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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我作为清华大学“知行海外”瑞比荷实践支队的一员，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进行了一场名为“中国农村的创造力”的小演讲。我因曾前往多个农村实践调研、又加入清华研支团于青海省支教服务了一年，到底更是出于自己“好为人师”的秉性作祟，也是带着清华海外宣讲的任务，觉得该把中国农村的故事讲一讲，展现一个真实立体的、而非一直以来“脆弱”视角下的农村。为什么以“创造力”去形容农村？即便是那时与我同行的队友们也问我这个问题。我总结思考了一下，大概因为农民具有朴素的生存智慧，使得農村也具有一种野生的活力;而这些东西，总是要走到基层、走到一线、走到最真实的生活里去才能够看到的。
前几日恰好看到这样一段话深以为然：高等教育并非让人去适应真正的生活，而是在告诉你在最好的条件下这个世界可以成什么样（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was not to prepare you for life， but to show you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in the best possible circumstances.）。在校这些年尤其本科期间，作为清华学生其实多少带着些“光环”，而旁人也乐于继续增添一层“滤镜”，大家便也成就了自己一种英雄情结，一种理想主义，但是到底这种超级英雄有没有踩在地上，知不知道自己在守护着什么样的大地、什么样的未来？
几年前我去往贵州一个村庄调研关于农村人情往来如何影响村民生活的项目。村庄坐落在一片深山中，从镇里过去，十八弯的山路开了近两小时。对接的工作人员热情满满，吃住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是因为太偏僻，绝大多数时候手机都处于几乎无信号状态。生活条件不过是主观印象的刺激，调研进行第一天发现的更是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抱着聚焦文化的态度前来，但村民真正关心的是经济、是收入。而当年的“学生气”带来的致命伤是，接下来的调研里仍然奔着一个目标主题前行，并没有再做内容调整;不是说文化问题不重要，只是我们做出来并不会对目标人群造成影响、带来改善。至今我对那段经历的印象，不过只剩赤条条的太阳，山上大片的烟叶，每日跨几座小桥、越几道矮山才到达的村民住所;现在回想它的确给我留下了好些深刻印象，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去了解“精准扶贫”落实到最基层的单位里，是呈现什么样的真实内涵。学生需要与更多认识世界的方式相妥协，而一个国家更需要与各式各样的误解和刻板印象相辩解。
十九大以来国家鼓励大众“讲好中国故事”，可是青年人现在能讲出的大多不是所谓的“故事”，是现象、是表征，因而让故事缺少了必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自己什么都没发现，别人也什么都难回味。有故事不代表会讲故事，二者之间还有重要的“写故事”一环作为联结，需要青年人走到最一线的社会中去，去了解故事发生的土壤、去记录完整的故事，甚至是去揣着知识与社会责任感创造自己的故事。
这也是清华自1981年至今三四十年间倡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初衷。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新时期需要青年人具备更强的全球胜任力，学生脚步也越踏越远，搭上国际化的快车，向海外讲出清华学子所探寻到的精彩中国。
这一次在荷兰，我向听众举了关于农村文化与教育的两个小例子。一个是清华建筑系一位博士生所做的、关于河北易县后山奶奶庙的研究，从所谓“奶奶庙”的故事中发现民间文化随个体生存需要而不断生长;一个是一名荷兰男孩和一名北京女孩在云南德宏创办的“榕树根之家”，通过在景颇族村镇里建造一个公共空间，利用本地资源给孩子们创造最大程度地保护他们本真个性与野生活力的教育模式，演化成为当地留守儿童的职业教育“预备学校”。年初宣讲的地点瓦赫宁根大学，本就以农学闻名，农村话题能容易让他们引起情感的共鸣，找到中外农村文化都有别于传统主流文化的特别之处，找到因材施教的教育在自己身上或正或负的投射;在此基础上，更吸引人的故事更要找到价值的共鸣，找到牵绊每个个体的共同价值观。
清华曾开展多届公共演讲比赛，让学生站在校内食堂前、主道边，向大众发表公共议题的观点看法;近年来策划了更多中外青年的对话，更通过海外宣讲的形式，将自由对话、聚焦主题和具有知识背景的平等交流搬到了国际舞台上，在文化知识输出中让当代世界青年感受联系世界命运的价值共鸣，更加充分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结。
