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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自2010年以来飞速增长，年均增幅高达近36%。截至2015年，市场规模已达到2410亿元人民币（367亿美元）。
重大疾病保险占据市场主导地位。重大疾病保险的常见模式为：当投保人被诊断为事先约定的一系列疾病中的任何一种时，将会获得一笔一次性的补偿款。此类保险通常是寿险的附加产品，易于设计和销售，因而备受青睐。
然而，重大疾病保险的覆盖范围十分狭窄，仅包含预先定义的少数几种病症，如特定种类的癌症等。其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投保人需要接受长期治疗，此类保险无法为之提供持续的费用补偿。想要获得此类保障，消费者必须购买更纯粹的报销型医疗保险，无论被诊断为哪种疾病，均可获得相应的保障与赔付。
毋庸置疑，中国寿险市场的盈利性远远胜过医疗保险市场。每售出1元商业医疗保险（包括重大疾病保险和报销型医疗保险），就能售出超过5元的人寿保险。
报销型医疗保险市场在中国发展不足的原因有许多。
例如，中国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裨益缺乏认知，保险公司缺少强大的消费者销售渠道。此外，由于报销型医疗保险的覆盖十分有限，销售此类保险的保险公司很难和医院以及其它或许能提供有关患者和治疗结果数据的机构达成紧密合作。这让商业保险公司无法很好地设计产品并为之定价，以及进行赔付管理。
这一局面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报销型医疗保险的赔付率极高且难以预测。在中国，只做报销型产品的医疗保险企业几乎很少能盈利，导致了保险公司没有动力进一步开发报销型产品，以及在这一领域内继续投资。
在中国，大多数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参保者均通过其工作单位，以团体保险的形式参保。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通常会为其高管购买高端报销型医疗保险，以便其前往私立医院就诊。但这些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所能享受的保险福利往往较为有限。例如，他们的保险只涵盖在公立医院进行的手术费用。员工所享受的保险福利还会因雇主的财力不同而有所差异，利润最丰厚的跨国企业往往会为其员工提供最慷慨优厚的报销型医疗保险福利。
增长动力
尽管报销型个人医疗保险在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但整个市场仍会大幅增长。多重趋势将助推这一预期成为现实。
首先，中国政府新近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政策制定者深谙中国社保体系的局限性，鼓励消费者购买和选择商业保险。相关举措包括：针对商业保险购买者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鼓励商业保险公司与医院合作。
此外，中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政策，为更多私立医院的开设及运营提供支持。截至2005年，中国仅有3200家私立医院；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几乎翻了两番，达到12500家以上。日益壮大的私立医院生态系统对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私立医院不仅能够与保险公司共享数据，还能与之携手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特定人群对报销型医疗保险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许多中产阶层和富裕人群对公共医疗体系深感不满—好医生难找、医院布局复杂混乱、就医等待时间过长、滥用静脉输液疗法等等。越来越多的此类消费者表示，只要能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愿意出钱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这些趋势将对个人购买的报销型医疗保险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医疗保险市场中飞速成长的新晋力量。
例如，从现在到2020年，人均年度保费低于2000元人民币的低端报销型医疗保险市场预计将以40%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发展壮大。年度保费超过12000元人民币的高端市场增速更快，年均增长率预计将超过50%。
但它们都比不上增长潜力最为强劲的中端市场，即年度保费位于2000元至12000元之间的报销型医疗保险产品。从产品供应的角度来说，中端产品目前仍是中国报销型医疗保险市场的一大空白。
市场细分
