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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中心走向了边缘，而在西方却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文章试从林语堂翻译文化中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解读他性灵闲适、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叙事与中国儒道释及西方现代性相融合的文化审美对中国社会正统进行的文本的潜在颠覆，对东西方文化的宏大叙事及西方话语霸权的潜在颠覆和解构。
关键词：叙事话语 文化审美 解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6-0055-04
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建立新文化是中国翻译文化的主流话语，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启蒙、科学、理性和革命。鲁迅可谓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鲁迅曾经的战友，林语堂的翻译话语却转向了与时代主旋律不合拍的浪漫、闲适、性灵和自由，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营中游离出来，淹没于战斗、觉醒和救赎的宏大叙事中，从而被驱入边缘位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宏大叙事话语和主题下，林语堂的翻译话语却铿锵有力，其译著成为了热销榜的常客和西方人的枕边书。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中心走向边缘和在西方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反差，可以溯源到他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本文试从林语堂的文化翻译入手，分析其叙事主题的选取，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的独特个性，探究其文化翻译对中国社会正统和对西方话语宏大叙事的潜在颠覆。
在此，首先要澄清和界定本文中文化翻译的概念。霍米巴巴在其论文集《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的最后一篇“新意是如何进入世界的：后现代空间、后殖民时代和文化翻译的尝试”(“How Newness Enters the World：Postmodem space，Postcolonial Times and the Trials of CulturalTranslation”)里引入了“文化翻译”的崭新含义。霍米巴巴所谓的“文化翻译”并非指涉分属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具体文本间的翻译，而是指蕴翻译于写作之中的一種独特的后殖民文学现象。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林语堂文化翻译中的叙事主题、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而不指涉文本间语言处理的技术层面。
一、林语堂的文化审美和叙事话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创作与翻译一直是处于奔竞躁进、凌厉激昂的状态。国仇家恨民族危机成为主流叙事话语。左翼文学提倡的文以载道，启迪心智在此语境下成为了国家权威话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对民族前途与人类前途焦灼困惑的忧患意识，绝望中抗争，自强不息的悲壮情怀，凝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特有的悲剧氛围。在鲁迅形容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社会正统的主流叙事话语是对人性分裂的揭示，对社会时弊的激进的针砭。当鲁迅翻译《斯巴达之魂》等作品以唤醒国人、激扬斗志时，林语堂的叙事话语却着落在对人性和谐、心灵宁静的重构和索求上，不合时宜地向西方人娓娓道来中国人听风弄月、叙酒品茗、玩石赏画的生活艺术。林语堂似乎缺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社会责任，也无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却有道家任自然、求安逸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超功利的审美境界。
林语堂推崇道家法天贵真、超然自适的价值观，清静闲适和无为无不为的人生境界以及顺自然乐天安命的现世逍遥。林语堂的道家现世逍遥更多的是游于世而非游于心，主要着眼于心灵的自由体悟和对日常生活情趣的享受。从他编译和节译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people)中的一章“TheArt of Living”以及《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living)中可以读出他对日常生活、自然化生存的欣赏和对充分享受艺术与自然之美的生活的向往。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描述了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的人生哲学，中国诗词“教训人们愉快的静听雨打芭蕉、轻快的欣赏茅舍炊烟与晚霞相接而笼罩山脉，留恋林径闲览茑萝百合”的意境。《浮生六记》是一篇颇有“性灵”风格的小说，表现出了浓浓的自然天性和本真心灵。小说作者与其妻“芸”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好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书中沈复与芸尽情享受自然与艺术之美的恬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正是林语堂所主张的艺术地生活的最佳样板，因此他“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
