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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研究生毕业以来，董金狮就与“餐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人生的每一次转折也都与“餐盒的命运”息息相关
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第21号令，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目进行了局部调整，其中之一便是在淘汰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这也就意味着，被明令禁止了14年的发泡餐盒重新被赋予“合法”地位。
“对于一次性发泡餐盒，当年‘禁止’的决定很仓促，现在‘解禁’的决定很不合理。”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凯发”）主任董金狮告诉记者，十四年前“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盒”时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而十四年后的“解禁”同样没有提出解决当年困境的相关技术。
翻开董金狮的履历，不难发现，自1989年研究生毕业以来，他就与“餐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人生的每一次转折也都与“餐盒的命运”息息相关：1995年5月全面禁止在铁路车站使用发泡餐具前，他是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的工程师，从事发泡餐具的替代品研究工作；铁路沿线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盒后，他开始创立自己的公司从事相应的回收利用工作；发泡餐盒全面被禁后，他走上了对食品包装的打假维权之路。
他是工程师，也是打假者，甚至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媒体人。但他最听喜欢别人喊他“董工”，因为这是他最初的职业，也是他最喜欢的职业。“我不是一个专职搞打假的，也不是一个搞宣传的，我本来做的是技术研究，打假和宣传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本来我以为伪劣产品只要一两年就能遏制，但没想到却走上了一条漫漫长路。”
“维权者的成就，写在维权者的脸上；维权者的足迹，记录在大地的履历上。”这是2009年董金狮在“首届网络3·15十大维权新闻人物”颁奖礼上讲的一句话。从2001年至今，他一直致力于塑料袋、快餐盒、密胺餐具、保鲜膜、筷子、纸杯、消毒餐具等数十种产品的打假维权工作，参加过全国数十次有毒有害食品包装材料生产的暗访调查以及政府执法工作，行程数十万公里。
“10年究治问题餐具，20年环保餐具研究，董金狮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令人无法忽略的存在。”许多媒体如此评价董金狮。在食品包装界，没有人不知道董金狮的名字，确切地说，在这个领域，是他创造了江湖。
离开铁道部
正如董金狮自己介绍的那样，走上打假路线实属偶然，他人生的发展路径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期。
“研究生毕业那阵儿，我本来是想出国深造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考到了铁道部。”董金狮告诉记者，当时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他们那一批人进入铁道部后主要负责研究一次性发泡餐盒的替代产品，而这份“铁饭碗”工作也着实让董金狮的家人自豪万分。
但这样的生活却没有持续太久。1995年5月，铁道部“全面禁止在铁路车站使用发泡餐具”的决定让董金狮闷闷不乐起来。他学技术出身，这一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他的技术研究之路。“明令禁止铁路沿线使用发泡餐具，我们的替代品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课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同时，由于我是在铁道部的研究所工作，许多研究课题都是围绕着铁路进行，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束缚。”
一番深思熟虑后，董金狮决定离开铁道部，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我没有跟家人有过多的商量，我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人，一件事一旦自己有了成型的想法，别人就很难说服我。没跟家里人商量主要是害怕阻力过大，一直到凯发中心走上正轨我父母才知道这件事。”
与许多工程师不同，董金狮对时机、政策甚至是风险度的把握能力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商人，他自己也戏称当年离开铁道部成立凯发环保咨询中心是一次“下海”。“我下的是科海，虽说是自立门户，但我还是在搞研究，在做技术的咨询和开发。”
董金狮告诉记者，凯发刚成立的那两年里，他主要在做两项工作：一是造纸术的研究和推广，一是发泡餐盒的回收与利用。“铁道部虽然明令禁止了发泡餐盒的使用，但全国范围内的白色污染现象依旧非常严重，发泡餐盒的回收利用技术研究在当时来看是一项前景非常好的课题。”
