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还在全球肆虐。
　　前不久，在穩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稳”的基础上，中国再次提出了“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任务。这是一种底线思维，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归根结底都是要保护好微观的市场主体，即广大的实体企业群体。
　　实体企业之中，国企群体由于资源雄厚和预算软约束等特征，其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更强。真正困难的是民企。首先，它们很多处在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如餐饮、旅游等普通服务业或中低端制造业。还有一点很重要，民企群体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主体，在需求疲弱之时，会自动选择退出市场。
　　简单来说，就是民企老板会权衡继续开工和停工两者之间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成本（资金、地租、人工以及因疫情产生的其他成本）高于可以获得利润，那么他们就会关掉店面和厂房，退出市场，这将对就业造成严重打击。而国企不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国企反而在就业市场“逆势扩招”，但很少看到民企这么做。
　　因此，必须果断采取措施，遏制民企退出市场的趋势。那么，如何提振民企信心？
　　首先，和过去的方法一样，必须继续给民企降成本，而第一个成本依然是融资成本。
　　201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透露，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目标得以推进，那么民企融资的可得性在这两年其实已经大大提高。实际上，在疫情暴发之初，一些民企老板通过网络曝光困难处境，银行便迅速组织了贷款方案，这在以前很少见。但是，融资成本高企的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银行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发展，本质上也是一个市场主体，它们需要盈利。因此，在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降融资成本的问题上，监管部门依然要不断细化相关的实施方案，把降成本落到实处。而且，也要考虑到企业风险上升之后，可能造成的银行坏账。总之，必须权衡，但根本出发点还是必须先救企业。
　　成本还包括地租和用工成本，但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商业物业和劳动力的供给可能会超过需求，因为需求正在下降。因此，这两项成本要涨起来，可能性并不大。
　　实际上，除了降成本，提振需求可能更重要。没有需求，企业就没有销售，就没有现金流，企业就会“失血”。对于全球市场需求的恢复，我们暂时只能先抱远期乐观的态度。而且，那些“短板国家”的疫情数据，往往存在失真现象，风险可能还在积聚。换句话说，提振内需更加可控。
　　提振内需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摁住可能上涨的房价，坚决贯彻“房住不炒”。经济增速下行，资金必然避险，但房价上涨会严重削弱实体经济的信心，而且会进一步挤压消费。此外，必要的财政手段也应该更加积极，而不是一味用货币政策。
　　过去，货币政策一度是提振经济的主要手段。过度的银行信贷驱动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让经济逐渐对信贷形成依赖惯性，而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将被阻碍。二是实体经济的利润会过度被银行挤占。
　　举例来说，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0万亿元。以工行为例，净利润达到3122.24亿元，而华为作为“实体一哥”，净利润627亿元，只有前者大约五分之一。而工行营业收入8551.64亿元，华为销售收入8588亿元，差距不大，显然银行利润高得多。
　　疫情让全球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它是个坏事。但它也让我们的脚步先慢下来，可以思考一些平时难以思考的问题，这将有利于未来走得更快、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