林语堂的叙事话语建构起了“幽默、闲适、性灵和自我”的一套话语系统，叙事主题从意兴湍飞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与咀嚼，以隽永的富于生活情趣的细节，可感的生活氛围、幽默、哲思与智慧，为读者提供了最鲜活的感性汁液。其叙事话语的率真放达与晚明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小品文一脉相承，并将随笔语录体的小品漫笔成文。林语堂的小品文里，“我们感受着一种亲切……他自己称：‘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无避讳什么一样’”。他提倡“闲谈体”或“娓语体”，认为题材无论如何重大，仍然可以用一种漫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来表现，以轻松的笔调吐露真情，既有益又有味，读来如至友对谈，推心置腹，互诉衷曲。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这样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主题，林语堂却从日常生活零星小事入手，把握中外国民性与文化精神的异同，用潇洒空灵的笔调表述出来，既入情入理，又深入浅出，从而以闲适性灵、琐屑日常的叙事解构了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论语》是我国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一代圣贤孔子的言论。林语堂将其编译至《孔子的智慧》，前五章是关于孔子文化形象的塑造，后五章则是关于孔子思想的精髓的介绍。在林语堂的叙事话语下，孔子从圣坛上走了下来，被赋予了普通人的情感和性格。他学识渊博而又多才多艺；他性格鲜明而又不矫饰压抑；他风趣诙谐却无严肃呆板的老学究气，以人性张扬者的姿态出现。他对生活琐事异常认真，对生活执著讲究。他哭而恸，酒无量，三月不知肉味。林语堂将孔子从社会、国家的责任中分离出来，将圣贤降为凡人，远离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儒家正统进行了文本的颠覆，这正是林语堂以独特的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对正统、正道、正义、载道的叙事话语的潜在颠覆与解构。正是他独特的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使他在五四时期以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被驱入边缘位置，也正是他独特的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使他穿越了时空，消解了其长期的边缘位置。
二、林语堂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中的西方现代性特点
虽然林语堂的文化审美是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哲 学的审美精神，却也流露了西方现代性审美的痕迹以及西方现代性审美出发点和表述的相似性。林语堂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而他所选择的儒家文化是孔孟文化，而非经过宋明理学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原儒要人坚守“根本”，保持人的本性，坚守“立人”的立场。林语堂认为“仁”就是指人的本性。孟子所谓的“善”指人性中含有善的根基，人应保持自己善的本性。林语堂对儒道释的阐释呈现出复古的异质，也呈现出经过西方人本主义过滤的东方色彩。他在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执着于对完美人性的追求，探寻自由人性精神。这种精神和追求在其基督教文化背景关照下，进行了现代性的演绎，林语堂称之为“近情”。情指人发自内心的、不受物役、不受利染的自然之情。所謂“近情”则是敢于正视自己的情感和要求，并在合理的限度内得以实现。林语堂所提倡的“真”是剔除了外在观念和制度对人的束缚和藩篱而获得人的自足本性与淳朴生活，表现自我主观情绪和意志之真，也是西方自由主义人性论的要求，即在获得精神欲求的满足的同时也获得物质欲望的满足。
林语堂既认同于西方启蒙思想、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信仰，同时也洞察悉见了西方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人的物化和异化、人性的禁锢与失落。面对高度工业化对人性的压迫，西方现代主义者走向了渺小、个人、分裂和孤独的个体审美现代性反抗。庄子批评“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为‘倒置之民”’(《庄子·缮性》)。所谓“倒置”就是“异化”。物本来是为人所用的资源，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人为物役”。庄子阐述了保持生命的自在自足而不为外物所累所害的自适逍遥的重要，要求人返归无为之道，道法自然，从而摆脱社会对人造成的异化，从感性文化和智性文化造成的生命分裂与冲突中解脱出来，实现个体的快乐和自由。林语堂并没有简单地以中国文化的人生价值观来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痼疾，而是转向了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追求独立、边缘、隐士式的“个体自觉”的承继和现代性发挥，将西方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交织在一起，加入了中国传统审美的文化框架中，从本土多元复杂的文化传统中重新发现并挑选出不悖于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林语堂以幽默开启浪漫主义自我表现的心灵空间，开发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以超脱和闲适来抵御物质文明对人性的疏离，科学理性主义对感性生命的钳制，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工具而存在的机械状态，不断向前的现代性对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独立性的重大威胁，唤醒了西方在工业文明洪流中早已失落的自然主义哲学精神与情怀。
性灵文人的幽默闲适使他将生活艺术化，从生活中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虫一鱼去体味自然之美，从赏雪、听雨、吟风、弄月、观山、看云、鉴石中去玩味生活艺术。他以道家顺应自然规律求得生命自由发展抵御现代性带来的人的物化和异化，使他的文化审美和抒情哲学在西方读者看来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而基督教的先验文化、启蒙思想、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使得林语堂的文化审美既符合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又让西方读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林语堂的翻译话语打破西方强大叙事话语，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的重要原因。
