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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进行改造，这是学界共识；没有达成共识的是，如何改造。
精神病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的一种，由于精神病人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因此这是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重要环节，其结果往往左右司法判决。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下设的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同时，上访人员“被精神病”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司法实践中，邱兴华案、杨佳案等一系列个案暴露出了精神病司法鉴定各个环节（包括启动、鉴定、认定）的弊端。
正值《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重修之际，学界推动精神病司法鉴定改革的热情高涨。“问题越来越迫切。”2011年3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司法精神病刑事立法与实务改革研讨会”（下称研讨会）上感慨。在他看来， 尽管问题非常突出，但是立法、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却严重滞后。
“关于精神病司法鉴定，此次刑诉法修改不会很全面。”陈光中介绍，此次刑诉法与司法精神病有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强制医疗程序的制度设计上，而并未涉及诸如启动权等更关键的制度环节。
谁有权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如何设计？哪些机构有资格从事这一鉴定工作？鉴定应当遵循何种标准？就精神病司法鉴定改革而言，这些问题不得不回答。
启动权垄断当破
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制度是司法鉴定程序的起点，在目前体制下，启动权被司法机关垄断。
现行刑诉法虽未明确规定精神病鉴定的主体，但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等联合颁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条例》，中国精神病鉴定的委托者只能是政法机关，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启动权垄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鉴定的启动难，尤其是当事人申请鉴定，往往得不到批准。刑诉法第121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但对于初次鉴定，以及申请鉴定后法院不予采纳的情况，实践中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
“当事人一方申请精神病鉴定，要拿出一定的依据，比如医师证明或家族病史鉴定记录，然后能否鉴定仍未可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说。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透露，对于启动权改革，刑诉法草案中并未涉及。很大程度上，启动权分配决定于诉讼制度。中国刑事司法遵行职权主义庭审模式，法官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法官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鉴定的启动。
他认为，鉴定启动权归法院，当事人享有申请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还能起到限权的效果。
强制医疗程序待立
此次刑诉法草案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增加了一种特别审判程序，即强制医疗程序。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这是强制医疗措施的实体法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因此在实践层面比较混乱。长期以来，强制医疗措施多采用行政程序，由公安机关单方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将精神病患者送往安康医院进行治疗，其中过程缺乏必要的监督。
安康医院接受的精神病人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安机关立案后，被鉴定出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一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达到拘留以上肇事肇祸的人。这意味着安康医院只接受来自公安系统的精神病人，在审判阶段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被告人，并不能被送至安康医院进行强制治疗，这也成为了程序启动的一大障碍。
“我们在调研时与基层法官谈话，很多法官表示，不敢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旦这些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政府和监护人都不愿接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程雷说。
刑诉法草案拟规定，由法院负责把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且无刑事责任能力者，交由相关医疗机构强制治疗。
陈卫东教授表示，“强制医疗程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精神病患者不承担刑事责任后放任自流、肇事肇祸等问题。”此次草案拟规定强制医疗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改变过去公安机关直接将精神病患者送到安康医院的状况。“由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再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治疗。”
无论是强制治疗还是出院，都需要有医学专家的评估。这意味着强制医疗将成为一种司法权力而不再是行政权力，“这是强制医疗程序最大的意义。”
评定标准混乱
在评定环节，首先是鉴定主体资质问题，即哪些机构有权进行精神病鉴定。
现行刑诉法第120条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这被认为限定了鉴定主体范围，同时造成了资源浪费。
