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时代要员的陈布雷（1890—1948），倒是“能上能下”，他先前做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先后任常务次长、政务次长），还又能返任教育厅长，真是有从容淡定之气度、不卑不亢之胸怀，难能可贵。
　　就操守与道德而言，陈布雷是那代知识精英中的一流人物，就民国时代的官场而言那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少有之书生典范。然而，这样一个大人物，却不免一个悲剧的结局。1948年，在国共逐鹿、大局已判的背景下，决然自戕。自杀的选择，在哲学上当然有其特殊的意味，乃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1〕。但就个体而言，也不过是一抔黄土、弃绝世间而已。到了陈布雷的临死之际，也不过是“生有何欢，死又何苦？”一个世所公认的精英人物，临到头来竟是这样的结局与心态，实在不免让人心生悲悯之情，竟何以哉？
　　陈布雷的一生，皆因与蒋介石发生辅佐关系而起。当初在上海之时，陈布雷作为报人可也是真有“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的新闻人之风骨，其笔下生雷，真是有一杆笔胜过千支毛瑟枪的感觉。他终究是书生意气，挡不住蒋介石的礼贤下士，终于许以驱驰。就蒋、陈关系而言，不可谓没有相知之交，这样的患难与共和知遇之感，比起“不能共享乐”的其他政党的“主从关系”还是让人更生敬意。日后，他更是成为蒋介石的股肱之臣，虽然在官爵显要方面不能算是位极人臣，可若论与权力中心的亲疏，那可是极少有的属于蒋氏的“智囊”人物。
　　陈布雷出任教育部次长，是在1930年12月。按照陈氏自述，在担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期间，“以处理学潮及调整大学教育方面较为尽力”，具体言之，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一）整顿劳动大学，停办劳大附中，并贯彻劳动大学停止招生之命令，（二）平定清华大学风潮，（三）厉行国立院校会计报销，（四）整顿光华大学，以部令停止教授罗隆基之聘约，（五）整顿上海法政学院及中法工学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学院，调整北平大学组织（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长）。〔2〕
　　
　　这些事件，除了一项是制度性措施之外，其他五项是关于七所大学具体事务的个案。真是如他所说的，是在解决学潮与调整大学问题，这七所大学，北平三所，即清华、北平大学、北京俄专；上海四所，劳动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中法工学院。其时政务次长李书华（1890-1979）的回忆也基本印证了这点：“我在教育部任政务次长时期与布雷特别注意者，为调整大学教育与慎选国立大学校长。”〔3〕大学毕竟以求学治学为根本，所以，适当整治学潮其实是一个基本条件，蔡元培虽然会营救学生，但也同样并不支持学潮，所以站在教育行政官的角度，处理学潮、调整大学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潮风起，“政府始终持和平严正态度，从未采取压迫方法，故终未发生冲突”〔4〕。这虽仅一家之言，但可以见出作为书生的教育部领导人的苦心经营。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大学校长人选问题。王世杰曾对这点很感遗憾：“近来教部对于大学校长人选问题，措置极感艰窘。一方面人与校须相宜；他一方面相宜之人选却未必能得政府信任通过。年来予对于大校校长人选，颇觉无所贡献。”〔5〕而李书华则很自豪地说：“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指梅贻琦，笔者注），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6〕可以说，这也是李书华、陈布雷的教育部时代的一个重要贡献吧。
　　 我们可以见到，陈布雷基本上没有任何政绩性的“建树”，譬如在重要的制度建设方面。作为新闻界名人的陈布雷，曾担任多家报社主笔，其文章曾叱咤一时之风云，充满了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否则也不会被蒋介石一眼看中、求贤若渴且锲而不舍。可为什么在“入幕”之后，其独立人格竟似荡然无存，当年的那种锐利精神竟何处去也？对于陈布雷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任务，蒋介石曾有指示：“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事当请教于吴、李、蔡诸先生，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致诚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于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肃学风之政策，则须排除万难以贯彻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也。”