促使中国消费者考虑购买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他们对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不足深有感触，进而开始寻找替代方案。新生儿父母尤其经常陷入这一处境。在拥挤的公立医院排队苦等的经历，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家常便饭”，但许多人希望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好的就医条件。新生儿或许已成为中国家庭选择购买报销型商业医疗保险的第一大诱因。有些父母只为他们的孩子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自己看病还是继续使用公共医保。
除了新生儿以外，年龄和收入亦是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报销型商业保险的首要决定因素；教育水平和职业则紧随其后。
波士顿咨询在一次针对近千名中国消费者的调查中，将中国个人医疗保险消费者划分为七大群组，其中两类人群具有极高的报销型医疗保险购买潜力。
第一类消费者称为“体验至上者”。他们的年龄在35岁至55岁之间，家庭收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各地的此类人群将会突破400万。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大多已婚已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多。
这些消费者愿意为商业医疗保险支付的费用最高，每人每年可达10000元至20000元，三口之家的年均保费在30000元至60000元之间。
在保险所带来的福利方面，“体验至上者”希望拥有轻松无忧，以及与公共医保相比更令人愉悦的就医体验。这意味着他们想要前往高端私立医院，享受便捷的门诊服务，以及通过保险公司直付（而非自行垫付，然后再向保险公司报销）。“体验至上者”还希望保险公司提供更多的自选服务，诸如牙科、孕产和体检等。
第二类高潜力人群的年龄也在35岁至55岁之间，通常已婚已育，并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家庭收入位于2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与“体验至上者”相比，他们的价格敏感度相对更高，每年愿意为三口之家支付的保费总额约为12000元至15000元人民币这类人群称之为“价值至上者”。 到2020年，我们预计中国各地的此类人群将会达到近3800万。“价值至上者”并不介意到公立医院就诊，只要保险能够涵盖特需/贵宾门诊即可。“价值至上者”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中低端和中高端两大群体。
中低端群体每年愿意支付2000元至6000元购买个人保险，中高端群体每年愿意支付6000元至12000元购买此类保险。前者的目的更加单纯，他们只想防患于未然；后者则较之更进一步，他们对服务亦有所要求，譬如更广泛的疾病和药物覆盖范围等。
迄今为止，“体验至上者”和“价值至上者”的报销型医疗保险购买率都不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低是原因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存在，更别说相关的福利和裨益了。
产品设计存在欠缺，或许也是这两类高潜力人群的实际购买率不甚理想的原因之一。产品设计不完善并非中国医疗保险行业的专属问题，全球各地的每一个行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如果产品不符合消费者需求，他们就不会掏钱购买。
致胜秘诀
那么怎样才能在商业医保的大潮中占得先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打造其在商业医保中的竞争力：
第一，细分高端客户。
例如，“体验至上者”对亲友推荐有着非常明显的偏好，通过社交媒体的“口碑相传”来渗透这一高端市场，或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这些消费者还希望拥有整体更好的就医体验，针对这一需求，保险公司应投资构建高端医院网络，打造更优越、更完善的一条龙服务。“价值至上者”则喜欢在线搜索相关信息，以这类客户为目标用户的保险公司应针对这一喜好，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来助推产品营销。
第二，差异化主张和产品设计。
理解了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后，保险公司还须动手创建能满足其需求的定制化产品。在中国，这种开发全新产品种类或全新功能特性的创新还很稀缺。保险公司若能培养起这种能力，将会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
例如，保险公司可以为特定疾病，诸如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打造一款专属的报销型医疗保险产品。
德国两家疾病保险基金BarmerGEK和DAK-Gesundheit在为德国降低骨质疏松症治疗成本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从多个地区搜集患者数据，并对之进行了复杂精密的分析，为这种退行性疾病寻找最具成本效益的治疗方式。在德国，骨质疏松症每年都会带来70多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关的数据分析结果最终说服这两大基金将一款创新药物纳入保险范围，尽管其前期成本很高。