同时林语堂娓语絮语式的叙事话语，虽根于晚明小品，却掩饰不住骨子里的英国随笔气息。有人说林语堂的幽默更多地表现为英国式的俏皮话和惊人语。“林语堂的文笔精练、简洁、朴实、精巧，类似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约瑟夫·康拉德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美作家的风格，……避免了读者讨厌的矫揉造作、辞藻华丽、冗长累赘的语言，或乏味的，歇斯底里的行文方式”。林语堂以近情平淡的叙事，贴近物态人情，以自我言志之道取代国家民族的宏大主题，以日常生活琐屑与都市世俗气息来通达人情，具有西方杂文的平民趣味和世俗倾向的特点。《生活的艺术》放弃了对中国文化的抽象宏大叙事，而是进入了具体的文化文本之中，大量的日常生活叙事，给了西方读者逼真的亲临感。《吾国与吾民》也以同样的叙事话语重塑了中国形象，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西／东、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当然林语堂足以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的精纯娴熟的英文造诣使得他以同质的语言和颜悦色娓娓道来中国传统文化，让西方读者产生心理的亲切感，使林语堂的翻译文学成为了西方畅销书的榜首和西方人的枕边书，开启了林语堂从东方走向西方，从边缘走向中心之门。正如黛安娜·克兰所说：“如果一个文本的话语符合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阐释他们社会体验的方式，这个文本就会流行起来。”
三、结束语
林语堂的翻译以其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以超然圆通，性灵闲适的笔调对社会正统进行了文本的潜在颠覆，穿越了时空的隧道，消解了其五四以来的边缘位置。同时，同质语言的亲切感，中国儒道释文化的异质美感，潇洒空灵又具世俗趣味的叙事，为西方痼疾开出的甘霖润心般的“东方汤剂”，解构了西方的宏大叙事，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了温柔的颠覆，实现了东西文化的对话。林语堂的文化翻译进入了20世纪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野，也为跨语际文化传递的可能途径提供了可以思考的参照。
参考文献
[1]杨柳.通俗翻译的“震惊”效果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精神[J].中国翻译，2004(4)：18-23.
[2]BHABHAHK.TheLocation 0fCulture[M].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1994：263.
[3]沈复.浮生六记[M].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67.
[4]吕若涵.“论语派”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174.
[5]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31.
[6]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286.
[7]卞建华.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学报，2005(2)：42.
[8]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8.
关键词：叙事话语 文化审美 解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6-0055-04
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建立新文化是中国翻译文化的主流话语，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启蒙、科学、理性和革命。鲁迅可谓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鲁迅曾经的战友，林语堂的翻译话语却转向了与时代主旋律不合拍的浪漫、闲适、性灵和自由，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营中游离出来，淹没于战斗、觉醒和救赎的宏大叙事中，从而被驱入边缘位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宏大叙事话语和主题下，林语堂的翻译话语却铿锵有力，其译著成为了热销榜的常客和西方人的枕边书。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中心走向边缘和在西方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反差，可以溯源到他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本文试从林语堂的文化翻译入手，分析其叙事主题的选取，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的独特个性，探究其文化翻译对中国社会正统和对西方话语宏大叙事的潜在颠覆。
在此，首先要澄清和界定本文中文化翻译的概念。霍米巴巴在其论文集《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的最后一篇“新意是如何进入世界的：后现代空间、后殖民时代和文化翻译的尝试”(“How Newness Enters the World：Postmodem space，Postcolonial Times and the Trials of CulturalTranslation”)里引入了“文化翻译”的崭新含义。霍米巴巴所谓的“文化翻译”并非指涉分属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具体文本间的翻译，而是指蕴翻译于写作之中的一種独特的后殖民文学现象。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林语堂文化翻译中的叙事主题、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而不指涉文本间语言处理的技术层面。
