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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一粒麦种》通过倒叙插叙，把自“茅茅运动”以来的十年历史演绎成一个延伸的文本，而这一文本也成为了肯尼亚独立历史的压缩写照。文本是肯尼亚独立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本文以新历史主义为视角，将《一粒麦种》从单一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非洲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关系之中，对小说展开“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双向阐释，考察肯尼亚独立这段历史对《一粒麦种》文本的建构以及文学文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以阐述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一粒麦种》
引 言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突破了以往“文学反映历史”的思维模式，讨论历史、思想、意识，思考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历史的相辅相成，并且，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依赖关系。历史的文学书写与文学的历史解释表明文学与历史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一关系成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海登“历史的文本性”所描绘的历史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充满了虚构的话语和需要阐述的空白点，真实而连续的历史是无法描摹和记录的［1］（407）。路易斯·蒙特洛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包括批评者所研究的文本以及批评文本本身的一切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1］（393）。正是文学文本中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共性，构成了文学的历史性氛围，即“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产生了文本与历史“张力制衡”的关系，从文本的视角关注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理解文本，审视历史与文本，历史与个人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所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学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一粒麦种》集中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作品置于非洲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一粒麦种》、恩古吉的非洲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同时代其他文本的关系、《一粒麦种》与肯尼亚独立史的联系等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因素。小说中，通过多重叙述的穿插，将文本话语无意识地侵入到肯尼亚自“茅茅运动”以来近十年的历史之中，消解了肯尼亚漫长独立过程中的时间距离，从而使漫长而袤远的独立历史统统缩进了《一粒麦种》的文本之中。恩古吉通过文本设计而重构了一段文学性的历史，使历史的文本性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同时，恩古吉又通过穿插倒叙，以及一系列事件的设置而使文本不断指向历史，显示出文本的历史性。
一、 历史的文本性
在非洲文学领域，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是为人提供恰当的历史感。历史问题及历史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中所具有的意义是备受争论的议题之一。恩古吉的《一粒麦种》将作者对于变革过程中的忧虑外化为对后殖民时期体验的权威描述。
关于历史的文本性的理解，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事件都是实际上发生过，但不再可能直接观察到，为了使它们成为反映的客体，就必须对它们用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进行描述，但不论采取何种叙事描写，都无法避免地对先前发声的事件进行重构。这种通过语言重构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再次将语言进行凝聚、置换、象征和两度修改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新文本产生的过程。因而，历史本身是一个文本”。［3］（386）此外，海登·怀特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历史的阐释需要加以文学性的修辞。新历史主义者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话语。这种历史观不再将历史视为对过去时间的真实描述，而是视为描述过去事件的一种话语［1］（398）。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44）。历史通过语言的不断重构成为了不同的文本，而这些文本不只是所谓的记录真实事件的历史，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被不同的人根据他们个人过去的经验重新书写和阐释。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文本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个别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最后才能构成文学文本［6］（238）。恩古吉的文学作品一直都力求以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为线索，对肯尼亚从殖民时期到实现独立的过渡时期社会生活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一粒麦种》正是这样一部文学性和历史性完美结合的小说。《一粒麦种》出版于肯尼亚独立之后，这一历史事件永远属于过去，对我们来说无法亲历，因此它只能以经过语言凝聚、置换、象征以及与文本生成有关的两度修改的历史描述的面目在小说中出现。我们在《一粒麦种》中所感受到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的文学性建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肯尼亚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虽然真实存在，不过却属于过去。在《一粒麦种》中，肯尼亚的独立的历史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叙述性地再现出历史。小说中关于茅茅运动的起源以及茅茅运动组织，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军队对肯尼亚的统治，以及一九五二年白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历史事件都在对肯尼亚历史的编撰过程中，由于恩古吉所面对的是无序的事件，他需要通过包容、排除、强调、从属等手段对历史进行剪裁、拼贴。如此一来，同样的历史事件，通过不同的文学性叙述建构，采用以虚构为文学性的文学语言表述模式，历史话语的文学性昭然若揭，历史与文学的界墙轰然倒塌。