在中国，消费者数据十分有限，这意味着中国保险机构可能无法用相同的方式来制定药物保险决策。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和渠道来获取所需数据，诸如与药企合作等，为特定疾病的患者提供定制化保险产品。这方面被业界所熟知的案例就是罗氏为其肿瘤药物所开发的一款保险产品。
第三，开发和拓展渠道。
这里一个比较值得提及的案例是平安保险推出的“平安好医生”，这一在线平台将患者与5万名签约医生和专家联系到一起。
“平安好医生”通过文本和视频等方式，为患者提供24小时全天候问诊服务，只需使用网站的预约功能，就可以和医生进行对话。网站不仅为患者省去了大量的候诊时间，同时也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客户吸引工具。目前，“平安好医生”网站已拥有7700万注册用户，系统每天都会接收到成千上万条医疗保健咨询请求。网站用户还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迅速获取平安医疗保险的各类信息。
第四，高效理赔和运营管理。如果保险机构无法从报销型医疗保险产品中获得盈利，那无论他们多么善于吸引消费者，甚至能让他们立即掏钱购买此类产品，最终也是徒劳。高效运营能帮助保险机构降低成本。
第五，构建医院和医疗保健服务商网络。
截至目前，商业保险提供商与大型公立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依旧薄弱，进而导致其无法获取必要的患者信息，为成功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提供支持。同样，他们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也十分有限，使之难以制定有效的风险和赔付率降低举措。
但现在，监管机构已为保险公司亮起绿灯，允许其对医院进行投资，这些障碍也会逐渐得以化解。部分中国保险机构已着手把握这一大好机会。
阳光保险率先采取行动，与政府合作在山东潍坊建设了一家拥有2000个床位的医院，并为之取名“阳光融合医院”。新医院于2016年5月正式开业。
另一家保险机构—泰康人寿则斥资数十亿元人民币，大力兴建医院、老年护理社区和专用设施网络，这与美国凯撒集团的“管理型医疗保险”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泰康人寿在部分地区投资建设新医院，在另一些地区则收购了现有的公立医院并将其私有化。
第六健康管理。此类服务能帮助消费者预防疾病，而不只是在事后“亡羊补牢”；对医疗保险公司而言，这无疑是最佳方案。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健康计划对慢性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患者同样很有帮助。在美国，许多保险机构投资设立了远程监控系统，通过积极主动的方式来治疗心脏病。它们在患者家中捕捉临床数据，并将其传送给主治医生，以便其及时捕捉危险信号。
重大疾病保险占据市场主导地位。重大疾病保险的常见模式为：当投保人被诊断为事先约定的一系列疾病中的任何一种时，将会获得一笔一次性的补偿款。此类保险通常是寿险的附加产品，易于设计和销售，因而备受青睐。
然而，重大疾病保险的覆盖范围十分狭窄，仅包含预先定义的少数几种病症，如特定种类的癌症等。其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投保人需要接受长期治疗，此类保险无法为之提供持续的费用补偿。想要获得此类保障，消费者必须购买更纯粹的报销型医疗保险，无论被诊断为哪种疾病，均可获得相应的保障与赔付。
毋庸置疑，中国寿险市场的盈利性远远胜过医疗保险市场。每售出1元商业医疗保险（包括重大疾病保险和报销型医疗保险），就能售出超过5元的人寿保险。
报销型医疗保险市场在中国发展不足的原因有许多。
例如，中国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裨益缺乏认知，保险公司缺少强大的消费者销售渠道。此外，由于报销型医疗保险的覆盖十分有限，销售此类保险的保险公司很难和医院以及其它或许能提供有关患者和治疗结果数据的机构达成紧密合作。这让商业保险公司无法很好地设计产品并为之定价，以及进行赔付管理。
这一局面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报销型医疗保险的赔付率极高且难以预测。在中国，只做报销型产品的医疗保险企业几乎很少能盈利，导致了保险公司没有动力进一步开发报销型产品，以及在这一领域内继续投资。
在中国，大多数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参保者均通过其工作单位，以团体保险的形式参保。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通常会为其高管购买高端报销型医疗保险，以便其前往私立医院就诊。但这些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所能享受的保险福利往往较为有限。例如，他们的保险只涵盖在公立医院进行的手术费用。员工所享受的保险福利还会因雇主的财力不同而有所差异，利润最丰厚的跨国企业往往会为其员工提供最慷慨优厚的报销型医疗保险福利。
增长动力
尽管报销型个人医疗保险在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但整个市场仍会大幅增长。多重趋势将助推这一预期成为现实。
首先，中国政府新近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政策制定者深谙中国社保体系的局限性，鼓励消费者购买和选择商业保险。相关举措包括：针对商业保险购买者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鼓励商业保险公司与医院合作。
