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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只有平等的制度安排，才能产生新的制度红利，为市场经济开辟新的道路，带来新的、更大的奇迹。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我国基尼系数逐步回落，从2009年的0.490、2010年的0.481、2011年的0.477，逐年回落到2012年的0.474。
即使基尼系数逐年回落，但我国过去十年间基尼系数的最低值0.474，依然远超0.4的国际警戒水平以及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收入的悬殊成为我国社会当前的突出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愈来愈浓的呼声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急迫性。
“为什么我们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远？中国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什么在稀释着我们的幸福？一连串问号的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关键词：公平。”《公平中国》作者、经济学家王福重说，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增长，不是环境恶化，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公平！
在书中，王福重论述了当前最重要的14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高考、大学、养老、医疗、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税、公共预算、央企、外汇储备、计划生育。这些所有问题都指向一个准绳：公平。
“30多年来，我们在没有给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条件下，已经走了很久，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奇迹，已经接近极限。在人口红利、改革的制度红利都趋于消失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在这种不正常条件下还能创造奇迹。只有平等的制度安排，才能产生新的制度红利，为市场经济开辟新的道路，带来新的、更大的奇迹。”王福重说。
《支点》：在您的新书《公平中国》里，涉及到14个话题，包括收入分配、住房、医疗、教育、税收等等，在这么多话题中为何选择“公平”作为书名，为什么把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于公平？
王福重：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存在人们机会不均等、不公平的缺陷。分析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改革，即革除不公平的制度。
《支点》：提到“公平”一词，我们往往联想到“效率”二字，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情形下，您如何看到公平与效率？
王福重：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最好的经济模式。市场本身，当它正常运转时，是能达到效率状态的。但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是基于一系列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强调的是效率优先，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到今天，如果不建立起平等的制度，市场将会被继续扭曲，会妨碍效率。最近几年，这种弊端已经显现，并打击了人们的积极性。所以，中国到了以公平促进增长和效率的阶段，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和发展。
《支点》：您曾经说，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要的不是普遍的提高工资、增加收入，不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是“国民收入的倍公平计划”，要达到这个“倍公平”，您认为该怎样做？
王福重：表面上把每个人的工资立即翻一番，有何意义吗？“倍增计划”实际上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实际上都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是不能增加人们实际收入的，收入应该由市场决定，把市场搞好就行了。
“倍公平”的意思是，我们在基本的制度安排上，存在诸多明显的不公平。如对非公有企业的准入限制、国企和央企的强势垄断、金融资源的垄断、户籍制度，这些都是应该做出改变的。虽然最近30年，也有若干技术性改进，但有些问题还需要迫切的改革，最典型的是高考的分省录取制度。
《支点》：您提到过，我们“不存在消费拉动经济的问题，只存在放开投资的问题，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结构问题。”您认为中国如何调结构才能消除分化，如何调整投资才能达到公平？
王福重：人们追求的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消费上，追求的是效用的极大化，只要有钱，谁不愿意花呢？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拉动消费，而是投资问题，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对稳定的，经济的好坏，主要是由投资决定。
在投资上，对非公企业的投资限制应该采取宽松的制度，只要放开民间投资，不需要再制定什么36条或者72条细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支点》：国有经济特别是央企，承担着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的重任。前段，财政部门正在会同国资委等部门研究制定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提取比例，对于治理央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我们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王福重：央企的首要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公共利益。国企如果赚了钱，就该全部上缴财政，用于公共福利，如果亏了，财政也可以补贴。前提是央企不能搞垄断，不能自己赚钱自己花，央企没有权利支配其利润。过去强调它是相对独立的所有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它不该有独立性。在本质上，央企不是企业。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央企限制在最最必要的领域，不与民争利。
《支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追求真实的没有水分的增长。您认为当前该如何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
王福重：我个人理解的水分，是没有促进社会福利提高的增长，比如过剩的产能，增加了GDP，但没有增加社会福利，而且扭曲了资源配置。挤掉水分，关键是减少过多宏观调控，减少政府和国企投资，把增长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
《支点》：您最近看哪些方面的书？能否为读者推荐几本？
王福重：胡乱看得比较多，推荐三本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吧。
1、《思考：快与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大部头力作，告诉人们如何正确思考问题，尤其是避免直觉错误。
2、《文明》，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新作。解释了西方文明何以在过去的几百年占优，这种趋势会不会在21世纪有所改变，东方文明是不是有机会？