一、林语堂的文化审美和叙事话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创作与翻译一直是处于奔竞躁进、凌厉激昂的状态。国仇家恨民族危机成为主流叙事话语。左翼文学提倡的文以载道，启迪心智在此语境下成为了国家权威话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对民族前途与人类前途焦灼困惑的忧患意识，绝望中抗争，自强不息的悲壮情怀，凝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特有的悲剧氛围。在鲁迅形容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社会正统的主流叙事话语是对人性分裂的揭示，对社会时弊的激进的针砭。当鲁迅翻译《斯巴达之魂》等作品以唤醒国人、激扬斗志时，林语堂的叙事话语却着落在对人性和谐、心灵宁静的重构和索求上，不合时宜地向西方人娓娓道来中国人听风弄月、叙酒品茗、玩石赏画的生活艺术。林语堂似乎缺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社会责任，也无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却有道家任自然、求安逸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超功利的审美境界。
林语堂推崇道家法天贵真、超然自适的价值观，清静闲适和无为无不为的人生境界以及顺自然乐天安命的现世逍遥。林语堂的道家现世逍遥更多的是游于世而非游于心，主要着眼于心灵的自由体悟和对日常生活情趣的享受。从他编译和节译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people)中的一章“TheArt of Living”以及《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living)中可以读出他对日常生活、自然化生存的欣赏和对充分享受艺术与自然之美的生活的向往。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描述了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的人生哲学，中国诗词“教训人们愉快的静听雨打芭蕉、轻快的欣赏茅舍炊烟与晚霞相接而笼罩山脉，留恋林径闲览茑萝百合”的意境。《浮生六记》是一篇颇有“性灵”风格的小说，表现出了浓浓的自然天性和本真心灵。小说作者与其妻“芸”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好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书中沈复与芸尽情享受自然与艺术之美的恬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正是林语堂所主张的艺术地生活的最佳样板，因此他“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
林语堂的叙事话语建构起了“幽默、闲适、性灵和自我”的一套话语系统，叙事主题从意兴湍飞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与咀嚼，以隽永的富于生活情趣的细节，可感的生活氛围、幽默、哲思与智慧，为读者提供了最鲜活的感性汁液。其叙事话语的率真放达与晚明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小品文一脉相承，并将随笔语录体的小品漫笔成文。林语堂的小品文里，“我们感受着一种亲切……他自己称：‘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无避讳什么一样’”。他提倡“闲谈体”或“娓语体”，认为题材无论如何重大，仍然可以用一种漫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来表现，以轻松的笔调吐露真情，既有益又有味，读来如至友对谈，推心置腹，互诉衷曲。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这样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主题，林语堂却从日常生活零星小事入手，把握中外国民性与文化精神的异同，用潇洒空灵的笔调表述出来，既入情入理，又深入浅出，从而以闲适性灵、琐屑日常的叙事解构了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论语》是我国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一代圣贤孔子的言论。林语堂将其编译至《孔子的智慧》，前五章是关于孔子文化形象的塑造，后五章则是关于孔子思想的精髓的介绍。在林语堂的叙事话语下，孔子从圣坛上走了下来，被赋予了普通人的情感和性格。他学识渊博而又多才多艺；他性格鲜明而又不矫饰压抑；他风趣诙谐却无严肃呆板的老学究气，以人性张扬者的姿态出现。他对生活琐事异常认真，对生活执著讲究。他哭而恸，酒无量，三月不知肉味。林语堂将孔子从社会、国家的责任中分离出来，将圣贤降为凡人，远离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儒家正统进行了文本的颠覆，这正是林语堂以独特的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对正统、正道、正义、载道的叙事话语的潜在颠覆与解构。正是他独特的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使他在五四时期以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被驱入边缘位置，也正是他独特的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使他穿越了时空，消解了其长期的边缘位置。
二、林语堂文化审美与叙事话语中的西方现代性特点
虽然林语堂的文化审美是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哲 学的审美精神，却也流露了西方现代性审美的痕迹以及西方现代性审美出发点和表述的相似性。林语堂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而他所选择的儒家文化是孔孟文化，而非经过宋明理学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原儒要人坚守“根本”，保持人的本性，坚守“立人”的立场。林语堂认为“仁”就是指人的本性。孟子所谓的“善”指人性中含有善的根基，人应保持自己善的本性。林语堂对儒道释的阐释呈现出复古的异质，也呈现出经过西方人本主义过滤的东方色彩。他在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执着于对完美人性的追求，探寻自由人性精神。这种精神和追求在其基督教文化背景关照下，进行了现代性的演绎，林语堂称之为“近情”。情指人发自内心的、不受物役、不受利染的自然之情。所謂“近情”则是敢于正视自己的情感和要求，并在合理的限度内得以实现。林语堂所提倡的“真”是剔除了外在观念和制度对人的束缚和藩篱而获得人的自足本性与淳朴生活，表现自我主观情绪和意志之真，也是西方自由主义人性论的要求，即在获得精神欲求的满足的同时也获得物质欲望的满足。
