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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教授是我认识的一位特殊党员，她的特殊之处，一是年老，一是年轻。说她年老，是因为她的年龄大，1921年出生，与党同龄，今年已经整整100周岁了;说她年轻，是因为她党龄并不长，到今年12月才满4年党龄。但在我心里，无论她入党与否，都能称之为我们党员的榜样，值得我们去敬仰和学习。
我还记得，当记者问到为何在95岁高龄之时才选择申请入党时，她回答：“我还不合格，但恐怕来不及了。科研追求真理，党也追求真理。”是啊，搞了一辈子科研的她，对科研的态度极其严谨，对入党的自我要求也同样严苛。2016年7月，我到友谊医院李教授的宿舍拜访，当时也曾谈到类似是否是党员的问题。她的回答是：“还不行，我还不合格。”我们一行人还笑着说：“李教授要不合格，估计合格的人也不多。您够入党的标准了。”因为我们深知李教授对祖国和人民的贡献之巨大。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同年9月，当她在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上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后不久，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多年的社会生活和医疗工作中，我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正是在党的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为广大麻风病患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又给了我很多荣誉和鼓励。”入党后，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走到九十几岁我才入党，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入党）得符合党对技术人员的要求。你不能够怕苦就不做、怕脏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党要你干嘛？能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满足。能够以党员的身份奋斗余生，我很欣慰。”
正如她所说的，她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不后悔，选择做麻风事业也不后悔，但不入党她是会后悔的。党员的身份，为她“最美奋斗者”的荣誉增加了无限光辉。
2016年12月，李桓英在友誼医院和年轻同事一起宣誓入党
李桓英教授祖籍襄垣县夏店镇。祖父李庆芳是著名的爱国志士。民国初年，曾任众议院议员、参议院秘书长等职，尤其热心慈善，在京兴办了怀幼学校等多所平民学校，很有社会声望。抗日战争期间，更是临危不惧，不甘做亡国奴，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父亲李法端，燕京大学预科毕业后留学德国，并在西门子公司工作，获工程师职称。回国后，长期任职于交通部门，致力于材料研发等。出生在这样的书香世家，使她从小便有机会接受较为良好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1929年《新晨报》副刊曾刊载过她的一篇文章《游柏林野兽公园记》，八岁的她在文中写道：“德国的公园，多半不买门票，可是我国的公园，没有钱的人就进不去，我很希望管事的人，多发点大慈爱心，让穷人也能享受点天然美景良辰的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善良往往是根植于骨子里的，受家庭熏陶，她从小便有一颗大爱之心。儿时的她，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辗转多地求学，在1939年上大学前曾就读9所学校，小学时代还有两年是在柏林度过的。那时德国的医学已经很发达，而中国的医学还很落后，所以祖父和父母都建议她去学医。
194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第二年，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由于成绩优秀，1950年她又被推荐成为世卫组织官员。在世卫组织任职的七年间，她先后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艰苦努力，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但在她心里，却始终缺少一份归属感。有一次，在印尼工作的时候，正值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看着当地华侨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的气氛，那一刻，李桓英内心深受鼓舞和感动，她从来没有如此深地感受过自己是个中国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藏在李桓英内心的赤诚爱国之心汹涌澎湃起来。
在海外的十多年间，她的手里只有一本民国的护照。有一次，在旧金山过境签证时，机场管理员让其他乘客都顺利过了，唯独要求她必须按手印才能放行，她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下。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另眼看待的人，就在那一刻，她铁了心要回国。尤其是在走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之后，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因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而造成疾病蔓延的痛苦。她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也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到了1957年，她便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续签五年合同”的邀请，瞒着已经移民到美国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孤身离开美国，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她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根据专业特长，回国后的李桓英首先被安排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在皮研所简陋的试验条件下，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性格，她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是成功完成了“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建立了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的梅毒血清学诊断方法，为我国梅毒扫尾工作中的血清学化验标准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主动“献身”麻风防治事业，在自己身上接种了麻风病菌，并取得了实验的成功。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下放到了苏北的农村，还被分配到靠近长江北岸的泰州麻风村工作。1971年，在到达麻风村的第一个春节，她亲眼看到了麻风病病人，用残疾的肢体躺在地上，装作被打倒的反动派。长久以来，由于没有特效药，麻风病人得病之后往往会出现手脚畸形以及面目狰狞等情况，麻风病人多被世人所歧视。看到那个场面，她深深地被震撼了。那一刻，她下定决心要为中国消除麻风病这样的慢性传染病。对于医学专家的她来说，麻风病属于丙类传染病，是可以进行治疗的。1978年，深深惦记着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她主动要求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事麻风病现场防治研究。从此，她将全部精力贡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耄耋之年入党
