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黄老之学在汉初六十余年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萧曹与文帝、窦太后等人对治国思路的理解与选择。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黄老之学适应了当时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也迎合了当权的军功受益集团的思想品位、利益取向，同时其兼容并包、清静无为的思想品格也有助于其在诸多理论中脱颖而出。但黄老之学得到统治集团的支持，成为独尊一时的意识形态，却也由此丧失了生命力与创造力。
关键词：黄老；意识形态；无为
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十年 ，沛公刘邦攻破函谷关，子婴迎降于轵道旁，在统一天下不到十六年之后，秦朝溃灭。高祖五年，汉王刘邦大会诸侯，围项羽于垓下，显赫一时的西楚霸王自刎乌江，楚亡汉兴，天下至此粗定。六年，高祖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向群臣提出一个颇具历史意义的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暴秦强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即使出身草莽如刘邦者，也在反思一个帝国的兴亡之变和长治久安之道。早在破秦之初，刘邦把亡秦之因归于“苛法”。当高起、王陵把成败关键归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刺激时，刘邦则自我总结为善用人才。
以暴力推翻了旧政权，新政权却不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出身低微的丰沛统治吉他也必须获得一种简便易行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施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因此，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为汉初统治集团的当务之急。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德?特莱西1796年首先使用，用来称呼对感觉主义者理论基础所作的系统批判和纠正研究，意指一种可能存在的“观念科学”；后来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卡尔?曼海姆等人用该词来指称权力对思想的一种扭曲，带有贬义。通常而言，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活方式，并否定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 汉帝国的意识形态由统治集团加以生产，流行于社会上层，它首先是治国抚民的施政思想，着力于对统治集团的执政模式做出规定与解释。因此，汉初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一部分，与政治格局尤其是权力核心的转移、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一、 黄老无为政治的形成：从曹参到窦太后
汉立国后，高祖忙于剪除异姓诸侯、平定功臣叛乱，内政则由萧何负责。“何谨守管鑰，因民之疾（奉）〔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当时民谣称其“萧何为吏，讲若画一”。 《汉书·刑法志》云：“萧何摽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萧何出身秦吏，职业背景必然影响他的执政思路。同时，萧何对秦任法为治的高压政策所引起的极端后果也了然于胸。为了重建汉帝国的统治秩序，萧何从自己最熟悉的秦制、秦律中检取了大量制度资源，但着眼点仍放在镇抚百姓，修养民生上，其制度建设尽量适应社会条件与群众心理。当然，萧何执政，还谈不上自覺总结施政思路、寻求理论指导，更多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与经验感知。
到了曹参为齐相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治理之术。“尽招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结果诸生“言人人殊”，歧见纷出、未有定论。无所适从的曹参听说胶西有精于黄老之学的盖公，派人重金礼聘而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而言之。”当时天下初定，齐王年少，曹参以功臣辅佐少主，地位特殊而敏感。另外，齐地民俗阔达，早在太公望立国之初，就有“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治传统。在田齐时又有稷下之学，黄老之学乃为一时显学，流风余绪所至，自然形成顺应民俗、清净无为的政治风气。曹参异常尊崇盖公，“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黄老之学作为一种治术，在齐地的试验效果显著。后来曹参代萧何为相，选用厚重长者为从吏，宽厚驭下，以清净无事为要。曹参的政治路线很明确：严格遵循萧何所规划的典章制度，尽量少生事端，竭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文帝本好刑名之学，（而刑名之学在先秦知识系统中往往与黄老之学有深厚渊源，如“申韩之学，其要归本于黄老”）。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趣味左右着统治集团的执政风格，上至景帝，下至诸侯外戚卿相，自然承风希旨，尊崇黄老，如田叔、张释之、汲黯、郑当时等人，为政仍有清净之风。
二、黄老之盛的机缘
汉初六七十年间，执政风格务在宽厚养民，其执政理念的基础，就是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非单单出于统治者的爱好或需要，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风气以及思想学说本身的理论品格有关。
其一，经历了嬴秦暴政与楚汉战争的摧残，汉初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已经崩溃。由于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整个社会极度贫困。汉初极度匮乏的物质基础，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继续沿用纯粹的法家执政模式来治理国家，也没有条件按照儒家的设计去兴礼乐作制度，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利用民间乡规里约来重建社会秩序，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官方活动，也不奢望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以将养民力，尽力恢复生产、集聚财富。
