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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五年，张岱出身于仕宦家庭，早岁生活优渥，久居杭州。明亡后，张岱避居剡溪山，将亡国之悲和对大明之念悉注于文字之中。本文旨在通过对其《〈陶庵梦忆〉序》的浅析，探求蕴含于文字中的深情。
[一、一片痴心对明月——写作背景 ]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
张岱是明末文学家、史学家，精小品文，工诗词，是后人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张岱还精于茶艺鉴赏;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懂音乐，能弹琴会作曲，茶道功夫颇深，并具备非凡的鉴赏水平，对戏曲的编导评论也追求至善至美……
这让我们不禁感叹，张岱真乃多才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张岱，明亡后，居然过着“甁粟屡罄，不能举火”的穷困生活。这是为什么呢？文中说“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国破了，家亡了，还有才学傍身，任怎么说也不至于无处容身无法谋生吧。显然，这里的“无所归止”，主要指一个心系旧朝的遗民灵魂上的无所归依。对大明王朝至深的情结，让张岱毅然选择“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当然，如果张岱仅仅似伯夷、叔齐避居山林，不食周粟，饿死守节，那么这也只能算是一种效仿，倒不如直接以身殉国来得痛快。难道不是吗？ 既然有遗民的气节，要么“快意恢复”，要么“舍生取义”。就“恢复”而言，张岱也曾追随南明鲁王以图复兴，但他很快看出这个小朝廷没有希望，就在嵊县（今嵊州市）隐居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接受南明的征召。恢复无望，那就舍生吧，“作自挽诗，每欲引决”，临终遗言都写了，连墓志铭也写了，就只差以死明志了，但张岱终究没有走这条路。这又是何故？ “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可见，张岱之不能死，在于修明史《石匮书》，这自然是比死更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上，隐忍苟活的并不只有张岱。还记得卧薪尝胆的勾践吗？以君王之尊侍奉吴王夫差，最终“三千越甲吞吴”称霸;还记得饱受宫刑之辱痛不欲生的司马迁吗？屈辱地活着，最终完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还记得辗转逃难九死一生的文天祥吗？千方百计求生只为“将以有为也”……
由此看来，赴死并不是守节的最好方式，毕竟，留得青山在，才能确保有柴烧。
[二、为伊消得人憔悴——写作内容]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问佛前，一一忏悔……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重情重义，是张岱择友的标准，也是张岱个人的写照。
明亡前，吟风弄月，癖好很多;明亡后，专心著述，潜心修史。从他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大明的深情，竟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不知多少回，仿佛回到从前，小园香径如旧，亲朋故友畅游。多希望这些不是梦啊！ 可是，忆往日徒留繁华梦，叹今朝空余故国情。
当然，如果只是沉溺于对前朝往事的回忆，沉醉于对一去不复返的繁华靡丽的回味，那只能说张岱是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懦夫。这样的张岱，他的痴情，换来的最多只是后人的同情。可贵的是，张岱并没有停留于此，以史者自居的他在深情的故国之思中，清醒地指出：“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在此，我们避谈因果报应，但是凡事的果必有某种因导致，则是一个通理。个人遭际如此，家国的败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的反省和忏悔，既是其真情流露，更是史者警示后人以史为鉴的表现。
“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榻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作为一个文学家，著书立说，传名于后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何况张岱还是这样一名特别多专多能的全面人才，一直忠于前朝隐忍修书。单凭他的小品文、他的史书、他的茶道、他的园艺、他的气节，任何一点，都足以让他垂名。但提及创作，他戏谑地说“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言自己著书写文，亦是文人好名之举。
对于作者的调侃，我们自然不会当真。张岱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又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痴人。他的《陶庵梦忆》，大多是亲身经历过的杂事，将种种世相展现出来，如茶楼酒肆、说书演戏、斗鸡养鸟、放灯迎神，以及山水风景、工艺书画，等等，构成了一幅明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可以说是江浙一带绝妙的“清明上河图”。其中虽有贵族子弟的闲情逸致、浪漫生活，但更多的是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反映。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对大明无比的深情，怎么可能有如数家珍般细致的呈现，又怎么可能有甘愿倾注毕生心力的付出！