董金狮清楚地知道，这样一项课题想要上马需要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但他却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年轻，以為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可以做成任何事。当时我只知道餐盒回收项目的启动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但却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政府同意下文搞强制回发，也不知道要去找哪个部门、去找谁。”
四处游说后，董金狮将目标锁定为北京市环保局。为了让自己的可行性报告更具说服力，董金狮跑遍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垃圾填埋场、垃圾回收站，将所收集的污染数据做汇总，再对废旧餐盒的回收处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由于资料翔实、数据完备，董金狮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北京市环保局负责人的认可。“他们也觉得废旧发泡餐盒的回收处理工作早晚都要开展，但这项工作以前没有人做过，究竟能不能做成还有待考量，因而对这一试点工作也不敢盲目投入资金，他们希望我能找到几家企业来共同做这项工作。”
得到了环保局的认可后，董金狮又开始四处游说发泡餐盒生产企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企业还不太愿意出资参与回收利用项目，于是我跟他们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着手相关的回收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免有一天白色污染现象加剧时政府明令禁止生产此类产品，另一方面还可以抢占先机，获得长远利益。”
据董金狮介绍，当时中国的餐盒生产企业大多数是外资企业，他们知道发泡餐盒会带来污染，而且在国外生产发泡餐盒都要进行回收处理，只是中国暂时还没有强制性要求而已，但政府早晚会要求企业进行回收处理。于是，在经过大大小小四十几次的开会讨论后，这些企业的负责人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政府发文后共同出资搞餐盒的回收利用。
风风火火的“回收”岁月
拿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企业的资金支持后，董金狮的餐盒回收工作终于要启动了。 1997年6月1日，《北京市关于要求餐盒生产企业强制回收利用废旧餐盒》的文件下发，在凯发中心下设一次性餐具回收办公室，这让董金狮扬眉吐气了一番。“后来好多有关回收利用的政府红头文件都会抄送凯发中心一份，这也让好多人误以为凯发中心有什么背景。”
董金狮告诉记者，回收工作刚刚开展的那段日子里，大家都激情澎湃，希望真的能实现“变废为宝”。加之前期的宣传工作到位以及高额的回收费用的诱惑，餐盒的回收工作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一时间回收站点变得热闹纷繁，收回来的废旧餐盒堆积如山。
“那个时候我们的回收车有十多辆，而且可以在长安街上行驶。”讲到这里，董金狮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像他预想的那样顺利。“我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好多炼油厂都说回收的废旧餐盒能炼汽油、柴油，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餐盒只能炼烧火油，而且几十公斤的餐盒一加热反应就几乎全部挥发了，成本和收益严重不成正比。”
这样的结果让董金狮、企业以及政府都有些失望，但他们却不知道，由于看不到收益，许多炼油厂都不再接收董金狮等人回收的餐盒。“刚开始是炼油厂给我们钱，从我们手中购买废旧餐盒，500块钱一吨，慢慢地降到了300块一吨，再到后来我们出钱都没有炼油厂愿意加工，回收站里堆积的餐盒最后有几百吨之多。”
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董金狮只好再次把所有的企业聚集到一起开会。反复协商后，大家决定加大投资力度，自己建厂进行回收处理工作。
遭遇禁令，走上打假路线
然而，就在建厂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原国家经贸委发布“6号令”将一次性发泡餐盒列入淘汰目录，并决定2000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达到淘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目标。
“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视察时看见江上飘着一米厚的塑料餐盒，触目惊心。朱镕基当即表示，‘白色污染不要跨世纪’，并要求有关部委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于是，就有了‘6号令’。”董金狮告诉记者，“6号令”的出台如同“灭顶之灾”一般，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工厂当即陷入困境。
“当时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强行禁止了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的确是从源头上禁止白色污染，但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替代方案，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餐盒符合标准，不会带来污染。”这一规定的出台让董金狮很无奈，在他看来白色污染的治理是要“疏通”，通过技术改进、技术开发来治理，而不是从源头上禁止使用。
