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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王杰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王杰泓先生近作《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通过对观念艺术之具体个案的解读探微，同时对其作品成形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动因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创造性运用了一种颇具原创性的“修辞阐释”方法来分析中国观念艺术的艺术语言及其文化内涵。专著在细读具体作品的基础上，勾勒出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基本发展脉络，揭示出观念艺术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种对世界的虚无化和时代之价值零度的一种“寓言式的讽喻”。此外，作者还对艺术的“本体根性”作了新的探究。
“85新潮”这一中国式的“现代艺术革命”，让踌躇满志的艺术家们不再相信手中的画笔和颜料所能提供的“语言能指性”，转而以观念立言，用现成品、人体行为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时代的理解，也借此阐发对于自身存在的迷茫感和焦虑感。中国的艺术家们试图将西方的艺术文化进行“吸收”“内化”并急于摆脱西方“原型监狱”的阴影，以试图构建自己本土化的观念艺术。与此同时，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社会的道路中，国民经济日益增长但人文精神渐渐缺失，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化丧失了其内在的统一性，形成了一种“撕裂”的存在状态，亦即作者所说的一种“碎片”和“自我解构”的状态。观念艺术伴随着这一种“解构”的思潮，作为一种艺术文化现象而发生，并最终衍化为一种富于浓厚哲学意味的艺术种类而存在，同时行使着自身独有的时代文化功能。
作者从观念艺术的“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和“审美语言”的三个不同层次切入，“入乎其内”分析其语言形式的“修辞性”，探析语言背后所归依的文化逻辑，进而“出乎其外”地揭示出，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全部意义在于表征一种时代的精神状况——“虚无的讽喻”和“废墟的寓言”。
此书的创新之处尤其突显在其研究方法上：即在形式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根枝上，嫁接出带有一定原创性的“修辞阐释”之研究方法。诚如德曼所言：“寓言不仅是时间性的，更是符号间的修辞性，是一种非整体的、自我解构的否定性力量。”（[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语言符号所承载的就是其意义的所指，形式的存在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内容来填充，而以语言本体论作为标志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无可规避地成为作者“修辞”研究的一个方法论起点。王岳川先生在《艺术本体论》一书中说道：“艺术品的价值完全在于它作为一个特殊构造的语言事实。这样一来，艺术品成了一个自足的本体，而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形式是唯一的存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因此，针对艺术品“形式”或“语言”本体及其变体而展开修辞学的考量，这也是作者研究观念艺术的一种“大修辞”观。作者的“修辞研究”以形式主义批评作为理论支撑，但又与传统形式主义批评不同。形式美学以格林伯格的“艺术即媒介”作为理论核心，将艺术媒介的自身特征作为艺术的本质，奠定了形式主义美学“艺术自律性”的基调，即现代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我意识之觉醒。此书在其基础上更加明晰而具象化地指出，艺术自身特征就是它作为“语言本体”的修辞性。刘小枫先生在其代表著《诗化哲学》中也说道：“按照解释学或当代语言哲学的说法，人的社会存在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诗的语言活动就是一种崭新的语言事件。”因此，对观念艺术的“修辞”研究，就是对其艺术语言“本体”到“变体”的研究，即从“语言本体”到与之对话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而产生的互文性研究，亦即一种“二度创作”或“意义补白”的研究。作者进而能在一个更高的视野下审视和阐发观念艺术的时代功能性。观念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不完全在于其艺术形式本身，更在于对作品成形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语境的交互阐释，在此阐释过程中进而实现由文本走向文化，从艺术美学走向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观念艺术的“寓言”价值和文化意义。