我还记得，当记者问到为何在95岁高龄之时才选择申请入党时，她回答：“我还不合格，但恐怕来不及了。科研追求真理，党也追求真理。”是啊，搞了一辈子科研的她，对科研的态度极其严谨，对入党的自我要求也同样严苛。2016年7月，我到友谊医院李教授的宿舍拜访，当时也曾谈到类似是否是党员的问题。她的回答是：“还不行，我还不合格。”我们一行人还笑着说：“李教授要不合格，估计合格的人也不多。您够入党的标准了。”因为我们深知李教授对祖国和人民的贡献之巨大。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同年9月，当她在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上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后不久，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多年的社会生活和医疗工作中，我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正是在党的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为广大麻风病患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又给了我很多荣誉和鼓励。”入党后，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走到九十几岁我才入党，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入党）得符合党对技术人员的要求。你不能够怕苦就不做、怕脏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党要你干嘛？能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满足。能够以党员的身份奋斗余生，我很欣慰。”
正如她所说的，她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不后悔，选择做麻风事业也不后悔，但不入党她是会后悔的。党员的身份，为她“最美奋斗者”的荣誉增加了无限光辉。
爱国之心拳拳
李桓英教授祖籍襄垣县夏店镇。祖父李庆芳是著名的爱国志士。民国初年，曾任众议院议员、参议院秘书长等职，尤其热心慈善，在京兴办了怀幼学校等多所平民学校，很有社会声望。抗日战争期间，更是临危不惧，不甘做亡国奴，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父亲李法端，燕京大学预科毕业后留学德国，并在西门子公司工作，获工程师职称。回国后，长期任职于交通部门，致力于材料研发等。出生在这样的书香世家，使她从小便有机会接受较为良好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1929年《新晨报》副刊曾刊载过她的一篇文章《游柏林野兽公园记》，八岁的她在文中写道：“德国的公园，多半不买门票，可是我国的公园，没有钱的人就进不去，我很希望管事的人，多发点大慈爱心，让穷人也能享受点天然美景良辰的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善良往往是根植于骨子里的，受家庭熏陶，她从小便有一颗大爱之心。儿时的她，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辗转多地求学，在1939年上大学前曾就读9所学校，小学时代还有两年是在柏林度过的。那时德国的医学已经很发达，而中国的医学还很落后，所以祖父和父母都建议她去学医。
194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第二年，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由于成绩优秀，1950年她又被推荐成为世卫组织官员。在世卫组织任职的七年间，她先后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艰苦努力，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但在她心里，却始终缺少一份归属感。有一次，在印尼工作的时候，正值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看着当地华侨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的气氛，那一刻，李桓英内心深受鼓舞和感动，她从来没有如此深地感受过自己是个中国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藏在李桓英内心的赤诚爱国之心汹涌澎湃起来。
在海外的十多年间，她的手里只有一本民国的护照。有一次，在旧金山过境签证时，机场管理员让其他乘客都顺利过了，唯独要求她必须按手印才能放行，她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下。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另眼看待的人，就在那一刻，她铁了心要回国。尤其是在走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之后，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因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而造成疾病蔓延的痛苦。她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也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到了1957年，她便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续签五年合同”的邀请，瞒着已经移民到美国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孤身离开美国，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她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投身麻风事业
根据专业特长，回国后的李桓英首先被安排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在皮研所简陋的试验条件下，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性格，她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是成功完成了“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建立了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的梅毒血清学诊断方法，为我国梅毒扫尾工作中的血清学化验标准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主动“献身”麻风防治事业，在自己身上接种了麻风病菌，并取得了实验的成功。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下放到了苏北的农村，还被分配到靠近长江北岸的泰州麻风村工作。1971年，在到达麻风村的第一个春节，她亲眼看到了麻风病病人，用残疾的肢体躺在地上，装作被打倒的反动派。长久以来，由于没有特效药，麻风病人得病之后往往会出现手脚畸形以及面目狰狞等情况，麻风病人多被世人所歧视。看到那个场面，她深深地被震撼了。那一刻，她下定决心要为中国消除麻风病这样的慢性传染病。对于医学专家的她来说，麻风病属于丙类传染病，是可以进行治疗的。1978年，深深惦记着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她主动要求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事麻风病现场防治研究。从此，她将全部精力贡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