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
　　
　　让·保罗·戈地（John Paul Getty）曾经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00块钱，那是你出了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亿，则是银行出了问题。”在中国，这位石油大亨的格言又得到了进一步演绎：中国的某些银行家认为，银行的钱属于他们自己。
　　欺诈和挪用公款的规模之巨令人咋舌，中国一家分行的银行职员竟卷走了全市人的存款。而到目前为止，打击这类犯罪的努力仅限于揭示腐败的程度，并未有效地从体制与制度上阻止其发生。持续的大范围的腐败仿佛一个刺眼的提示，预示中国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在2007年1月以后全面放开银行业市场，迎接来自国际的挑战。
　　打击金融腐败仅仅是银行业改革的开始，其它挑战还包括：克服来自地方政府对改革的抵制、解决巨额的呆坏帐以及用市场化的规则和手段逐渐取代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干预。
　　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银监会因整顿中国银行业而受到好评。新的资本充足率得以制定，呆坏帐逐渐减少，两大银行调整资本金，改组管理层，走上了股份制改造的道路。此外，还聘请了外籍顾问，建立起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一些迹象表明，老资格的银行家们正在对银监会的领导做出反应。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用来清除历史遗留问题，有人谴责，这样的体制可能会在未来制造新的麻烦。
　　正如乔·斯塔德威尔昨天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所述，官方宣称已将呆坏帐削减到14％以下，这完全依赖于伪造账目。此外，新的借贷质量政策是随着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而变化的。在某些银行，存款的增长只要下降几个点，就会出现支付危机。如此一来银行就急需紧急融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可能产生道德危机。另一种选择是尽量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到足以防止呆坏帐将银行拖垮——这就是所谓的“用无休止的呆坏帐拉动的经济增长”。
　　能否通过对借贷政策的改革，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打破现有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改革的关键。仅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规定是不够的，要根本改变中国银行业的现状，还需要外国银行家所称的“一场集团的文化革命”。
　　任务是艰巨的：中国最大的几家银行雇员总数多达几十万。这些雇员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培训，对于地方政府支持某些特别项目的压力远比总行办公室的条文更加敏感。一些经济体的转型都是通过金融危机才实现了改革，然而中国政府却强调，为保持银行业的稳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决不允许使用休克疗法。因为银行业是中国政府唯一的货币控制工具和巨额储蓄的储藏室。
　　一些中国官员希望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生产力、提高借款人的收益和信用度，从而解决问题。但是，不断增涨的能源价格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已将企业的利润极大压缩，而这本身就是银行过度借贷所酿成的苦果。
　　通过外国银行来拯救中国的银行体制则是另一希望所在。已有几家外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中拥有了股份。但与两个大银行保持战略伙伴关系的时间表已比原计划推迟了，因为其中一家，即建行发生了丑闻。这件事将把建行部分私有化的时间表推迟到明年。
　　中国政府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到底指什么并不清楚。他们一直拒绝外资银行拥有银行的管理权，并无限期地保证中资银行拥有绝对的控股权。
　　所有这些使得急于在中国市场开放前分一杯羹的国际银行家们进退两难。后退一步，对手会先拔头筹；仓促冒进，又可能身陷泥沼。他们此时应该做的是让中国政府交底，并与之讨价还价。中国政府总是热切地期望和诱使外资银行付出高额的代价，以在那些并不受欢迎的、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银行获得些小股份，即便如此，能否自行管理还不能确定。银行业改革的结果喜忧参半，计划中的私有化进程又被笼罩上了阴影。
　　中国的银行若不能尽快加以整顿，则会面临2007年后被外资银行抢走商机的风险。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应当是按地区拆分大银行，将其控股权出让给外资投标银行，同时保证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管理。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样做可能太过激了。但是在政府的呵护下，不可能创造出现代化的银行体制。想二者共存，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