“刑诉法草案将会摒弃这一点，从而扩充鉴定机构的范围。”陈卫东教授透露。这也就意味着，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不仅仅局限于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而是扩充至各研究所和鉴定中心，只要这些机构具有相关资质。
长期以来，鉴定标准，尤其是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标准混乱，是精神病司法鉴定行业一大沉疴。
一般而言，精神病司法鉴定需要两个要件，一个是医学要件，一个是法学要件。医学要件是基础，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张钦廷向《财经》记者解释，“首先要确定有精神障碍，再考察案发时精神障碍所表现出的症状对作案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而判断责任能力达到的程度。”
在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刘锡伟教授看来，质量是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最大问题。很多鉴定机构的操作方法过于简单粗糙，通常只是对公检法系统送来的材料进行鉴定，缺乏实地的考察和亲自搜集信息。
2008年7月1日，京籍男子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连续袭警，导致六名警察死亡、三名警察和一名保安受伤，杨佳此后被执行死刑。彼时刘锡伟教授即认为，根据杨佳案判决书披露的一些细节，以及杨佳母亲家族有精神病史等信息，他认为杨佳极有可能患有精神病，法院认定的司法鉴定则过于草率。
在实践中，由于精神病司法鉴定建立在阅读书面材料、倾听、观察等主观性较强的检测手段上，因此，结论很难完全统一。但精神病鉴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从而影响最后的判决。同时，对于专业鉴定人员给出的鉴定结果，法官很难再进行实质性的审核，采信率很高。
为避免鉴定结果过分影响司法公正，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将鉴定结论改称为鉴定意见。
“刑诉法的修改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将鉴定结论的名称置换为鉴定意见，不再叫鉴定结论，只是作为参考意见，以改变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鉴定意见的盲目采信。”陈卫东教授说，“这样，从名称上就告知法官鉴定结果只是鉴定人的一种意见，必须加以审查和判断。强调了鉴定结论对于法官没有预定效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宋英辉教授建议，需要完善鉴定人出庭和专家辅助人制度，通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法院也可聘请专家组成专家鉴定委员会，对鉴定结果进行必要审查。
如同中国司法制度的其他问题一样，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制度设计。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困扰中国精神病司法鉴定，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这就是法院的法官不是独立审判，在作出判决时要考虑社会效果。很难想象，像邱兴华这样的重刑犯，如果进入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最后不获刑罚，社会能否接受。”
精神病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的一种，由于精神病人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因此这是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重要环节，其结果往往左右司法判决。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下设的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同时，上访人员“被精神病”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司法实践中，邱兴华案、杨佳案等一系列个案暴露出了精神病司法鉴定各个环节（包括启动、鉴定、认定）的弊端。
正值《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重修之际，学界推动精神病司法鉴定改革的热情高涨。“问题越来越迫切。”2011年3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司法精神病刑事立法与实务改革研讨会”（下称研讨会）上感慨。在他看来， 尽管问题非常突出，但是立法、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却严重滞后。
“关于精神病司法鉴定，此次刑诉法修改不会很全面。”陈光中介绍，此次刑诉法与司法精神病有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强制医疗程序的制度设计上，而并未涉及诸如启动权等更关键的制度环节。
谁有权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如何设计？哪些机构有资格从事这一鉴定工作？鉴定应当遵循何种标准？就精神病司法鉴定改革而言，这些问题不得不回答。
启动权垄断当破
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制度是司法鉴定程序的起点，在目前体制下，启动权被司法机关垄断。
现行刑诉法虽未明确规定精神病鉴定的主体，但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等联合颁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条例》，中国精神病鉴定的委托者只能是政法机关，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启动权垄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鉴定的启动难，尤其是当事人申请鉴定，往往得不到批准。刑诉法第121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但对于初次鉴定，以及申请鉴定后法院不予采纳的情况，实践中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
“当事人一方申请精神病鉴定，要拿出一定的依据，比如医师证明或家族病史鉴定记录，然后能否鉴定仍未可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说。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透露，对于启动权改革，刑诉法草案中并未涉及。很大程度上，启动权分配决定于诉讼制度。中国刑事司法遵行职权主义庭审模式，法官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法官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鉴定的启动。