从艺术语言之“本文”到文化语境之“互文”，直至历史和合之“衍文”这三个历史性承接的立体展开，也就是对于观念艺术“本体语言”的修辞性到“语境互文”的效用性，直至“历史和合”之纵深性的展开。如果说“本文”为修辞手段的“正题”，则“互文”便是反馈其效用的“反题”，那么“衍文”就是交互阐释其历史与时代意义的“合题”。如果说“正题”之语言手段与“反题”之文化互文为“修辞手段”的本体维度，那么“合题”就是解释其逻辑和历史辩证关联的“阐释派生”。这种阐释是针对其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的一种“和合观照”。这也是“本文”“互文”“衍文”三大主体的“修辞”与“阐释”关系，遵循着“语言—文化—历史”的脉络层层提升。这每个部分里面也有自己独立的修辞与阐释和逻辑建构。如在“本文”中，作者将语言本体分为“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和“审美语言”；在对艺术语言本体的分析之上，转为阐释中国观念艺术在文化关系中的肉身变现，即“互文”，进而考察观念艺术在西方话语、传统话语和现实话语中的效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衍文”便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观念艺术的“弦外之音”“境外之象”进行梳理探究。
“衍文”的部分，作者集中探讨由本文、互文描述中所衍生的一些问题，如艺术的观念方式是否能还我们一个“纯净的生活”；观念艺术的“寓言”效用可以反映在哪几个不同的层次，等等。在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性回应中，专著进而揭示了观念艺术的时代功能：“作品明显意在唤起一种泛宗教的崇高感：拯救虚无现实，超越废墟世界。”（P252）因为艺术与哲学、宗教，在本性上是处于同一维度的，都是直视人类灵魂本身，找寻自身精神的归依，走在或诗意、或逻辑抑或信仰的道路中，行走并审视自身精神的发展。
艺术，作为肉体（性爱）、宗教（信仰）、神话（仪式、象征）、哲学（逻辑、智慧）之外的另一条“缪斯之路”，在文化的天平中，维持着文化机器的内部平衡。而这种平衡在艺术家们看来是短暂而乏味的，因为艺术总是不断否定、变化自身而实现其自身的时代功能性。躁动不安的艺术家们总是想以革命性的方式来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标志。这些艺术家无外乎以两种方式来发动“时代文化的革命”：一是批判和摧毁当下文化的旧有体系，以不同的方式来直呈当下状态中的某种不可接受性；第二，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创造和阐释一个更美好、更为人性化的可能前景。
观念艺术的创作套路，则基本上是遵循前者，以自身为媒介与现实语境一起来展示某种观念，从而批判当下的世界。但是，这根本上考究的是艺术之于灵魂的修辞和阐释。在此种意义上，作者所谓的“艺术本体论”等同于“语言本体论”并不仅仅是意指艺术和语言一样，只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更是等同于永恒、死亡、存在、言说的真实的“此在”。它作为世界和时代的最高律令，掌控着我们人生的终极关怀，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象征修辞和意义阐释——这也是作者书中并未明说的，艺术之于人生和世界的“修辞与阐释”。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社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
王杰泓先生近作《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通过对观念艺术之具体个案的解读探微，同时对其作品成形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动因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创造性运用了一种颇具原创性的“修辞阐释”方法来分析中国观念艺术的艺术语言及其文化内涵。专著在细读具体作品的基础上，勾勒出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基本发展脉络，揭示出观念艺术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种对世界的虚无化和时代之价值零度的一种“寓言式的讽喻”。此外，作者还对艺术的“本体根性”作了新的探究。
“85新潮”这一中国式的“现代艺术革命”，让踌躇满志的艺术家们不再相信手中的画笔和颜料所能提供的“语言能指性”，转而以观念立言，用现成品、人体行为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时代的理解，也借此阐发对于自身存在的迷茫感和焦虑感。中国的艺术家们试图将西方的艺术文化进行“吸收”“内化”并急于摆脱西方“原型监狱”的阴影，以试图构建自己本土化的观念艺术。与此同时，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社会的道路中，国民经济日益增长但人文精神渐渐缺失，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化丧失了其内在的统一性，形成了一种“撕裂”的存在状态，亦即作者所说的一种“碎片”和“自我解构”的状态。观念艺术伴随着这一种“解构”的思潮，作为一种艺术文化现象而发生，并最终衍化为一种富于浓厚哲学意味的艺术种类而存在，同时行使着自身独有的时代文化功能。
作者从观念艺术的“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和“审美语言”的三个不同层次切入，“入乎其内”分析其语言形式的“修辞性”，探析语言背后所归依的文化逻辑，进而“出乎其外”地揭示出，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全部意义在于表征一种时代的精神状况——“虚无的讽喻”和“废墟的寓言”。