“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秦这种简单而专断的执政思路把全国改造成了监狱，群众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完全没有保障，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时，帝国统治秩序的基础就被蚀空了。在汉初，虽然群众“新免毒爇，人欲长幼养老。”但经历了一个政权被推翻的全过程，群众品尝了暴力所带来的快感之后，往往很难遏止继续使用暴力的冲动。秦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已经丧失殆尽，留给汉的只有群众对新政权的陌生感与不信任，汉初功臣谋反时追随者众就颇能说明问题。脆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敢轻举妄动，对秦律的精神与内容都加以调整。
其二，就汉初的政治格局而言：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起于丰沛，出身下层，形成“布衣君相”之局；军功集团成为汉帝国的统治主体；而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合法性基础有限。沛乃西楚之地，民俗剽轻，按地域文化划分，属于楚文化圈，流行文化为道家之学与巫教传统。秦汉之际，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非常频繁，道家之学对下层社会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自然有所影响，尤其是一种思想学说与民俗相契合时。刘邦父子君臣对黄老之学心存好感，可能受地域文化影响。
“从高祖到文帝末年的近五十年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支配着汉朝政权，其势力乃随时间之推移而逐渐衰退，（大体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渐进方式，即变动首先发生于政权下层，渐次波及于上）军吏和法吏则填补权力真空。” 据李开元先生研究，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以军人为主体，人口大约有500万，占总人口的16．5％－20％。他们拥有爵位、田宅、财产及特权，具有高等社会地位，分享各级统治权力，时汉帝国最坚实的权力基础。这个军功受益阶层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言，“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失，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之。暴力用于建设，只能适得其反，要想成功统治一个庞大帝国，还需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持。这时，适应军人集团思维方式（追求简单有效）的学说就成为一时之选。曹参在齐尊礼盖公，与其出身、职业背景以及思维风格不无关系。除此之外，军功受益阶层散归乡里，成为统一安定最大的受益者，这群既得利益者希望获得对自身利益的保证，“顺民之俗”，“从民之欲”的执政精神也的确保证了他们在各级政府以及基层社会的统治地位。无为而宽厚的政治风气因受到军功受益阶层的支持而大为流行。
刘氏初立，“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彊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衛天子也。”在剪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诸侯，先后有燕、代、齐、赵、荆、吴、梁、楚、淮南九国。这些王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其中最大的齐有七十余城，吴五十余城，楚三十余城，三个王国的封地几近天下之半。而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只有十五郡，这还包括公主、列侯的食邑。中央政府对王国的控制仅限于宗法与官署人事，财力与兵力都不足以抑制诸侯。孝惠、高后时，弱子女主临朝，功臣在内，强藩在外，形势如此，至尊之主从识见到实力都不可能重现秦始皇一人独裁、政出中央的局面。文帝以外藩承袭大统，借功臣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斗争而荣登九五，权力基础并不深厚；景帝疲于应付匈奴侵扰与王国叛乱，自顾尚且不暇。因此，汉初弱势的中央政府，其实力与权威始终有限。就具体的施政方针而论，考虑更多的是维持现有秩序，努力恢复生产。“顺民之欲”，还是为了取得军功受益阶层支持，与功臣集团相安无事。
其三，黄老之学的思想性格也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气氛。所谓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乃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道家流派之一，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有此名。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是一部分热衷于为政之道的道家学者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以老子之学同春秋以来流行的“黄帝之言”结合起来综合改造的结果，但其本质，则是与法家、兵家学说合流。其中心在齐国，代表人物即稷下学宫学者群，如慎到、接子、彭蒙、田骈、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根据司马迁所构建的学术谱系，法家源出道家，战国时道法融合的趋势一直存在，“黄老”“刑名”往往并称，如“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刘向在《新序》中评价“黄老之学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 对其思想性格概括得当，兼顾道法两路。蒙文通先生认为“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博采众家之长，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形成以阴阳刑德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黄老之学以“道”作为自然、政治秩序的终极根据，开出“因循”、“无为”的政治理念；吸收儒法强调君臣名分、尊君卑臣的思想传统；以阴阳学说来论证刑德并用的必要性；择墨家“强本节用”之善而从之。包容百家的黄老之学既能为统治集团提供政权基础的合法性解释，又能以简单易行而切合实际的思路来指导军人集团治国安邦，所以才能成为一时显学。（“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颂之。”吴人阚泽语，出自《法苑珠林》卷六）
结语
黄老之学由诸子学问一跃成为汉初君臣尊显践履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跟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思想被体制化、教条化为意识形态，一方面使得其影响扩散弥漫至社会各处，在一定时期内塑造出接近理想（或形式理想）的社会性格。但另一方面页因为具有了主宰性和排他性，在没有刺激与挑战的环境中，其思维与视野必然日渐狭隘，从而丧失思想活力。作为一种思想，其生命力也就结束了。黄老之学在窦太后时代显赫一时，最终为儒家取代，与其失去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性格与能力有关。当然，社会环境与政治格局的变化，却也并非一个学派或一种思想可以左右。大一统的趋势，或许是不可逆转的。