他认为，鉴定启动权归法院，当事人享有申请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还能起到限权的效果。
强制医疗程序待立
此次刑诉法草案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增加了一种特别审判程序，即强制医疗程序。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这是强制医疗措施的实体法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因此在实践层面比较混乱。长期以来，强制医疗措施多采用行政程序，由公安机关单方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将精神病患者送往安康医院进行治疗，其中过程缺乏必要的监督。
安康医院接受的精神病人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安机关立案后，被鉴定出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一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达到拘留以上肇事肇祸的人。这意味着安康医院只接受来自公安系统的精神病人，在审判阶段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被告人，并不能被送至安康医院进行强制治疗，这也成为了程序启动的一大障碍。
“我们在调研时与基层法官谈话，很多法官表示，不敢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旦这些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政府和监护人都不愿接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程雷说。
刑诉法草案拟规定，由法院负责把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且无刑事责任能力者，交由相关医疗机构强制治疗。
陈卫东教授表示，“强制医疗程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精神病患者不承担刑事责任后放任自流、肇事肇祸等问题。”此次草案拟规定强制医疗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改变过去公安机关直接将精神病患者送到安康医院的状况。“由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再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治疗。”
无论是强制治疗还是出院，都需要有医学专家的评估。这意味着强制医疗将成为一种司法权力而不再是行政权力，“这是强制医疗程序最大的意义。”
评定标准混乱
在评定环节，首先是鉴定主体资质问题，即哪些机构有权进行精神病鉴定。
现行刑诉法第120条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这被认为限定了鉴定主体范围，同时造成了资源浪费。
“刑诉法草案将会摒弃这一点，从而扩充鉴定机构的范围。”陈卫东教授透露。这也就意味着，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不仅仅局限于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而是扩充至各研究所和鉴定中心，只要这些机构具有相关资质。
长期以来，鉴定标准，尤其是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标准混乱，是精神病司法鉴定行业一大沉疴。
一般而言，精神病司法鉴定需要两个要件，一个是医学要件，一个是法学要件。医学要件是基础，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张钦廷向《财经》记者解释，“首先要确定有精神障碍，再考察案发时精神障碍所表现出的症状对作案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而判断责任能力达到的程度。”
在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刘锡伟教授看来，质量是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最大问题。很多鉴定机构的操作方法过于简单粗糙，通常只是对公检法系统送来的材料进行鉴定，缺乏实地的考察和亲自搜集信息。
2008年7月1日，京籍男子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连续袭警，导致六名警察死亡、三名警察和一名保安受伤，杨佳此后被执行死刑。彼时刘锡伟教授即认为，根据杨佳案判决书披露的一些细节，以及杨佳母亲家族有精神病史等信息，他认为杨佳极有可能患有精神病，法院认定的司法鉴定则过于草率。
在实践中，由于精神病司法鉴定建立在阅读书面材料、倾听、观察等主观性较强的检测手段上，因此，结论很难完全统一。但精神病鉴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从而影响最后的判决。同时，对于专业鉴定人员给出的鉴定结果，法官很难再进行实质性的审核，采信率很高。
为避免鉴定结果过分影响司法公正，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将鉴定结论改称为鉴定意见。
“刑诉法的修改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将鉴定结论的名称置换为鉴定意见，不再叫鉴定结论，只是作为参考意见，以改变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鉴定意见的盲目采信。”陈卫东教授说，“这样，从名称上就告知法官鉴定结果只是鉴定人的一种意见，必须加以审查和判断。强调了鉴定结论对于法官没有预定效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宋英辉教授建议，需要完善鉴定人出庭和专家辅助人制度，通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法院也可聘请专家组成专家鉴定委员会，对鉴定结果进行必要审查。
如同中国司法制度的其他问题一样，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制度设计。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困扰中国精神病司法鉴定，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这就是法院的法官不是独立审判，在作出判决时要考虑社会效果。很难想象，像邱兴华这样的重刑犯，如果进入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最后不获刑罚，社会能否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