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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死，能有多重要？
巴克尔·奈米尔，这位伊斯兰什叶派教士的死，引发了中东一场“外交选边战”。
2016年1月2日，沙特阿拉伯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以恐怖主义相关罪名，处决了包括奈米尔在内的47名犯人。
当晚至次日凌晨，伊朗示威者报复性地冲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驻马什哈德领事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警告沙特将面临“神圣的复仇”，称奈米尔是反抗沙特逊尼派政权而被处死的烈士。
沙特方面不甘示弱，随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而巴林也紧随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此外，苏丹宣布驱逐伊朗驻苏丹大使，阿联酋宣布降低与伊朗的外交级别，科威特则宣布召回科威特驻伊朗大使。
1月7日，伊朗外交部称，沙特军机在也门的空袭行动中“蓄意”轰炸伊朗驻也门使馆，造成一些外交官员受伤。
作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两个穆斯林国家，沙特与伊朗间的恩恩怨怨，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沙特“忍无可忍”
沙特与伊朗的矛盾，着实积攒得太多了。
萨达姆政权在2003年被推翻，让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占人口多数的伊拉克什叶派凭借“一人一票”的新规则控制了伊拉克中央政府，并和伊朗建立起密切关系。
借助伊拉克的“变天”，伊朗得以和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大马士革当局等本地区什叶派“伙伴”连成一体，加上也门、阿曼等国的什叶派，构成了所谓“什叶派之环”，令沙特等国感到芒刺在背。
而此时，沙特也开始了“信仰输出”：利用“石油美元”和“穆斯林援助”，在世界各地建造清真寺、文化中心、宗教学校等设施，派遣教师和神职人员，并“搭配”瓦哈比教义和行为方式，在短短十几年间，将原本在逊尼派中并不占很大分量的“瓦哈比”影响渗透到世界许多地方。
2011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海合会”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及其操纵的媒体和“瓦哈比之网”，利用国际社会对“自发民主”的同情，很快在大多数国家掌握了“革命”主动权，使得绝大多数“革命”最终蜕变为瓦哈比派组织攘夺世俗派专制者政权。而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则演变为血腥的割据和混战。
当然，伊朗也试图从“革命”中分一杯羹，在其支持下，巴林、阿曼、沙特等国的什叶派也打着“民主”旗号搞起“革命”。对此，沙特毫不客气，立即纠合“海合会”盟友加以弹压，并在2012年索性直接出兵，把不合自己心意的巴林什叶派“革命”镇压下去。
但在叙利亚，沙特扶植的瓦哈比派代理人却遭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之环”的激烈抵抗，什叶派建立的少数派大马士革政权一直坚持到今天。而附着于“瓦哈比之网”滋生出的IS等激进原教旨恐怖武装，反倒成为威胁整个世界安全的“地球之癌”。
双方另一个对抗焦点，是伴随伊核危机而生的对伊制裁。
去年7月14日，历经12年拉锯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基本结束，国际社会开始逐步解除对伊石油禁运。不甘心让出“胜利果实”的沙特此后多次以“伊朗对地区和平仍然构成威胁”为由，游说美欧继续维持对伊制裁和禁运。
但叙利亚内战和IS危机让国际社会开始正视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正面作用”（尤其当IS在伊拉克北部攻城略地、当地逊尼派势力行动叵测，而伊朗却成为挡住IS攻势的中流砥柱后），也让“阿拉伯之春”之初捞足政治资本的沙特尝到些许失落感。
而在各自国内，两边的当权者需要做出刺激“老冤家”的醒目动作，以取悦本国国民。去年一年间，沙特多次抱怨本国朝圣者在伊拉克亲伊朗什叶派控制的“圣地”遭到苛待，而伊朗则在“9·24”麦加朝圣踩踏事故发生、多名伊朗朝圣者死亡后，对沙特进行了猛烈抨击。
终于，以处死国内什叶派抗议人士奈米尔的方式，沙特与伊朗撕破了脸——沙特判奈米尔的死刑罪名中，有一条就是“里通外国”。
“非我族类”
除了与以色列之间的牵扯，中东的一切纷争似乎都与伊斯兰内斗有关，逊尼派、什叶派，这两个词几乎见诸每篇关于中东冲突的报道之中。而沙特和伊朗间的恩怨情仇，则还要加上“非我族类”。
沙特是阿拉伯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居民主体为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概念实际上形成是比较晚的，在这个概念形成之前，西起地中海之滨，东到两河流域，居住着众多闪米特系部族。而伊朗高原则自古以来就居住着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各部落，不论语言文化、风俗习惯都与闪米特系部族相去甚远，彼此间的争斗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从今天沙特的麦加、麦地那两圣城兴起，并迅速成为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民族的主体宗教。但这种“信仰认同”所形成的“一家亲”局面只维持了十年左右。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围绕“谁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穆斯林世界发生了影响持续至今的大分裂。