关键词：黄老；意识形态；无为
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十年 ，沛公刘邦攻破函谷关，子婴迎降于轵道旁，在统一天下不到十六年之后，秦朝溃灭。高祖五年，汉王刘邦大会诸侯，围项羽于垓下，显赫一时的西楚霸王自刎乌江，楚亡汉兴，天下至此粗定。六年，高祖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向群臣提出一个颇具历史意义的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暴秦强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即使出身草莽如刘邦者，也在反思一个帝国的兴亡之变和长治久安之道。早在破秦之初，刘邦把亡秦之因归于“苛法”。当高起、王陵把成败关键归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刺激时，刘邦则自我总结为善用人才。
以暴力推翻了旧政权，新政权却不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出身低微的丰沛统治吉他也必须获得一种简便易行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施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因此，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为汉初统治集团的当务之急。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德?特莱西1796年首先使用，用来称呼对感觉主义者理论基础所作的系统批判和纠正研究，意指一种可能存在的“观念科学”；后来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卡尔?曼海姆等人用该词来指称权力对思想的一种扭曲，带有贬义。通常而言，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活方式，并否定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 汉帝国的意识形态由统治集团加以生产，流行于社会上层，它首先是治国抚民的施政思想，着力于对统治集团的执政模式做出规定与解释。因此，汉初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一部分，与政治格局尤其是权力核心的转移、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一、 黄老无为政治的形成：从曹参到窦太后
汉立国后，高祖忙于剪除异姓诸侯、平定功臣叛乱，内政则由萧何负责。“何谨守管鑰，因民之疾（奉）〔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当时民谣称其“萧何为吏，讲若画一”。 《汉书·刑法志》云：“萧何摽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萧何出身秦吏，职业背景必然影响他的执政思路。同时，萧何对秦任法为治的高压政策所引起的极端后果也了然于胸。为了重建汉帝国的统治秩序，萧何从自己最熟悉的秦制、秦律中检取了大量制度资源，但着眼点仍放在镇抚百姓，修养民生上，其制度建设尽量适应社会条件与群众心理。当然，萧何执政，还谈不上自覺总结施政思路、寻求理论指导，更多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与经验感知。
到了曹参为齐相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治理之术。“尽招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结果诸生“言人人殊”，歧见纷出、未有定论。无所适从的曹参听说胶西有精于黄老之学的盖公，派人重金礼聘而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而言之。”当时天下初定，齐王年少，曹参以功臣辅佐少主，地位特殊而敏感。另外，齐地民俗阔达，早在太公望立国之初，就有“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治传统。在田齐时又有稷下之学，黄老之学乃为一时显学，流风余绪所至，自然形成顺应民俗、清净无为的政治风气。曹参异常尊崇盖公，“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黄老之学作为一种治术，在齐地的试验效果显著。后来曹参代萧何为相，选用厚重长者为从吏，宽厚驭下，以清净无事为要。曹参的政治路线很明确：严格遵循萧何所规划的典章制度，尽量少生事端，竭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文帝本好刑名之学，（而刑名之学在先秦知识系统中往往与黄老之学有深厚渊源，如“申韩之学，其要归本于黄老”）。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趣味左右着统治集团的执政风格，上至景帝，下至诸侯外戚卿相，自然承风希旨，尊崇黄老，如田叔、张释之、汲黯、郑当时等人，为政仍有清净之风。
二、黄老之盛的机缘
汉初六七十年间，执政风格务在宽厚养民，其执政理念的基础，就是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非单单出于统治者的爱好或需要，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风气以及思想学说本身的理论品格有关。
其一，经历了嬴秦暴政与楚汉战争的摧残，汉初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已经崩溃。由于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整个社会极度贫困。汉初极度匮乏的物质基础，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继续沿用纯粹的法家执政模式来治理国家，也没有条件按照儒家的设计去兴礼乐作制度，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利用民间乡规里约来重建社会秩序，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官方活动，也不奢望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以将养民力，尽力恢复生产、集聚财富。
“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秦这种简单而专断的执政思路把全国改造成了监狱，群众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完全没有保障，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时，帝国统治秩序的基础就被蚀空了。在汉初，虽然群众“新免毒爇，人欲长幼养老。”但经历了一个政权被推翻的全过程，群众品尝了暴力所带来的快感之后，往往很难遏止继续使用暴力的冲动。秦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已经丧失殆尽，留给汉的只有群众对新政权的陌生感与不信任，汉初功臣谋反时追随者众就颇能说明问题。脆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敢轻举妄动，对秦律的精神与内容都加以调整。