据了解，当时中国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线有170多条。禁令前的1997年，北京市的7家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企业曾共同投资近3000万元，建立了10个回收站。但很快，他们的处境堪忧，最终关闭。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人对很多东西也就看淡了。很多時候并不是你怀着满腔热血去做事情，事情就会按照你设想的轨迹去发展，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未必会尽如人意。”提起往事，董金狮的心情略微有些沉重。如果没有“6号令”，也许他的餐盒回收利用项目会按照他的设想一一实现。
然而，董金狮与“餐盒”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终结。
如董金狮所言，由于“6号令”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盒的同时并没有提供替代方案，一时间，纸浆模塑餐盒、降解餐盒、植物纤维素餐盒、纸板复合餐盒等各种环保型餐盒迅速发展。以纸浆模塑餐盒为例，其生产厂家从100家发展到600多家。
“那时候发泡餐盒刚刚被淘汰，许多餐盒生产企业都盯准了中国市场，当时使用最多的是降解材料。因为我是搞技术研究的，所以我也开始从事与降解材料相关的研究。”董金狮告诉记者，在研究降解材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市场上假冒的情况非常普遍，所谓的降解材料不只不降解，还有毒有害，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知识与劣质包装生产商斗智斗勇。
董金狮的打假生涯由此开启。
将“打假”做成一项产业
与“一次性餐具回收办公室”类似，走上打假路线的董金狮在2001年牵头成立了“北京环保餐具组织”。据悉，该组织的成员都是一些被问题餐具挤兑得眼看要失掉市场的老实企业。加入之后，每个会员企业每年需交纳2000元会费，此外，还要缴一笔3万到5万元不等的保证金。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保证金会被当作罚款扣除，扣完再补上。如果屡罚屡犯，董金狮就要举报了。
据董金狮介绍，加入组织的企业，最开始只有6家，现在已达到30多家。“他们也需要有人去帮助规范市场，消除不正当竞争。这实际上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合作关系。同时我还会为他们做一些咨询服务，他们对材料使用情况把握不准的，往往会来咨询我。我们希望能借这样的组织达到规范行业的目的，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打假做成一项产业。”
从成立“一次性餐具回收办公室”到成立“北京环保餐具组织”，十几年来董金狮与媒体和政府部门都建立了良好的联动、合作关系。“发动媒体车轮战术、与执法部门联动打假”也成为董金狮式打假的经典招式，而这也是董金狮相较于其他打假者的优势所在。
据董金狮介绍，每当发现有生产、销售不合格餐具的企业，他都会先与对方沟通，如果沟通后企业便不再生产不合格产品，走上正轨，董金狮就不再举报其之前的行为。但如果“屡教不改”，他便会到工商部门举报，如果还起不到作用，他就找媒体去卧底调查、曝光该企业同时通知相关部门联动执法。
这样的招式让董金狮在“打假界”声名鹊起，而他也像许多打假者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由于董金狮的“北京环保餐具组织”采用会员制，因而许多人都质疑董金狮是在“打击非会员企业，帮助会员企业”。
2010年8月，董金狮因为联手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曝光佛山一家发泡餐盒企业利用洋垃圾生产餐盒，而被相关企业联合起来公开讨伐。
“连续4天报道佛山的再生料事件，我们知道央视后面就是他在兴风作浪，出黑手。”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秘书长马占峰说，“他在声嘶力竭、竭尽全力利用他的所有资源把这个行业描黑、搞黑。我们现在矛头很明确，要去掉这个祸害。”
2010年8月22日，在一些企业的支持下，中塑协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倒董”。他们在会上抛出一册精心搜集的书面材料，旨在揭露董金狮的斑斑劣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打假，就指望这个吃饭”。
“我不怕别人质疑，凯发发布的每一个报告、凯发统计的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推敲。北京环保餐具组织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能够不受劣质产品的干扰，即使是我们的会员企业，如果所生产的餐盒不符合标准，我们同样不会手软，这些年被我‘打’过的企业中就有一部分是我们的会员企业。”在董金狮看来，北京环保餐具组织是一种类似于同业协会的组织，他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将“打假”做成一种产业，最终达到无假可打的状态。
怎么选购包装材料？
1、保鲜膜
一“看”：市面上的保鲜膜有三类：PE（LDPE）、PDVC、PVC，尽量选用PE或PDVC材质，因为PVC材质使用不当时会对人体产生一定影响
二“摸”：PDVC较为少见；PE用手揉搓后易打开；PVC用手揉搓后不易展开，容易黏在手上
三“火烧”：PE火焰呈黄色；PVC火焰呈黄绿色，有刺鼻的异味
2、奶瓶
有QS标志和编号——透明度高——硬度较强、表面光滑——没有异味
3、纸杯
外包装是否密封——最小包装单元上是否注明了QS标志和编号等——不合格纸杯倒热水后渗水且容易被烫伤
4、筷子