多数派认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是其密友和岳父之一阿布·伯克尔，并奉伯克尔为首任哈里发，其后慢慢发展成为逊尼派，现人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85%以上。
而什叶派认为，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才是合法继承人。16世纪，第一个什叶派王国——萨法维帝国在波斯境内由波斯人建立。自此，波斯王国和继承波斯王国的伊朗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便俨然以什叶派各支派“盟主”自居，举起了对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逊尼派的大旗。
暗战与明枪
不过，尽管“道不同”，但现代沙特和伊朗，多年来却一直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
此后，直到萨达姆政权倒台，沙特和伊朗间便维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既没有太多合作，也不再像两伊战争后那样争吵不已。伊朗自霍梅尼去世后，尽管政局多变，但“输出革命”的热情却基本收敛，这也似乎让沙特等国松了一口气。
然而最新爆发的危机，不但令沙特和伊朗中断了即便两国发生武装冲突都没中断过的外交关系，还引发了至今未平息的“外交选边战”。但这并不意味着隔波斯湾相望的两个老冤家会就此大打出手：他们彼此太熟悉，也太懂得“打打停停”的分寸，知道对方是不可能一棒子被打死的，如果用力过猛只会适得其反。
2005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把包括伊朗和沙特两国在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政教领袖们拉到一起，促使他们达成了“相互不斥责对方为异端”的协议。
尽管瓦哈比派原教旨领袖们对此并不认账，但包括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在内的两国政教主流派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画押。一旦到了双方主事者都认为该收场且可以收场的地步，这张目前看似被共同遗忘的“签字纸”，就会再度被双方猛然想起。
（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2期）
巴克尔·奈米尔，这位伊斯兰什叶派教士的死，引发了中东一场“外交选边战”。
2016年1月2日，沙特阿拉伯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以恐怖主义相关罪名，处决了包括奈米尔在内的47名犯人。
当晚至次日凌晨，伊朗示威者报复性地冲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驻马什哈德领事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警告沙特将面临“神圣的复仇”，称奈米尔是反抗沙特逊尼派政权而被处死的烈士。
沙特方面不甘示弱，随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而巴林也紧随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此外，苏丹宣布驱逐伊朗驻苏丹大使，阿联酋宣布降低与伊朗的外交级别，科威特则宣布召回科威特驻伊朗大使。
1月7日，伊朗外交部称，沙特军机在也门的空袭行动中“蓄意”轰炸伊朗驻也门使馆，造成一些外交官员受伤。
作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两个穆斯林国家，沙特与伊朗间的恩恩怨怨，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沙特“忍无可忍”
沙特与伊朗的矛盾，着实积攒得太多了。
萨达姆政权在2003年被推翻，让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占人口多数的伊拉克什叶派凭借“一人一票”的新规则控制了伊拉克中央政府，并和伊朗建立起密切关系。
借助伊拉克的“变天”，伊朗得以和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大马士革当局等本地区什叶派“伙伴”连成一体，加上也门、阿曼等国的什叶派，构成了所谓“什叶派之环”，令沙特等国感到芒刺在背。
而此时，沙特也开始了“信仰输出”：利用“石油美元”和“穆斯林援助”，在世界各地建造清真寺、文化中心、宗教学校等设施，派遣教师和神职人员，并“搭配”瓦哈比教义和行为方式，在短短十几年间，将原本在逊尼派中并不占很大分量的“瓦哈比”影响渗透到世界许多地方。
2011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海合会”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及其操纵的媒体和“瓦哈比之网”，利用国际社会对“自发民主”的同情，很快在大多数国家掌握了“革命”主动权，使得绝大多数“革命”最终蜕变为瓦哈比派组织攘夺世俗派专制者政权。而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则演变为血腥的割据和混战。