两年前看《无问西东》，在家乡的电影院里、伴着陌生的人群、看着荧幕上艰苦卓绝的前辈们，忍不住想跟着片尾曲唱起校歌;前几日校庆之时，我们在大礼堂前用吉他弹唱校歌，好些校友唱着便哽咽。清华的环境教人负起责任，研支团经历教我用教给别人的方式去深入学习，实践经历教我把理想与知识落地，教我回溯和记录知识的土壤和因果，教我把故事分享讲述出去。中国大地上发生着太多故事，艰辛的、奋斗的、历史的、新时期的;个体故事汇集成为国家的洪流，展现着一整个时代的面貌，但很多故事无法进行自我讲述，所以我们才写下故事、讲好故事、讲别人能听得进去的故事。
责任编辑：方丹敏
前几日恰好看到这样一段话深以为然：高等教育并非让人去适应真正的生活，而是在告诉你在最好的条件下这个世界可以成什么样（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was not to prepare you for life， but to show you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in the best possible circumstances.）。在校这些年尤其本科期间，作为清华学生其实多少带着些“光环”，而旁人也乐于继续增添一层“滤镜”，大家便也成就了自己一种英雄情结，一种理想主义，但是到底这种超级英雄有没有踩在地上，知不知道自己在守护着什么样的大地、什么样的未来？
几年前我去往贵州一个村庄调研关于农村人情往来如何影响村民生活的项目。村庄坐落在一片深山中，从镇里过去，十八弯的山路开了近两小时。对接的工作人员热情满满，吃住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是因为太偏僻，绝大多数时候手机都处于几乎无信号状态。生活条件不过是主观印象的刺激，调研进行第一天发现的更是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抱着聚焦文化的态度前来，但村民真正关心的是经济、是收入。而当年的“学生气”带来的致命伤是，接下来的调研里仍然奔着一个目标主题前行，并没有再做内容调整;不是说文化问题不重要，只是我们做出来并不会对目标人群造成影响、带来改善。至今我对那段经历的印象，不过只剩赤条条的太阳，山上大片的烟叶，每日跨几座小桥、越几道矮山才到达的村民住所;现在回想它的确给我留下了好些深刻印象，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去了解“精准扶贫”落实到最基层的单位里，是呈现什么样的真实内涵。学生需要与更多认识世界的方式相妥协，而一个国家更需要与各式各样的误解和刻板印象相辩解。
十九大以来国家鼓励大众“讲好中国故事”，可是青年人现在能讲出的大多不是所谓的“故事”，是现象、是表征，因而让故事缺少了必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自己什么都没发现，别人也什么都难回味。有故事不代表会讲故事，二者之间还有重要的“写故事”一环作为联结，需要青年人走到最一线的社会中去，去了解故事发生的土壤、去记录完整的故事，甚至是去揣着知识与社会责任感创造自己的故事。
这也是清华自1981年至今三四十年间倡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初衷。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新时期需要青年人具备更强的全球胜任力，学生脚步也越踏越远，搭上国际化的快车，向海外讲出清华学子所探寻到的精彩中国。
这一次在荷兰，我向听众举了关于农村文化与教育的两个小例子。一个是清华建筑系一位博士生所做的、关于河北易县后山奶奶庙的研究，从所谓“奶奶庙”的故事中发现民间文化随个体生存需要而不断生长;一个是一名荷兰男孩和一名北京女孩在云南德宏创办的“榕树根之家”，通过在景颇族村镇里建造一个公共空间，利用本地资源给孩子们创造最大程度地保护他们本真个性与野生活力的教育模式，演化成为当地留守儿童的职业教育“预备学校”。年初宣讲的地点瓦赫宁根大学，本就以农学闻名，农村话题能容易让他们引起情感的共鸣，找到中外农村文化都有别于传统主流文化的特别之处，找到因材施教的教育在自己身上或正或负的投射;在此基础上，更吸引人的故事更要找到价值的共鸣，找到牵绊每个个体的共同价值观。
清华曾开展多届公共演讲比赛，让学生站在校内食堂前、主道边，向大众发表公共议题的观点看法;近年来策划了更多中外青年的对话，更通过海外宣讲的形式，将自由对话、聚焦主题和具有知识背景的平等交流搬到了国际舞台上，在文化知识输出中让当代世界青年感受联系世界命运的价值共鸣，更加充分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结。
两年前看《无问西东》，在家乡的电影院里、伴着陌生的人群、看着荧幕上艰苦卓绝的前辈们，忍不住想跟着片尾曲唱起校歌;前几日校庆之时，我们在大礼堂前用吉他弹唱校歌，好些校友唱着便哽咽。清华的环境教人负起责任，研支团经历教我用教给别人的方式去深入学习，实践经历教我把理想与知识落地，教我回溯和记录知识的土壤和因果，教我把故事分享讲述出去。中国大地上发生着太多故事，艰辛的、奋斗的、历史的、新时期的;个体故事汇集成为国家的洪流，展现着一整个时代的面貌，但很多故事无法进行自我讲述，所以我们才写下故事、讲好故事、讲别人能听得进去的故事。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