此书的创新之处尤其突显在其研究方法上：即在形式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根枝上，嫁接出带有一定原创性的“修辞阐释”之研究方法。诚如德曼所言：“寓言不仅是时间性的，更是符号间的修辞性，是一种非整体的、自我解构的否定性力量。”（[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语言符号所承载的就是其意义的所指，形式的存在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内容来填充，而以语言本体论作为标志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无可规避地成为作者“修辞”研究的一个方法论起点。王岳川先生在《艺术本体论》一书中说道：“艺术品的价值完全在于它作为一个特殊构造的语言事实。这样一来，艺术品成了一个自足的本体，而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形式是唯一的存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因此，针对艺术品“形式”或“语言”本体及其变体而展开修辞学的考量，这也是作者研究观念艺术的一种“大修辞”观。作者的“修辞研究”以形式主义批评作为理论支撑，但又与传统形式主义批评不同。形式美学以格林伯格的“艺术即媒介”作为理论核心，将艺术媒介的自身特征作为艺术的本质，奠定了形式主义美学“艺术自律性”的基调，即现代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我意识之觉醒。此书在其基础上更加明晰而具象化地指出，艺术自身特征就是它作为“语言本体”的修辞性。刘小枫先生在其代表著《诗化哲学》中也说道：“按照解释学或当代语言哲学的说法，人的社会存在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诗的语言活动就是一种崭新的语言事件。”因此，对观念艺术的“修辞”研究，就是对其艺术语言“本体”到“变体”的研究，即从“语言本体”到与之对话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而产生的互文性研究，亦即一种“二度创作”或“意义补白”的研究。作者进而能在一个更高的视野下审视和阐发观念艺术的时代功能性。观念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不完全在于其艺术形式本身，更在于对作品成形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语境的交互阐释，在此阐释过程中进而实现由文本走向文化，从艺术美学走向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观念艺术的“寓言”价值和文化意义。
从艺术语言之“本文”到文化语境之“互文”，直至历史和合之“衍文”这三个历史性承接的立体展开，也就是对于观念艺术“本体语言”的修辞性到“语境互文”的效用性，直至“历史和合”之纵深性的展开。如果说“本文”为修辞手段的“正题”，则“互文”便是反馈其效用的“反题”，那么“衍文”就是交互阐释其历史与时代意义的“合题”。如果说“正题”之语言手段与“反题”之文化互文为“修辞手段”的本体维度，那么“合题”就是解释其逻辑和历史辩证关联的“阐释派生”。这种阐释是针对其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的一种“和合观照”。这也是“本文”“互文”“衍文”三大主体的“修辞”与“阐释”关系，遵循着“语言—文化—历史”的脉络层层提升。这每个部分里面也有自己独立的修辞与阐释和逻辑建构。如在“本文”中，作者将语言本体分为“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和“审美语言”；在对艺术语言本体的分析之上，转为阐释中国观念艺术在文化关系中的肉身变现，即“互文”，进而考察观念艺术在西方话语、传统话语和现实话语中的效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衍文”便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观念艺术的“弦外之音”“境外之象”进行梳理探究。
“衍文”的部分，作者集中探讨由本文、互文描述中所衍生的一些问题，如艺术的观念方式是否能还我们一个“纯净的生活”；观念艺术的“寓言”效用可以反映在哪几个不同的层次，等等。在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性回应中，专著进而揭示了观念艺术的时代功能：“作品明显意在唤起一种泛宗教的崇高感：拯救虚无现实，超越废墟世界。”（P252）因为艺术与哲学、宗教，在本性上是处于同一维度的，都是直视人类灵魂本身，找寻自身精神的归依，走在或诗意、或逻辑抑或信仰的道路中，行走并审视自身精神的发展。
艺术，作为肉体（性爱）、宗教（信仰）、神话（仪式、象征）、哲学（逻辑、智慧）之外的另一条“缪斯之路”，在文化的天平中，维持着文化机器的内部平衡。而这种平衡在艺术家们看来是短暂而乏味的，因为艺术总是不断否定、变化自身而实现其自身的时代功能性。躁动不安的艺术家们总是想以革命性的方式来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标志。这些艺术家无外乎以两种方式来发动“时代文化的革命”：一是批判和摧毁当下文化的旧有体系，以不同的方式来直呈当下状态中的某种不可接受性；第二，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创造和阐释一个更美好、更为人性化的可能前景。
观念艺术的创作套路，则基本上是遵循前者，以自身为媒介与现实语境一起来展示某种观念，从而批判当下的世界。但是，这根本上考究的是艺术之于灵魂的修辞和阐释。在此种意义上，作者所谓的“艺术本体论”等同于“语言本体论”并不仅仅是意指艺术和语言一样，只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更是等同于永恒、死亡、存在、言说的真实的“此在”。它作为世界和时代的最高律令，掌控着我们人生的终极关怀，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象征修辞和意义阐释——这也是作者书中并未明说的，艺术之于人生和世界的“修辞与阐释”。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社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