此外，中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政策，为更多私立医院的开设及运营提供支持。截至2005年，中国仅有3200家私立医院；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几乎翻了两番，达到12500家以上。日益壮大的私立医院生态系统对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私立医院不仅能够与保险公司共享数据，还能与之携手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特定人群对报销型医疗保险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许多中产阶层和富裕人群对公共医疗体系深感不满—好医生难找、医院布局复杂混乱、就医等待时间过长、滥用静脉输液疗法等等。越来越多的此类消费者表示，只要能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愿意出钱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这些趋势将对个人购买的报销型医疗保险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医疗保险市场中飞速成长的新晋力量。
例如，从现在到2020年，人均年度保费低于2000元人民币的低端报销型医疗保险市场预计将以40%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发展壮大。年度保费超过12000元人民币的高端市场增速更快，年均增长率预计将超过50%。
但它们都比不上增长潜力最为强劲的中端市场，即年度保费位于2000元至12000元之间的报销型医疗保险产品。从产品供应的角度来说，中端产品目前仍是中国报销型医疗保险市场的一大空白。
市场细分
促使中国消费者考虑购买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他们对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不足深有感触，进而开始寻找替代方案。新生儿父母尤其经常陷入这一处境。在拥挤的公立医院排队苦等的经历，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家常便饭”，但许多人希望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好的就医条件。新生儿或许已成为中国家庭选择购买报销型商业医疗保险的第一大诱因。有些父母只为他们的孩子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自己看病还是继续使用公共医保。
除了新生儿以外，年龄和收入亦是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报销型商业保险的首要决定因素；教育水平和职业则紧随其后。
波士顿咨询在一次针对近千名中国消费者的调查中，将中国个人医疗保险消费者划分为七大群组，其中两类人群具有极高的报销型医疗保险购买潜力。
第一类消费者称为“体验至上者”。他们的年龄在35岁至55岁之间，家庭收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各地的此类人群将会突破400万。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大多已婚已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多。
这些消费者愿意为商业医疗保险支付的费用最高，每人每年可达10000元至20000元，三口之家的年均保费在30000元至60000元之间。
在保险所带来的福利方面，“体验至上者”希望拥有轻松无忧，以及与公共医保相比更令人愉悦的就医体验。这意味着他们想要前往高端私立医院，享受便捷的门诊服务，以及通过保险公司直付（而非自行垫付，然后再向保险公司报销）。“体验至上者”还希望保险公司提供更多的自选服务，诸如牙科、孕产和体检等。
第二类高潜力人群的年龄也在35岁至55岁之间，通常已婚已育，并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家庭收入位于2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与“体验至上者”相比，他们的价格敏感度相对更高，每年愿意为三口之家支付的保费总额约为12000元至15000元人民币这类人群称之为“价值至上者”。 到2020年，我们预计中国各地的此类人群将会达到近3800万。“价值至上者”并不介意到公立医院就诊，只要保险能够涵盖特需/贵宾门诊即可。“价值至上者”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中低端和中高端两大群体。
中低端群体每年愿意支付2000元至6000元购买个人保险，中高端群体每年愿意支付6000元至12000元购买此类保险。前者的目的更加单纯，他们只想防患于未然；后者则较之更进一步，他们对服务亦有所要求，譬如更广泛的疾病和药物覆盖范围等。
迄今为止，“体验至上者”和“价值至上者”的报销型医疗保险购买率都不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低是原因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报销型医疗保险的存在，更别说相关的福利和裨益了。