其二，就汉初的政治格局而言：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起于丰沛，出身下层，形成“布衣君相”之局；军功集团成为汉帝国的统治主体；而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合法性基础有限。沛乃西楚之地，民俗剽轻，按地域文化划分，属于楚文化圈，流行文化为道家之学与巫教传统。秦汉之际，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非常频繁，道家之学对下层社会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自然有所影响，尤其是一种思想学说与民俗相契合时。刘邦父子君臣对黄老之学心存好感，可能受地域文化影响。
“从高祖到文帝末年的近五十年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支配着汉朝政权，其势力乃随时间之推移而逐渐衰退，（大体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渐进方式，即变动首先发生于政权下层，渐次波及于上）军吏和法吏则填补权力真空。” 据李开元先生研究，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以军人为主体，人口大约有500万，占总人口的16．5％－20％。他们拥有爵位、田宅、财产及特权，具有高等社会地位，分享各级统治权力，时汉帝国最坚实的权力基础。这个军功受益阶层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言，“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失，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之。暴力用于建设，只能适得其反，要想成功统治一个庞大帝国，还需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持。这时，适应军人集团思维方式（追求简单有效）的学说就成为一时之选。曹参在齐尊礼盖公，与其出身、职业背景以及思维风格不无关系。除此之外，军功受益阶层散归乡里，成为统一安定最大的受益者，这群既得利益者希望获得对自身利益的保证，“顺民之俗”，“从民之欲”的执政精神也的确保证了他们在各级政府以及基层社会的统治地位。无为而宽厚的政治风气因受到军功受益阶层的支持而大为流行。
刘氏初立，“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彊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衛天子也。”在剪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诸侯，先后有燕、代、齐、赵、荆、吴、梁、楚、淮南九国。这些王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其中最大的齐有七十余城，吴五十余城，楚三十余城，三个王国的封地几近天下之半。而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只有十五郡，这还包括公主、列侯的食邑。中央政府对王国的控制仅限于宗法与官署人事，财力与兵力都不足以抑制诸侯。孝惠、高后时，弱子女主临朝，功臣在内，强藩在外，形势如此，至尊之主从识见到实力都不可能重现秦始皇一人独裁、政出中央的局面。文帝以外藩承袭大统，借功臣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斗争而荣登九五，权力基础并不深厚；景帝疲于应付匈奴侵扰与王国叛乱，自顾尚且不暇。因此，汉初弱势的中央政府，其实力与权威始终有限。就具体的施政方针而论，考虑更多的是维持现有秩序，努力恢复生产。“顺民之欲”，还是为了取得军功受益阶层支持，与功臣集团相安无事。
其三，黄老之学的思想性格也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气氛。所谓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乃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道家流派之一，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有此名。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是一部分热衷于为政之道的道家学者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以老子之学同春秋以来流行的“黄帝之言”结合起来综合改造的结果，但其本质，则是与法家、兵家学说合流。其中心在齐国，代表人物即稷下学宫学者群，如慎到、接子、彭蒙、田骈、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根据司马迁所构建的学术谱系，法家源出道家，战国时道法融合的趋势一直存在，“黄老”“刑名”往往并称，如“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刘向在《新序》中评价“黄老之学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 对其思想性格概括得当，兼顾道法两路。蒙文通先生认为“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博采众家之长，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形成以阴阳刑德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黄老之学以“道”作为自然、政治秩序的终极根据，开出“因循”、“无为”的政治理念；吸收儒法强调君臣名分、尊君卑臣的思想传统；以阴阳学说来论证刑德并用的必要性；择墨家“强本节用”之善而从之。包容百家的黄老之学既能为统治集团提供政权基础的合法性解释，又能以简单易行而切合实际的思路来指导军人集团治国安邦，所以才能成为一时显学。（“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颂之。”吴人阚泽语，出自《法苑珠林》卷六）
结语
黄老之学由诸子学问一跃成为汉初君臣尊显践履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跟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思想被体制化、教条化为意识形态，一方面使得其影响扩散弥漫至社会各处，在一定时期内塑造出接近理想（或形式理想）的社会性格。但另一方面页因为具有了主宰性和排他性，在没有刺激与挑战的环境中，其思维与视野必然日渐狭隘，从而丧失思想活力。作为一种思想，其生命力也就结束了。黄老之学在窦太后时代显赫一时，最终为儒家取代，与其失去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性格与能力有关。当然，社会环境与政治格局的变化，却也并非一个学派或一种思想可以左右。大一统的趋势，或许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