家庭用首选竹筷子，其次是本色木制筷子，涂了彩漆的筷子不建议购买使用
5、什么样的餐具可以放入微波炉？
玻璃或陶瓷餐具
（内容来源：《食品包装安全360问》）
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第21号令，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目进行了局部调整，其中之一便是在淘汰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这也就意味着，被明令禁止了14年的发泡餐盒重新被赋予“合法”地位。
“对于一次性发泡餐盒，当年‘禁止’的决定很仓促，现在‘解禁’的决定很不合理。”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凯发”）主任董金狮告诉记者，十四年前“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盒”时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而十四年后的“解禁”同样没有提出解决当年困境的相关技术。
翻开董金狮的履历，不难发现，自1989年研究生毕业以来，他就与“餐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人生的每一次转折也都与“餐盒的命运”息息相关：1995年5月全面禁止在铁路车站使用发泡餐具前，他是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的工程师，从事发泡餐具的替代品研究工作；铁路沿线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盒后，他开始创立自己的公司从事相应的回收利用工作；发泡餐盒全面被禁后，他走上了对食品包装的打假维权之路。
他是工程师，也是打假者，甚至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媒体人。但他最听喜欢别人喊他“董工”，因为这是他最初的职业，也是他最喜欢的职业。“我不是一个专职搞打假的，也不是一个搞宣传的，我本来做的是技术研究，打假和宣传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本来我以为伪劣产品只要一两年就能遏制，但没想到却走上了一条漫漫长路。”
“维权者的成就，写在维权者的脸上；维权者的足迹，记录在大地的履历上。”这是2009年董金狮在“首届网络3·15十大维权新闻人物”颁奖礼上讲的一句话。从2001年至今，他一直致力于塑料袋、快餐盒、密胺餐具、保鲜膜、筷子、纸杯、消毒餐具等数十种产品的打假维权工作，参加过全国数十次有毒有害食品包装材料生产的暗访调查以及政府执法工作，行程数十万公里。
“10年究治问题餐具，20年环保餐具研究，董金狮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令人无法忽略的存在。”许多媒体如此评价董金狮。在食品包装界，没有人不知道董金狮的名字，确切地说，在这个领域，是他创造了江湖。
离开铁道部
正如董金狮自己介绍的那样，走上打假路线实属偶然，他人生的发展路径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期。
“研究生毕业那阵儿，我本来是想出国深造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考到了铁道部。”董金狮告诉记者，当时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他们那一批人进入铁道部后主要负责研究一次性发泡餐盒的替代产品，而这份“铁饭碗”工作也着实让董金狮的家人自豪万分。
但这样的生活却没有持续太久。1995年5月，铁道部“全面禁止在铁路车站使用发泡餐具”的决定让董金狮闷闷不乐起来。他学技术出身，这一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他的技术研究之路。“明令禁止铁路沿线使用发泡餐具，我们的替代品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课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同时，由于我是在铁道部的研究所工作，许多研究课题都是围绕着铁路进行，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束缚。”
一番深思熟虑后，董金狮决定离开铁道部，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我没有跟家人有过多的商量，我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人，一件事一旦自己有了成型的想法，别人就很难说服我。没跟家里人商量主要是害怕阻力过大，一直到凯发中心走上正轨我父母才知道这件事。”
与许多工程师不同，董金狮对时机、政策甚至是风险度的把握能力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商人，他自己也戏称当年离开铁道部成立凯发环保咨询中心是一次“下海”。“我下的是科海，虽说是自立门户，但我还是在搞研究，在做技术的咨询和开发。”
董金狮告诉记者，凯发刚成立的那两年里，他主要在做两项工作：一是造纸术的研究和推广，一是发泡餐盒的回收与利用。“铁道部虽然明令禁止了发泡餐盒的使用，但全国范围内的白色污染现象依旧非常严重，发泡餐盒的回收利用技术研究在当时来看是一项前景非常好的课题。”
董金狮清楚地知道，这样一项课题想要上马需要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但他却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年轻，以為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可以做成任何事。当时我只知道餐盒回收项目的启动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但却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政府同意下文搞强制回发，也不知道要去找哪个部门、去找谁。”