3、《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作者是我的朋友郎咸平教授，这本书可以让你认识一个和你头脑里不一样的马克思。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我国基尼系数逐步回落，从2009年的0.490、2010年的0.481、2011年的0.477，逐年回落到2012年的0.474。
即使基尼系数逐年回落，但我国过去十年间基尼系数的最低值0.474，依然远超0.4的国际警戒水平以及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收入的悬殊成为我国社会当前的突出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愈来愈浓的呼声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急迫性。
“为什么我们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远？中国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什么在稀释着我们的幸福？一连串问号的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关键词：公平。”《公平中国》作者、经济学家王福重说，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增长，不是环境恶化，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公平！
在书中，王福重论述了当前最重要的14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高考、大学、养老、医疗、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税、公共预算、央企、外汇储备、计划生育。这些所有问题都指向一个准绳：公平。
“30多年来，我们在没有给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条件下，已经走了很久，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奇迹，已经接近极限。在人口红利、改革的制度红利都趋于消失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在这种不正常条件下还能创造奇迹。只有平等的制度安排，才能产生新的制度红利，为市场经济开辟新的道路，带来新的、更大的奇迹。”王福重说。
《支点》：在您的新书《公平中国》里，涉及到14个话题，包括收入分配、住房、医疗、教育、税收等等，在这么多话题中为何选择“公平”作为书名，为什么把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于公平？
王福重：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存在人们机会不均等、不公平的缺陷。分析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改革，即革除不公平的制度。
《支点》：提到“公平”一词，我们往往联想到“效率”二字，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情形下，您如何看到公平与效率？
王福重：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最好的经济模式。市场本身，当它正常运转时，是能达到效率状态的。但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是基于一系列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强调的是效率优先，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到今天，如果不建立起平等的制度，市场将会被继续扭曲，会妨碍效率。最近几年，这种弊端已经显现，并打击了人们的积极性。所以，中国到了以公平促进增长和效率的阶段，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和发展。
《支点》：您曾经说，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要的不是普遍的提高工资、增加收入，不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是“国民收入的倍公平计划”，要达到这个“倍公平”，您认为该怎样做？
王福重：表面上把每个人的工资立即翻一番，有何意义吗？“倍增计划”实际上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实际上都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是不能增加人们实际收入的，收入应该由市场决定，把市场搞好就行了。
“倍公平”的意思是，我们在基本的制度安排上，存在诸多明显的不公平。如对非公有企业的准入限制、国企和央企的强势垄断、金融资源的垄断、户籍制度，这些都是应该做出改变的。虽然最近30年，也有若干技术性改进，但有些问题还需要迫切的改革，最典型的是高考的分省录取制度。
《支点》：您提到过，我们“不存在消费拉动经济的问题，只存在放开投资的问题，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结构问题。”您认为中国如何调结构才能消除分化，如何调整投资才能达到公平？
王福重：人们追求的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消费上，追求的是效用的极大化，只要有钱，谁不愿意花呢？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拉动消费，而是投资问题，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对稳定的，经济的好坏，主要是由投资决定。
在投资上，对非公企业的投资限制应该采取宽松的制度，只要放开民间投资，不需要再制定什么36条或者72条细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支点》：国有经济特别是央企，承担着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的重任。前段，财政部门正在会同国资委等部门研究制定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提取比例，对于治理央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我们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王福重：央企的首要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公共利益。国企如果赚了钱，就该全部上缴财政，用于公共福利，如果亏了，财政也可以补贴。前提是央企不能搞垄断，不能自己赚钱自己花，央企没有权利支配其利润。过去强调它是相对独立的所有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它不该有独立性。在本质上，央企不是企业。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央企限制在最最必要的领域，不与民争利。
《支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追求真实的没有水分的增长。您认为当前该如何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
王福重：我个人理解的水分，是没有促进社会福利提高的增长，比如过剩的产能，增加了GDP，但没有增加社会福利，而且扭曲了资源配置。挤掉水分，关键是减少过多宏观调控，减少政府和国企投资，把增长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
《支点》：您最近看哪些方面的书？能否为读者推荐几本？
王福重：胡乱看得比较多，推荐三本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吧。
1、《思考：快与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大部头力作，告诉人们如何正确思考问题，尤其是避免直觉错误。
2、《文明》，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新作。解释了西方文明何以在过去的几百年占优，这种趋势会不会在21世纪有所改变，东方文明是不是有机会？
3、《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作者是我的朋友郎咸平教授，这本书可以让你认识一个和你头脑里不一样的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