产品设计存在欠缺，或许也是这两类高潜力人群的实际购买率不甚理想的原因之一。产品设计不完善并非中国医疗保险行业的专属问题，全球各地的每一个行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如果产品不符合消费者需求，他们就不会掏钱购买。
致胜秘诀
那么怎样才能在商业医保的大潮中占得先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打造其在商业医保中的竞争力：
第一，细分高端客户。
例如，“体验至上者”对亲友推荐有着非常明显的偏好，通过社交媒体的“口碑相传”来渗透这一高端市场，或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这些消费者还希望拥有整体更好的就医体验，针对这一需求，保险公司应投资构建高端医院网络，打造更优越、更完善的一条龙服务。“价值至上者”则喜欢在线搜索相关信息，以这类客户为目标用户的保险公司应针对这一喜好，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来助推产品营销。
第二，差异化主张和产品设计。
理解了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后，保险公司还须动手创建能满足其需求的定制化产品。在中国，这种开发全新产品种类或全新功能特性的创新还很稀缺。保险公司若能培养起这种能力，将会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
例如，保险公司可以为特定疾病，诸如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打造一款专属的报销型医疗保险产品。
德国两家疾病保险基金BarmerGEK和DAK-Gesundheit在为德国降低骨质疏松症治疗成本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从多个地区搜集患者数据，并对之进行了复杂精密的分析，为这种退行性疾病寻找最具成本效益的治疗方式。在德国，骨质疏松症每年都会带来70多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关的数据分析结果最终说服这两大基金将一款创新药物纳入保险范围，尽管其前期成本很高。
在中国，消费者数据十分有限，这意味着中国保险机构可能无法用相同的方式来制定药物保险决策。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和渠道来获取所需数据，诸如与药企合作等，为特定疾病的患者提供定制化保险产品。这方面被业界所熟知的案例就是罗氏为其肿瘤药物所开发的一款保险产品。
第三，开发和拓展渠道。
这里一个比较值得提及的案例是平安保险推出的“平安好医生”，这一在线平台将患者与5万名签约医生和专家联系到一起。
“平安好医生”通过文本和视频等方式，为患者提供24小时全天候问诊服务，只需使用网站的预约功能，就可以和医生进行对话。网站不仅为患者省去了大量的候诊时间，同时也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客户吸引工具。目前，“平安好医生”网站已拥有7700万注册用户，系统每天都会接收到成千上万条医疗保健咨询请求。网站用户还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迅速获取平安医疗保险的各类信息。
第四，高效理赔和运营管理。如果保险机构无法从报销型医疗保险产品中获得盈利，那无论他们多么善于吸引消费者，甚至能让他们立即掏钱购买此类产品，最终也是徒劳。高效运营能帮助保险机构降低成本。
第五，构建医院和医疗保健服务商网络。
截至目前，商业保险提供商与大型公立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依旧薄弱，进而导致其无法获取必要的患者信息，为成功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提供支持。同样，他们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也十分有限，使之难以制定有效的风险和赔付率降低举措。
但现在，监管机构已为保险公司亮起绿灯，允许其对医院进行投资，这些障碍也会逐渐得以化解。部分中国保险机构已着手把握这一大好机会。
阳光保险率先采取行动，与政府合作在山东潍坊建设了一家拥有2000个床位的医院，并为之取名“阳光融合医院”。新医院于2016年5月正式开业。
另一家保险机构—泰康人寿则斥资数十亿元人民币，大力兴建医院、老年护理社区和专用设施网络，这与美国凯撒集团的“管理型医疗保险”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泰康人寿在部分地区投资建设新医院，在另一些地区则收购了现有的公立医院并将其私有化。
第六健康管理。此类服务能帮助消费者预防疾病，而不只是在事后“亡羊补牢”；对医疗保险公司而言，这无疑是最佳方案。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健康计划对慢性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患者同样很有帮助。在美国，许多保险机构投资设立了远程监控系统，通过积极主动的方式来治疗心脏病。它们在患者家中捕捉临床数据，并将其传送给主治医生，以便其及时捕捉危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