四处游说后，董金狮将目标锁定为北京市环保局。为了让自己的可行性报告更具说服力，董金狮跑遍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垃圾填埋场、垃圾回收站，将所收集的污染数据做汇总，再对废旧餐盒的回收处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由于资料翔实、数据完备，董金狮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北京市环保局负责人的认可。“他们也觉得废旧发泡餐盒的回收处理工作早晚都要开展，但这项工作以前没有人做过，究竟能不能做成还有待考量，因而对这一试点工作也不敢盲目投入资金，他们希望我能找到几家企业来共同做这项工作。”
得到了环保局的认可后，董金狮又开始四处游说发泡餐盒生产企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企业还不太愿意出资参与回收利用项目，于是我跟他们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着手相关的回收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免有一天白色污染现象加剧时政府明令禁止生产此类产品，另一方面还可以抢占先机，获得长远利益。”
据董金狮介绍，当时中国的餐盒生产企业大多数是外资企业，他们知道发泡餐盒会带来污染，而且在国外生产发泡餐盒都要进行回收处理，只是中国暂时还没有强制性要求而已，但政府早晚会要求企业进行回收处理。于是，在经过大大小小四十几次的开会讨论后，这些企业的负责人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政府发文后共同出资搞餐盒的回收利用。
风风火火的“回收”岁月
拿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企业的资金支持后，董金狮的餐盒回收工作终于要启动了。 1997年6月1日，《北京市关于要求餐盒生产企业强制回收利用废旧餐盒》的文件下发，在凯发中心下设一次性餐具回收办公室，这让董金狮扬眉吐气了一番。“后来好多有关回收利用的政府红头文件都会抄送凯发中心一份，这也让好多人误以为凯发中心有什么背景。”
董金狮告诉记者，回收工作刚刚开展的那段日子里，大家都激情澎湃，希望真的能实现“变废为宝”。加之前期的宣传工作到位以及高额的回收费用的诱惑，餐盒的回收工作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一时间回收站点变得热闹纷繁，收回来的废旧餐盒堆积如山。
“那个时候我们的回收车有十多辆，而且可以在长安街上行驶。”讲到这里，董金狮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像他预想的那样顺利。“我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好多炼油厂都说回收的废旧餐盒能炼汽油、柴油，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餐盒只能炼烧火油，而且几十公斤的餐盒一加热反应就几乎全部挥发了，成本和收益严重不成正比。”
这样的结果让董金狮、企业以及政府都有些失望，但他们却不知道，由于看不到收益，许多炼油厂都不再接收董金狮等人回收的餐盒。“刚开始是炼油厂给我们钱，从我们手中购买废旧餐盒，500块钱一吨，慢慢地降到了300块一吨，再到后来我们出钱都没有炼油厂愿意加工，回收站里堆积的餐盒最后有几百吨之多。”
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董金狮只好再次把所有的企业聚集到一起开会。反复协商后，大家决定加大投资力度，自己建厂进行回收处理工作。
遭遇禁令，走上打假路线
然而，就在建厂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原国家经贸委发布“6号令”将一次性发泡餐盒列入淘汰目录，并决定2000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达到淘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目标。
“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视察时看见江上飘着一米厚的塑料餐盒，触目惊心。朱镕基当即表示，‘白色污染不要跨世纪’，并要求有关部委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于是，就有了‘6号令’。”董金狮告诉记者，“6号令”的出台如同“灭顶之灾”一般，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工厂当即陷入困境。
“当时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强行禁止了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的确是从源头上禁止白色污染，但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替代方案，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餐盒符合标准，不会带来污染。”这一规定的出台让董金狮很无奈，在他看来白色污染的治理是要“疏通”，通过技术改进、技术开发来治理，而不是从源头上禁止使用。
