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理路（inner logic）一词由余英时先生最先提出，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内在逻辑和自身特点的主旨在氏著《朱熹的历史世界》等多部著作中多有体现。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所提到的“内部取向”一词也多有相似之处。就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这一历史而言，受西方刺激影响的“洋为中用”与对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古为今用”二者共存交互已然是学界的共识，但可惜的是，这一点在中学历史教学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人民版必修三专题三《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3课的教学中，多数教师出于梳理线索方便、固有思维影响等原因，多将这一专题的思路确立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即从学器物，到学制度、学文化。中国的被动性、弱视性被片面放大，中国人民的自我选择性、中国传统的独特连续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刺激—反应”模式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影响，而“内在理路”等相对客观合理的思維模式尚未得到应有体现。
　　基于此，笔者在这一专题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尝试使用逆向思维，变被动型的“中国向西方学习”为主动型的“洋为中用”，变单一的“洋为中用”为“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突出强调中国人内在的选择和奋斗，侧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对近代国人的深刻影响，在其中设计各类环节，依托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运用时空观念的联系性，借助史料实证的可行性，体现历史解释的多元性，突出家国情怀的必要性。囿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三个角度浅谈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如何依托“内在理路”有效落地。
　　一、运用内在理路，建立时空联系
　　教材中有大量“内在理路”的素材，本来可以以此为基础，较好地打通古代和近代之间的时空联系，只是不少历史教师因为选定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教学立意，将此类素材有意无意遮蔽了。
　　如对林则徐和魏源的定位，教材使用的主要视角是“睁眼看世界”以及“向西方学习”，但与此同时，教材其实铺垫了一段林则徐与当时多数士人的对比，教师就可以借助这些素材，建立古代思想史与近代思想史的时间联系，夯实中国思想连续性这一特有的空间属性，笔者在此提醒学生教材中一则材料：
　　读书人大多数埋首经书，远离社会现实，他们与统治者一样，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能自拔。[1]
　　教师可以以此设问：林则徐与他们是不同的，那林则徐应该是古代哪一思潮的践行者？学生自然可以联系到是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教师如果再辅助以1839年鸦片战争前夜创作《己亥杂诗》的龚自珍高呼改革等具体例证，当时鸦片战争前后一个受传统思想影响力求改革、经邦济世的先进士大夫群像就牢固树立了。
　　又如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也完全可以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身上找到渊源，寻到先声。此处教师继续启发学生，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哪些思想是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清晰起见，甚至可以设置如下表格：
　　这里可以采用逆向设计，从梁启超的思想追溯其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明清之际思想家身上的源头，学生应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黄宗羲强调君臣平等、学校决定是非是梁启超“伸民权、设议院”的渊源;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使得梁启超萌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王夫之对“势之必然”的探讨也被梁启超吸收借鉴用以论证维新变法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世界的趋势。
　　二、依托内在理路，落地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是人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以求不断接近历史真实的过程，历史的真实是多面的[2]，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既包含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和文化的过程，也隐含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加以改造从而救亡图存的线索。这其中就有近代视角与传统视角之别，也有西方视角与中国视角之异，两种不同的审视思路具体表现如下：
　　如前所述，林则徐和魏源既是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武器与技术的先驱，也是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后代践行者。而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要依据，既可说是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变革君主专制政体，也是从《春秋》等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改造提升的过程。梁启超既有顺应世界历史潮流，也有从明清之际思想家身上提炼反对君主专制、限制君权、社会责任感以及适时变通的成果。一定程度上说，谭嗣同愤怒地谴责君主专制是“大盗”，何尝不是黄宗羲当年惊世一呼的翻版。严复学习西方的进化论，倡导“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以及强调弱国可以由弱变强，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及道家思想，也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与渊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是吸收西方政治学说与启蒙思想的产物，也是从古代民本思想[3]、大同社会等理想社会思想中汲取营养加以改造的过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应该说，在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上，既存在着学习西方以“洋为中用”的因素，也隐含着继承改造传统思想以“古为今用”的过程，纯粹只说哪一方面，都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而在“刺激—反应”模式大行其道、中国向西方学习教学视角一家独大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强调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内在理路”，强调国人自身的选择而弱化被动接受，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而非断裂，都是对历史解释这一学科核心素养的完美落地。
　　三、借助内在理路，渗透家国情怀
　　西方中心论影响史学研究久矣，中学历史教学界受此影响颇深，借助“内在理路”对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片面性及时补正，既是家国情怀这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及时体现，也是立德树人这一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说到底，历史教师既有责任传授历史史实和读史方法，也有义务在高中学生心灵还柔软的最后时刻，为其种上一颗爱国的种子。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教学中，无可避免会涉及近代国人的心态问题，而这一心态问题既会潜移默化影响高中学生，也是他们对近代国人看法的主要立足点，如果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高中学生心目中都有一些如提线木偶一般，因西方侵略与文明传播变化而机械应变的印象，这对家国情怀的培养无疑是毫无帮助的。 　　以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为例，教材中的资料选择以及高中历史教师的教授方式，往往会给高中学生一种特定的负面强化乃至误导，学生会想当然以为陈独秀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旧道德和旧文化全盘否定，将孔子一脚踏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快。平心而论，将新文化运动描述为片面的形式主义偏向的高中历史教师，自己何尝又不是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事实情况是否如此，需要通过史料实证让学生有自我寻知的过程，而非灌输了片面观点后再去阐释选择后的“局部”素材，因为除了教材给的与传统决裂的视角，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撰文描寫孔子，也看出了其对孔子的客观评价以及复辟帝制特殊情况下的无奈选择，教师正是应该把这样的素材展示给学生：
　　余之非难孔子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合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合于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实为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4]
　　这与教材中提供的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以及鲁迅《华盖集》两段素材视角略有不同，尤其是后者，教师可以将其与上述材料并列展出：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5]
　　正可以让学生在这样“认知冲突”中加深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在“内在理路”中让高中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认知更趋客观公正，在文化自信建立起来的同时，家国情怀潜移默化之中也悄然落地了。
　　在这一涵育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教师所传递的信号不是说教，不是翻案，而是以唯物史观为准绳，以史料实证为方法，为学生展示教材中外的多面史料、多元视角和多样史事，让学生的历史观更趋客观全面、多元辩证。历史绝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家国情怀的涵育也不是一句空话虚语，更加客观、全面、辩证的“内在理路”应该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传统视角的必要补充，应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们欣喜地看到，教材的编写在逐渐趋于客观全面，逐渐照顾“内在理路”，在必修三第47页的专题“学习建议”中，教材明确强调本专题所讨论的中国思想解放潮流，主要就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历史课题，只是不少历史教师对这样的高屋建瓴视而不见，反而将教材第61页专题小节中给出的“中国学习西方武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学习西方文化”这样单一刻板、却简单易记的知识梳理奉为圭臬，这一情况应该说还相当程度存在于不少历史教师的课堂讲述乃至思维意识中，对其修正与改变也到了必须加以重视的程度了。
　　【注释】
　　[1]《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48页。
　　[2]参见张耕华：《略论史料的另面与史事的另面》，《历史教学》2020年第1期，第3页。
　　[3]近年来浙江历史选考卷多有关注古代民本思想的题目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历史角度的强调，如2020年1月卷对孔子、孙中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经济思想的考察，7月卷对唐太宗经济、法律层面民本思想的考察等均是。
　　[4]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三卷），第6期，1917年8月1日。
　　[5]语出鲁迅《华盖集》，见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55页右中“资料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