当然，伊朗也试图从“革命”中分一杯羹，在其支持下，巴林、阿曼、沙特等国的什叶派也打着“民主”旗号搞起“革命”。对此，沙特毫不客气，立即纠合“海合会”盟友加以弹压，并在2012年索性直接出兵，把不合自己心意的巴林什叶派“革命”镇压下去。
但在叙利亚，沙特扶植的瓦哈比派代理人却遭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之环”的激烈抵抗，什叶派建立的少数派大马士革政权一直坚持到今天。而附着于“瓦哈比之网”滋生出的IS等激进原教旨恐怖武装，反倒成为威胁整个世界安全的“地球之癌”。
双方另一个对抗焦点，是伴随伊核危机而生的对伊制裁。
去年7月14日，历经12年拉锯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基本结束，国际社会开始逐步解除对伊石油禁运。不甘心让出“胜利果实”的沙特此后多次以“伊朗对地区和平仍然构成威胁”为由，游说美欧继续维持对伊制裁和禁运。
但叙利亚内战和IS危机让国际社会开始正视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正面作用”（尤其当IS在伊拉克北部攻城略地、当地逊尼派势力行动叵测，而伊朗却成为挡住IS攻势的中流砥柱后），也让“阿拉伯之春”之初捞足政治资本的沙特尝到些许失落感。
而在各自国内，两边的当权者需要做出刺激“老冤家”的醒目动作，以取悦本国国民。去年一年间，沙特多次抱怨本国朝圣者在伊拉克亲伊朗什叶派控制的“圣地”遭到苛待，而伊朗则在“9·24”麦加朝圣踩踏事故发生、多名伊朗朝圣者死亡后，对沙特进行了猛烈抨击。
终于，以处死国内什叶派抗议人士奈米尔的方式，沙特与伊朗撕破了脸——沙特判奈米尔的死刑罪名中，有一条就是“里通外国”。
“非我族类”
除了与以色列之间的牵扯，中东的一切纷争似乎都与伊斯兰内斗有关，逊尼派、什叶派，这两个词几乎见诸每篇关于中东冲突的报道之中。而沙特和伊朗间的恩怨情仇，则还要加上“非我族类”。
沙特是阿拉伯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居民主体为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概念实际上形成是比较晚的，在这个概念形成之前，西起地中海之滨，东到两河流域，居住着众多闪米特系部族。而伊朗高原则自古以来就居住着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各部落，不论语言文化、风俗习惯都与闪米特系部族相去甚远，彼此间的争斗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从今天沙特的麦加、麦地那两圣城兴起，并迅速成为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民族的主体宗教。但这种“信仰认同”所形成的“一家亲”局面只维持了十年左右。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围绕“谁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穆斯林世界发生了影响持续至今的大分裂。
多数派认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是其密友和岳父之一阿布·伯克尔，并奉伯克尔为首任哈里发，其后慢慢发展成为逊尼派，现人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85%以上。
而什叶派认为，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才是合法继承人。16世纪，第一个什叶派王国——萨法维帝国在波斯境内由波斯人建立。自此，波斯王国和继承波斯王国的伊朗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便俨然以什叶派各支派“盟主”自居，举起了对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逊尼派的大旗。
暗战与明枪
不过，尽管“道不同”，但现代沙特和伊朗，多年来却一直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
此后，直到萨达姆政权倒台，沙特和伊朗间便维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既没有太多合作，也不再像两伊战争后那样争吵不已。伊朗自霍梅尼去世后，尽管政局多变，但“输出革命”的热情却基本收敛，这也似乎让沙特等国松了一口气。
然而最新爆发的危机，不但令沙特和伊朗中断了即便两国发生武装冲突都没中断过的外交关系，还引发了至今未平息的“外交选边战”。但这并不意味着隔波斯湾相望的两个老冤家会就此大打出手：他们彼此太熟悉，也太懂得“打打停停”的分寸，知道对方是不可能一棒子被打死的，如果用力过猛只会适得其反。
2005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把包括伊朗和沙特两国在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政教领袖们拉到一起，促使他们达成了“相互不斥责对方为异端”的协议。
尽管瓦哈比派原教旨领袖们对此并不认账，但包括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在内的两国政教主流派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画押。一旦到了双方主事者都认为该收场且可以收场的地步，这张目前看似被共同遗忘的“签字纸”，就会再度被双方猛然想起。
（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