[三、遗民泪尽胡尘里——遗民情怀]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陆游在《关山月》中对异族入侵并统治中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表达了南宋遗民于无尽悲痛中盼望复国，又一次次泪尽胡尘的失望。有着如此意志和情感的遗民，较多集中在宋元、明清之际。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中国历来注重“华夷之分”，泱泱华夏民族，方是正统。清初曾静在《知新路》中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质分界。”明清易代，异族入主中原，在当时无疑是混乱了伦次，扰乱了乾坤，自然会招来强烈的抵制。在这一点上，张岱也不例外。清兵南下后，他深感国破家亡的沉痛和悲愤，“披发入山”，表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与抗议，尽管布衣素食，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也不后悔。
其次，故国情浓，守节不移。“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现代诗人艾青一语道明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向前代追溯，同样具有普适性。不少遗民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伤痛之后，会更加怀念前朝的安定美好，会更加痛恨破坏这些美好的侵略者。满清入侵中原的过程中，曾遭到了汉族人民的武装抵抗，如扬州、嘉定、江阴等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英勇抵抗，而清朝军队为报复汉人百姓的抗击，发生过多次屠杀抗清军民的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还在苏州、南昌、四川等数十处都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清朝初年，满族野蛮残酷的政策，更是激起了遗民们强烈的义愤与反抗情绪。
再者，强烈的民族意识更容易唤醒文人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通过创作，历数前朝繁华，痛诉眼前残破，在沧桑巨变中，抒写亡国之悲，表达复国之志。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些有志之士，或积极筹划，意图恢复;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耻事新朝，隐迹山林。张岱在意图恢复无果的情况下，没有以卵击石的忠义，没有玉石俱焚的壮烈。难道张岱怕死吗？当然不是，陈师道有言，“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足见有比死亡更难的事情，那就是隐忍而活的煎熬。
为了心中的大明，张岱静静地归入山林，默默地写作，放下万千块垒，胸中自有丘壑。他就这样在追忆中守护着自己的乐土，又在著书修史中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岁月流逝中，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命多么无常，抒写大明的著作永存，这就是热爱大明的张岱的选择。
（责任编辑 / 王先海）
[一、一片痴心对明月——写作背景 ]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
张岱是明末文学家、史学家，精小品文，工诗词，是后人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张岱还精于茶艺鉴赏;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懂音乐，能弹琴会作曲，茶道功夫颇深，并具备非凡的鉴赏水平，对戏曲的编导评论也追求至善至美……
这让我们不禁感叹，张岱真乃多才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张岱，明亡后，居然过着“甁粟屡罄，不能举火”的穷困生活。这是为什么呢？文中说“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国破了，家亡了，还有才学傍身，任怎么说也不至于无处容身无法谋生吧。显然，这里的“无所归止”，主要指一个心系旧朝的遗民灵魂上的无所归依。对大明王朝至深的情结，让张岱毅然选择“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当然，如果张岱仅仅似伯夷、叔齐避居山林，不食周粟，饿死守节，那么这也只能算是一种效仿，倒不如直接以身殉国来得痛快。难道不是吗？ 既然有遗民的气节，要么“快意恢复”，要么“舍生取义”。就“恢复”而言，张岱也曾追随南明鲁王以图复兴，但他很快看出这个小朝廷没有希望，就在嵊县（今嵊州市）隐居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接受南明的征召。恢复无望，那就舍生吧，“作自挽诗，每欲引决”，临终遗言都写了，连墓志铭也写了，就只差以死明志了，但张岱终究没有走这条路。这又是何故？ “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可见，张岱之不能死，在于修明史《石匮书》，这自然是比死更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上，隐忍苟活的并不只有张岱。还记得卧薪尝胆的勾践吗？以君王之尊侍奉吴王夫差，最终“三千越甲吞吴”称霸;还记得饱受宫刑之辱痛不欲生的司马迁吗？屈辱地活着，最终完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还记得辗转逃难九死一生的文天祥吗？千方百计求生只为“将以有为也”……
由此看来，赴死并不是守节的最好方式，毕竟，留得青山在，才能确保有柴烧。
[二、为伊消得人憔悴——写作内容]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问佛前，一一忏悔……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重情重义，是张岱择友的标准，也是张岱个人的写照。