二、 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首先要明确一切“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下的产物，也就是一切文本都无可避免的具有社会历史性，而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都不是客观的，都带有其社会历史性，而且都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解读的［2］（43）。此外，“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从而使文本自身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可将文本单纯看作对历史的“反映”或者“表达”，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本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蒙特洛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包括批评者所研究的文本以及批评文本本身的一切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新历史主义强调不能孤立地待看文学史和历史，也不能将文学话语同其他与政治、历史相关的话语割裂开来，而应该将文学置于非文学的视角之下，研究文学作品文学性、政治性、历史性等。 所有书写的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也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具体性，镶嵌着社会历史的内容［4］（673）。因而，历史视界使文本成为一个不断解释而且不断被解释的螺旋体。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感觉和反思空间［1］（412）。肯尼亚的独立历史延伸《一粒麦种》的文本维度，是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成为生命诗性的尺度。《一粒麦种》中蕴含着由作者象征意图和用以批评过去的反讽话语构成的张力。小说中屡次提及的角色都和肯尼亚历史的重大事件相关，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演变为沉重历史象征的化身。书中一开始提到的瓦瑞老人（意为“河流”），是这历史的河流连系了肯尼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瓦瑞的一生就是一部茅茅运动简史”［5］（19）小说中的主人公基孔由（意为“肚脐”），他是几代人的纵向连系，他当选了茅茅组织的支部书记，他非常独立，凡事力求成功，村民们都很尊敬、钦佩他，而且还竞相向他学习。而他的妻子梦碧则采用了吉库尤圣母的名字，她是吉库尤人敬拜的女神。她也出现在民间传说的歌中：“吉库尤人和梦碧在一起，烧断刀柄，得到安逸”［5］（88）梦碧的哥哥基希卡则暗示“匆匆的一代”，在小说中他也在独立战争中牺牲。而卡冉加则有着另外一代人的名字。穆苟这一名字则是用非洲文化中最令人崇敬的预言家之名来命名，并被错误地推举为独立运动中的大英雄，被视为民众的救星。“大家传诵着穆苟的名字，互相谈论着他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情景在平常的几十种是难得一见的，但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今夜肯尼亚会实现自由。我们的英雄穆苟，不再是普通人。”［5］（103）
《一粒麦种》出版于肯尼亚独立之后，它的副标题是“肯尼亚历史上一段最黑暗岁月的缩影”。恩古吉曾于一九七七年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直到肯尼亚独裁者阿拉普·莫伊下台才终于能以安全回国。在创作过程中，恩古吉很好地将自己从非洲生活中直接获得各种经验材料整合起来；并且将自己的创作活动同非洲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视角有机调合。因此，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的，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密不可分。此外，文本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社会的政治的影响，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对社会具有反作用，即：文本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必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小说中，肯尼亚历史几乎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恩古吉并不回避历史的本质和意义问题，也没有弱化历史的力量。小说细致描绘了肯尼亚当代历史的轮廓，涵盖了从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反英群众组织的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民族独立期间民众心目中的重大时刻，重点表现了小说中非洲人民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以及被压抑和边缘化者对主导话语权的颠覆，虽然这种颠覆必然地受到抑制，却表现了非洲人民对民族命运的抗争，并极力强调人们对现代肯尼亚历史的感知。
结语
对新历史主义批评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二十年中理论热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在历史中研究文本的运动。 恩古吉创作了这部反映肯尼亚独立的小说， 目的是回溯肯尼亚的去殖民历史，并思索人物角色同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恩古吉利用现实主义来发掘可预知的主题和社会群体，并将他们放置在混乱但丰富的历史文本中真实再现了那段残酷但真切存在的殖民统治。而这段历史无论对于肯尼亚还是对英国，对于作者还是读者， 对于白人还是黑人都会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种阴影萦绕至今，并且会继续影响非洲文学作品。恩古吉在历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文学形式，而且运用这些形式来表达他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2］张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3］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4］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