林语堂既认同于西方启蒙思想、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信仰，同时也洞察悉见了西方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人的物化和异化、人性的禁锢与失落。面对高度工业化对人性的压迫，西方现代主义者走向了渺小、个人、分裂和孤独的个体审美现代性反抗。庄子批评“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为‘倒置之民”’(《庄子·缮性》)。所谓“倒置”就是“异化”。物本来是为人所用的资源，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人为物役”。庄子阐述了保持生命的自在自足而不为外物所累所害的自适逍遥的重要，要求人返归无为之道，道法自然，从而摆脱社会对人造成的异化，从感性文化和智性文化造成的生命分裂与冲突中解脱出来，实现个体的快乐和自由。林语堂并没有简单地以中国文化的人生价值观来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痼疾，而是转向了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追求独立、边缘、隐士式的“个体自觉”的承继和现代性发挥，将西方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交织在一起，加入了中国传统审美的文化框架中，从本土多元复杂的文化传统中重新发现并挑选出不悖于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林语堂以幽默开启浪漫主义自我表现的心灵空间，开发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以超脱和闲适来抵御物质文明对人性的疏离，科学理性主义对感性生命的钳制，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工具而存在的机械状态，不断向前的现代性对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独立性的重大威胁，唤醒了西方在工业文明洪流中早已失落的自然主义哲学精神与情怀。
性灵文人的幽默闲适使他将生活艺术化，从生活中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虫一鱼去体味自然之美，从赏雪、听雨、吟风、弄月、观山、看云、鉴石中去玩味生活艺术。他以道家顺应自然规律求得生命自由发展抵御现代性带来的人的物化和异化，使他的文化审美和抒情哲学在西方读者看来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而基督教的先验文化、启蒙思想、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使得林语堂的文化审美既符合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又让西方读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林语堂的翻译话语打破西方强大叙事话语，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的重要原因。
同时林语堂娓语絮语式的叙事话语，虽根于晚明小品，却掩饰不住骨子里的英国随笔气息。有人说林语堂的幽默更多地表现为英国式的俏皮话和惊人语。“林语堂的文笔精练、简洁、朴实、精巧，类似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约瑟夫·康拉德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美作家的风格，……避免了读者讨厌的矫揉造作、辞藻华丽、冗长累赘的语言，或乏味的，歇斯底里的行文方式”。林语堂以近情平淡的叙事，贴近物态人情，以自我言志之道取代国家民族的宏大主题，以日常生活琐屑与都市世俗气息来通达人情，具有西方杂文的平民趣味和世俗倾向的特点。《生活的艺术》放弃了对中国文化的抽象宏大叙事，而是进入了具体的文化文本之中，大量的日常生活叙事，给了西方读者逼真的亲临感。《吾国与吾民》也以同样的叙事话语重塑了中国形象，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西／东、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当然林语堂足以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的精纯娴熟的英文造诣使得他以同质的语言和颜悦色娓娓道来中国传统文化，让西方读者产生心理的亲切感，使林语堂的翻译文学成为了西方畅销书的榜首和西方人的枕边书，开启了林语堂从东方走向西方，从边缘走向中心之门。正如黛安娜·克兰所说：“如果一个文本的话语符合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阐释他们社会体验的方式，这个文本就会流行起来。”
三、结束语
林语堂的翻译以其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以超然圆通，性灵闲适的笔调对社会正统进行了文本的潜在颠覆，穿越了时空的隧道，消解了其五四以来的边缘位置。同时，同质语言的亲切感，中国儒道释文化的异质美感，潇洒空灵又具世俗趣味的叙事，为西方痼疾开出的甘霖润心般的“东方汤剂”，解构了西方的宏大叙事，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了温柔的颠覆，实现了东西文化的对话。林语堂的文化翻译进入了20世纪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野，也为跨语际文化传递的可能途径提供了可以思考的参照。
参考文献
[1]杨柳.通俗翻译的“震惊”效果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精神[J].中国翻译，2004(4)：18-23.
[2]BHABHAHK.TheLocation 0fCulture[M].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1994：263.
[3]沈复.浮生六记[M].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67.
[4]吕若涵.“论语派”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174.
[5]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31.
[6]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286.
[7]卞建华.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学报，2005(2)：42.
[8]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