据了解，当时中国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线有170多条。禁令前的1997年，北京市的7家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企业曾共同投资近3000万元，建立了10个回收站。但很快，他们的处境堪忧，最终关闭。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人对很多东西也就看淡了。很多時候并不是你怀着满腔热血去做事情，事情就会按照你设想的轨迹去发展，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未必会尽如人意。”提起往事，董金狮的心情略微有些沉重。如果没有“6号令”，也许他的餐盒回收利用项目会按照他的设想一一实现。
然而，董金狮与“餐盒”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终结。
如董金狮所言，由于“6号令”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盒的同时并没有提供替代方案，一时间，纸浆模塑餐盒、降解餐盒、植物纤维素餐盒、纸板复合餐盒等各种环保型餐盒迅速发展。以纸浆模塑餐盒为例，其生产厂家从100家发展到600多家。
“那时候发泡餐盒刚刚被淘汰，许多餐盒生产企业都盯准了中国市场，当时使用最多的是降解材料。因为我是搞技术研究的，所以我也开始从事与降解材料相关的研究。”董金狮告诉记者，在研究降解材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市场上假冒的情况非常普遍，所谓的降解材料不只不降解，还有毒有害，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知识与劣质包装生产商斗智斗勇。
董金狮的打假生涯由此开启。
将“打假”做成一项产业
与“一次性餐具回收办公室”类似，走上打假路线的董金狮在2001年牵头成立了“北京环保餐具组织”。据悉，该组织的成员都是一些被问题餐具挤兑得眼看要失掉市场的老实企业。加入之后，每个会员企业每年需交纳2000元会费，此外，还要缴一笔3万到5万元不等的保证金。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保证金会被当作罚款扣除，扣完再补上。如果屡罚屡犯，董金狮就要举报了。
据董金狮介绍，加入组织的企业，最开始只有6家，现在已达到30多家。“他们也需要有人去帮助规范市场，消除不正当竞争。这实际上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合作关系。同时我还会为他们做一些咨询服务，他们对材料使用情况把握不准的，往往会来咨询我。我们希望能借这样的组织达到规范行业的目的，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打假做成一项产业。”
从成立“一次性餐具回收办公室”到成立“北京环保餐具组织”，十几年来董金狮与媒体和政府部门都建立了良好的联动、合作关系。“发动媒体车轮战术、与执法部门联动打假”也成为董金狮式打假的经典招式，而这也是董金狮相较于其他打假者的优势所在。
据董金狮介绍，每当发现有生产、销售不合格餐具的企业，他都会先与对方沟通，如果沟通后企业便不再生产不合格产品，走上正轨，董金狮就不再举报其之前的行为。但如果“屡教不改”，他便会到工商部门举报，如果还起不到作用，他就找媒体去卧底调查、曝光该企业同时通知相关部门联动执法。
这样的招式让董金狮在“打假界”声名鹊起，而他也像许多打假者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由于董金狮的“北京环保餐具组织”采用会员制，因而许多人都质疑董金狮是在“打击非会员企业，帮助会员企业”。
2010年8月，董金狮因为联手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曝光佛山一家发泡餐盒企业利用洋垃圾生产餐盒，而被相关企业联合起来公开讨伐。
“连续4天报道佛山的再生料事件，我们知道央视后面就是他在兴风作浪，出黑手。”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秘书长马占峰说，“他在声嘶力竭、竭尽全力利用他的所有资源把这个行业描黑、搞黑。我们现在矛头很明确，要去掉这个祸害。”
2010年8月22日，在一些企业的支持下，中塑协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倒董”。他们在会上抛出一册精心搜集的书面材料，旨在揭露董金狮的斑斑劣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打假，就指望这个吃饭”。
“我不怕别人质疑，凯发发布的每一个报告、凯发统计的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推敲。北京环保餐具组织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能够不受劣质产品的干扰，即使是我们的会员企业，如果所生产的餐盒不符合标准，我们同样不会手软，这些年被我‘打’过的企业中就有一部分是我们的会员企业。”在董金狮看来，北京环保餐具组织是一种类似于同业协会的组织，他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将“打假”做成一种产业，最终达到无假可打的状态。
怎么选购包装材料？
1、保鲜膜
一“看”：市面上的保鲜膜有三类：PE（LDPE）、PDVC、PVC，尽量选用PE或PDVC材质，因为PVC材质使用不当时会对人体产生一定影响
二“摸”：PDVC较为少见；PE用手揉搓后易打开；PVC用手揉搓后不易展开，容易黏在手上
三“火烧”：PE火焰呈黄色；PVC火焰呈黄绿色，有刺鼻的异味
2、奶瓶
有QS标志和编号——透明度高——硬度较强、表面光滑——没有异味
3、纸杯
外包装是否密封——最小包装单元上是否注明了QS标志和编号等——不合格纸杯倒热水后渗水且容易被烫伤
4、筷子
家庭用首选竹筷子，其次是本色木制筷子，涂了彩漆的筷子不建议购买使用
5、什么样的餐具可以放入微波炉？
玻璃或陶瓷餐具
（内容来源：《食品包装安全360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