［5］朱庆译. 一粒麦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陈太胜. 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一粒麦种》
引 言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突破了以往“文学反映历史”的思维模式，讨论历史、思想、意识，思考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历史的相辅相成，并且，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依赖关系。历史的文学书写与文学的历史解释表明文学与历史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一关系成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海登“历史的文本性”所描绘的历史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充满了虚构的话语和需要阐述的空白点，真实而连续的历史是无法描摹和记录的［1］（407）。路易斯·蒙特洛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包括批评者所研究的文本以及批评文本本身的一切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1］（393）。正是文学文本中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共性，构成了文学的历史性氛围，即“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产生了文本与历史“张力制衡”的关系，从文本的视角关注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理解文本，审视历史与文本，历史与个人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所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学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一粒麦种》集中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作品置于非洲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一粒麦种》、恩古吉的非洲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同时代其他文本的关系、《一粒麦种》与肯尼亚独立史的联系等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因素。小说中，通过多重叙述的穿插，将文本话语无意识地侵入到肯尼亚自“茅茅运动”以来近十年的历史之中，消解了肯尼亚漫长独立过程中的时间距离，从而使漫长而袤远的独立历史统统缩进了《一粒麦种》的文本之中。恩古吉通过文本设计而重构了一段文学性的历史，使历史的文本性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同时，恩古吉又通过穿插倒叙，以及一系列事件的设置而使文本不断指向历史，显示出文本的历史性。
一、 历史的文本性
在非洲文学领域，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是为人提供恰当的历史感。历史问题及历史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中所具有的意义是备受争论的议题之一。恩古吉的《一粒麦种》将作者对于变革过程中的忧虑外化为对后殖民时期体验的权威描述。
关于历史的文本性的理解，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事件都是实际上发生过，但不再可能直接观察到，为了使它们成为反映的客体，就必须对它们用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进行描述，但不论采取何种叙事描写，都无法避免地对先前发声的事件进行重构。这种通过语言重构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再次将语言进行凝聚、置换、象征和两度修改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新文本产生的过程。因而，历史本身是一个文本”。［3］（386）此外，海登·怀特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历史的阐释需要加以文学性的修辞。新历史主义者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话语。这种历史观不再将历史视为对过去时间的真实描述，而是视为描述过去事件的一种话语［1］（398）。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44）。历史通过语言的不断重构成为了不同的文本，而这些文本不只是所谓的记录真实事件的历史，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被不同的人根据他们个人过去的经验重新书写和阐释。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文本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个别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最后才能构成文学文本［6］（238）。恩古吉的文学作品一直都力求以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为线索，对肯尼亚从殖民时期到实现独立的过渡时期社会生活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一粒麦种》正是这样一部文学性和历史性完美结合的小说。《一粒麦种》出版于肯尼亚独立之后，这一历史事件永远属于过去，对我们来说无法亲历，因此它只能以经过语言凝聚、置换、象征以及与文本生成有关的两度修改的历史描述的面目在小说中出现。我们在《一粒麦种》中所感受到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的文学性建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肯尼亚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虽然真实存在，不过却属于过去。在《一粒麦种》中，肯尼亚的独立的历史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叙述性地再现出历史。小说中关于茅茅运动的起源以及茅茅运动组织，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军队对肯尼亚的统治，以及一九五二年白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历史事件都在对肯尼亚历史的编撰过程中，由于恩古吉所面对的是无序的事件，他需要通过包容、排除、强调、从属等手段对历史进行剪裁、拼贴。如此一来，同样的历史事件，通过不同的文学性叙述建构，采用以虚构为文学性的文学语言表述模式，历史话语的文学性昭然若揭，历史与文学的界墙轰然倒塌。