〔7〕说到底，陈布雷之接任教育部，乃在于李石曾、蔡元培两大派系的激烈冲突，迫使原任部长蒋梦麟去职，候选人高鲁又不能通过，所以蒋介石自以行政院长职务兼任教育部长，以李书华为政务次长，而陈布雷任常务次长。这是一种折中解决问题的“和稀泥”方法，而李书华虽堪称“李氏系统中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但毕竟是“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8〕，摆不掉李石曾系的留法背景，而陈布雷则来自“天子脚下”，其作用之关键不言自明。但陈布雷基本一禀其书生从政本色，不带私人，而与主官相处甚洽，可谓任期虽短，但倒也能明白休养生息之理，没有去张罗什么政绩工程，挥动权力大棒与金元诱饵，否则教育界的景象又不知要做怎样的风云变动了。如果再考虑到两官同龄以及中国历来的“瑜亮情结”因素，就更难得了。
　　 这当然也与实际主政的李书华的学者本色密切相关，他长期任北平研究院的主事副院长，对学术和教育是懂的。而也正是那个时代行政官人选的书生本色，能建立起一种弱政府的可能，其实柔弱往往胜刚强，民国时代教育往往被论者称道，这些行政官们的“据雌守弱”是否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呢？而他们显然不是不明白大政处理上的策略，而且惊人一致：“我与布雷商定办事手续，凡以兼理部长名义发出的公文，均由我二人会签负责；重要者随时报告蒋公。”〔9〕
　　所以追溯历史，我们很感叹这两位居高位的同事的惺惺相惜、顾全大局、君子之交。在李书华心目中：“我与布雷系初相识，共事不久即知其才而有远见，且为人小心谨慎，坦白公正，遂相处甚融洽，成为好朋友。”〔10〕陈布雷则说：“润章（即李书华，笔者注）笃实长厚，初相遇犹不相知，继则性情浃洽，知余坦白无他，同为书生本色，遂极相得焉。”〔11〕可惜的是，这样一对黄金搭档，并未能在教育部的位置上大展长才。李书华是1931年底辞职的，陈布雷则迅即被推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是每日很少到教育部办公。在教育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陈布雷待的时间短暂。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陈布雷的仕途真是一帆风顺，在高层位置上如此频繁变动，正是深得高层信任的标志。然而，对于作为一个具有传统士人风骨的知识分子，陈布雷对自己的从政生涯却充满了无奈与无力之感。
　　 从这段关于中等教育的论述，我们可以略窥陈布雷的无奈于一斑：“至于中等教育，则以重质不重量为主，对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学产及普及小学教育与义务教育为主，独对于社会教育部分，余主张质、量并重，而司长李蒸（云亭）专务扩充各省社教经费，以李次长信任云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态度焉。”〔12〕这段话意味甚为丰富，值得细加体会。一是关注的范围，从大学教育拓展到中等教育、地方教育、社会教育等部分，显示出教育部掌控管理全局的思维；二是似因派系流脉之间的关系问题，与社会教育司司长的观念不同，而不得不屈己之见。而提到的李次长，自然是时任政务次长的李书华。李书华与陈布雷的私交颇好，所以两人在大政上必尽量取统一意见，但这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观念差异。其实只要有共事，又如何能没有矛盾？能克己而奉公见大局者可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陈布雷这样的高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方面我们会慨叹“文人为官不自由”，陈布雷品行之高洁，本可去学陶靖节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他却终于慨然入世作为官的事业，如果仅是理解为对某个恩主的“士为知己者死”似乎也过于狭隘，其实他所贡献的，也是给这苍凉官场的一种力行者的形象与意义。毕竟，官场——政治场域的人物，是精英，他们的言行举止、伦理观念，在实践范围内引领一个民族的前进。好人当政，又如何是不重要的呢？更不用说作为此类精英的理想、品质和见地，客观上都会树起一面镜子，可能用处不是立竿见影，但未必就一点用处没有。
　　
　　注释：
　　〔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2〕〔7〕〔8〕〔12〕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39、139、140页。
　　〔3〕〔4〕〔6〕〔9〕〔10〕〔11〕李书华：《李书华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52、145、144、145、145页。
　　〔5〕1937年5月22日日记，载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