明亡前，吟风弄月，癖好很多;明亡后，专心著述，潜心修史。从他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大明的深情，竟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不知多少回，仿佛回到从前，小园香径如旧，亲朋故友畅游。多希望这些不是梦啊！ 可是，忆往日徒留繁华梦，叹今朝空余故国情。
当然，如果只是沉溺于对前朝往事的回忆，沉醉于对一去不复返的繁华靡丽的回味，那只能说张岱是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懦夫。这样的张岱，他的痴情，换来的最多只是后人的同情。可贵的是，张岱并没有停留于此，以史者自居的他在深情的故国之思中，清醒地指出：“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在此，我们避谈因果报应，但是凡事的果必有某种因导致，则是一个通理。个人遭际如此，家国的败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的反省和忏悔，既是其真情流露，更是史者警示后人以史为鉴的表现。
“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榻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作为一个文学家，著书立说，传名于后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何况张岱还是这样一名特别多专多能的全面人才，一直忠于前朝隐忍修书。单凭他的小品文、他的史书、他的茶道、他的园艺、他的气节，任何一点，都足以让他垂名。但提及创作，他戏谑地说“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言自己著书写文，亦是文人好名之举。
对于作者的调侃，我们自然不会当真。张岱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又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痴人。他的《陶庵梦忆》，大多是亲身经历过的杂事，将种种世相展现出来，如茶楼酒肆、说书演戏、斗鸡养鸟、放灯迎神，以及山水风景、工艺书画，等等，构成了一幅明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可以说是江浙一带绝妙的“清明上河图”。其中虽有贵族子弟的闲情逸致、浪漫生活，但更多的是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反映。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对大明无比的深情，怎么可能有如数家珍般细致的呈现，又怎么可能有甘愿倾注毕生心力的付出！
[三、遗民泪尽胡尘里——遗民情怀]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陆游在《关山月》中对异族入侵并统治中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表达了南宋遗民于无尽悲痛中盼望复国，又一次次泪尽胡尘的失望。有着如此意志和情感的遗民，较多集中在宋元、明清之际。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中国历来注重“华夷之分”，泱泱华夏民族，方是正统。清初曾静在《知新路》中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质分界。”明清易代，异族入主中原，在当时无疑是混乱了伦次，扰乱了乾坤，自然会招来强烈的抵制。在这一点上，张岱也不例外。清兵南下后，他深感国破家亡的沉痛和悲愤，“披发入山”，表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与抗议，尽管布衣素食，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也不后悔。
其次，故国情浓，守节不移。“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现代诗人艾青一语道明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向前代追溯，同样具有普适性。不少遗民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伤痛之后，会更加怀念前朝的安定美好，会更加痛恨破坏这些美好的侵略者。满清入侵中原的过程中，曾遭到了汉族人民的武装抵抗，如扬州、嘉定、江阴等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英勇抵抗，而清朝军队为报复汉人百姓的抗击，发生过多次屠杀抗清军民的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还在苏州、南昌、四川等数十处都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清朝初年，满族野蛮残酷的政策，更是激起了遗民们强烈的义愤与反抗情绪。
再者，强烈的民族意识更容易唤醒文人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通过创作，历数前朝繁华，痛诉眼前残破，在沧桑巨变中，抒写亡国之悲，表达复国之志。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些有志之士，或积极筹划，意图恢复;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耻事新朝，隐迹山林。张岱在意图恢复无果的情况下，没有以卵击石的忠义，没有玉石俱焚的壮烈。难道张岱怕死吗？当然不是，陈师道有言，“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足见有比死亡更难的事情，那就是隐忍而活的煎熬。
为了心中的大明，张岱静静地归入山林，默默地写作，放下万千块垒，胸中自有丘壑。他就这样在追忆中守护着自己的乐土，又在著书修史中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岁月流逝中，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命多么无常，抒写大明的著作永存，这就是热爱大明的张岱的选择。
（责任编辑 / 王先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