二、 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首先要明确一切“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下的产物，也就是一切文本都无可避免的具有社会历史性，而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都不是客观的，都带有其社会历史性，而且都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解读的［2］（43）。此外，“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从而使文本自身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可将文本单纯看作对历史的“反映”或者“表达”，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本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蒙特洛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包括批评者所研究的文本以及批评文本本身的一切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新历史主义强调不能孤立地待看文学史和历史，也不能将文学话语同其他与政治、历史相关的话语割裂开来，而应该将文学置于非文学的视角之下，研究文学作品文学性、政治性、历史性等。 所有书写的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也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具体性，镶嵌着社会历史的内容［4］（673）。因而，历史视界使文本成为一个不断解释而且不断被解释的螺旋体。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感觉和反思空间［1］（412）。肯尼亚的独立历史延伸《一粒麦种》的文本维度，是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成为生命诗性的尺度。《一粒麦种》中蕴含着由作者象征意图和用以批评过去的反讽话语构成的张力。小说中屡次提及的角色都和肯尼亚历史的重大事件相关，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演变为沉重历史象征的化身。书中一开始提到的瓦瑞老人（意为“河流”），是这历史的河流连系了肯尼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瓦瑞的一生就是一部茅茅运动简史”［5］（19）小说中的主人公基孔由（意为“肚脐”），他是几代人的纵向连系，他当选了茅茅组织的支部书记，他非常独立，凡事力求成功，村民们都很尊敬、钦佩他，而且还竞相向他学习。而他的妻子梦碧则采用了吉库尤圣母的名字，她是吉库尤人敬拜的女神。她也出现在民间传说的歌中：“吉库尤人和梦碧在一起，烧断刀柄，得到安逸”［5］（88）梦碧的哥哥基希卡则暗示“匆匆的一代”，在小说中他也在独立战争中牺牲。而卡冉加则有着另外一代人的名字。穆苟这一名字则是用非洲文化中最令人崇敬的预言家之名来命名，并被错误地推举为独立运动中的大英雄，被视为民众的救星。“大家传诵着穆苟的名字，互相谈论着他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情景在平常的几十种是难得一见的，但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今夜肯尼亚会实现自由。我们的英雄穆苟，不再是普通人。”［5］（103）
《一粒麦种》出版于肯尼亚独立之后，它的副标题是“肯尼亚历史上一段最黑暗岁月的缩影”。恩古吉曾于一九七七年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直到肯尼亚独裁者阿拉普·莫伊下台才终于能以安全回国。在创作过程中，恩古吉很好地将自己从非洲生活中直接获得各种经验材料整合起来；并且将自己的创作活动同非洲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视角有机调合。因此，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的，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密不可分。此外，文本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社会的政治的影响，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对社会具有反作用，即：文本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必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小说中，肯尼亚历史几乎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恩古吉并不回避历史的本质和意义问题，也没有弱化历史的力量。小说细致描绘了肯尼亚当代历史的轮廓，涵盖了从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反英群众组织的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民族独立期间民众心目中的重大时刻，重点表现了小说中非洲人民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以及被压抑和边缘化者对主导话语权的颠覆，虽然这种颠覆必然地受到抑制，却表现了非洲人民对民族命运的抗争，并极力强调人们对现代肯尼亚历史的感知。
结语
对新历史主义批评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二十年中理论热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在历史中研究文本的运动。 恩古吉创作了这部反映肯尼亚独立的小说， 目的是回溯肯尼亚的去殖民历史，并思索人物角色同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恩古吉利用现实主义来发掘可预知的主题和社会群体，并将他们放置在混乱但丰富的历史文本中真实再现了那段残酷但真切存在的殖民统治。而这段历史无论对于肯尼亚还是对英国，对于作者还是读者， 对于白人还是黑人都会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种阴影萦绕至今，并且会继续影响非洲文学作品。恩古吉在历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文学形式，而且运用这些形式来表达他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2］张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3］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4］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
［5］朱庆译. 一粒麦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陈太胜. 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