的农民工将其家属带入城市，尤其是需要接受教育的子女和需要赡养的老人。
　　在少子化的现状下，这些家属进城之后，至少孩子的母亲当中有不少人会转化成可以补充的劳动力。
　　因此，户籍制度所附带着的社会保障体系缺陷，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因素，也使得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巩固。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户籍障碍和与此相关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资源不开放，大多数农民工游离于二元经济结构之外。
　　让农民工进城，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的是，如果能够减少或降低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的门槛，则其中部分家属可以成为额外的城市劳动力，意味着劳动力供应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消费增加，拉动内需，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角度看，中国目前仍可以通过退休年龄调整，尤其是将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拉平，增加劳动力供应，而这也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劳动力供应问题仅仅是推进城市化的一个层面。
　　总体而言，政府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尊重经济规律，因为城市化如果由政府主导，未必有利于资源要素流向最有效的部门。比如从经济学的常识而言，过度提高最低工资并不利于要素的有效分配，不少经济体也不设最低工资。
　　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变成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追求在大部分省区仍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这样的做法应该调整，因为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很难放弃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投资拉动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从经济学常识上来说，政府的“有形之手”所能发挥出的效能，往往不及市场可以发挥并且也应该发挥出的作用，温州大量中小企业借贷无门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本刊驻新加坡记者陈济朋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