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生命是两端燃烧的蜡烛，在大多数墨西哥女人都在为如何做好一顿豆汤烦恼的年代，她几乎参与了这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上所有最先锋的艺术形式以及最危险的政治活动。她爱男人也爱女人，但她终身残破的身体却让她无法爱上自己。在她的自画像中，她支离破碎却目光坚定，也许这坚定的目光来自于她那浓密的一对连眉。
　　生命
　　一场灾祸一个机会
　　1907年，弗里达出生于一个墨西哥的中产家庭，家中有开阔的庭院，庭院中放养着孔雀和各种颜色鲜艳的鸟。她有3个姐妹，可惜的是，在她们追逐孔雀的年龄，弗里达就已经患上了导致右腿萎缩的小儿麻痹症。好在她有一个耐心的父亲，作为一名德裔犹太摄影师，弗里达的父亲还擅长绘画和钢琴，他对弗里达人生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让这个女孩在不能如同龄人奔跑的年纪，就学会了如何审美。如果故事这样继续，弗里达也许不过成为一名如中世纪欧洲懂点音律绘画的虚弱小姐般的人物，但在她18岁那年，一场车祸让她成为了唯一的弗里达。
　　当她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时，一个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撞车使她的脊柱3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3处破裂，大腿11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但弗里达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这样的伤势，让弗里达从头到脚打满石膏躺在床上许久，这段时间里她唯一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头顶的一小片天花板。从那时起，弗里达一生中接受了33次手术，也是从那时起，她不得不依赖酒精、卷烟和麻醉品来减缓疼痛。尽管如此，弗里达惊人的生命力还是让她挺过了车祸后最初那段可怖时光，在她刚刚能够移动手指和手臂的时候，就用父亲买给她的纸笔，照着母亲挂在床头的镜子，画出了人生中第一幅自画像。
　　开始了绘画的弗里达，伤势渐渐好转，她可以坐起来了，她可以慢慢地走动了，她可以自己穿上衣服了，她可以把全身的伤口盖在华服之下，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出现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了。当她能够行走于众人之中的第一时间，她把自己在病床上的所有画作打包，径直奔向当时城中最富盛名也是最为风流的壁画家迪戈·里维拉。弗里达认为这次生死一线的经历让她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事情——绘画，而此时的她，最需要的则是迪戈这样的权威对她的认可。
　　爱情
　　一个男人一生背叛
　　迪戈·里维拉，在当时墨西哥城的艺术圈，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受欢迎，诚然，他被称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又与毕加索私交甚好，但同样，他也是一个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的男人。迪戈在看过弗里达的作品之后，迅速将其收为学生，很难不让人猜测除了弗里达过人的天赋之外，吸引迪戈的是否还包括这个22岁女孩娇小的身体和炽热的性格。不出意外地，迪戈与弗里达相爱了，弗里达坚信这个男人在拥有自己之后不会再沾染其他女人，于是1922年两人结婚。弗里达的母亲非常反感这位超重且有点油嘴滑舌的女婿，将他们的结合称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婚礼上弗里达看起来只有迪戈的一半大小，她依偎着她的“大象”，好像依偎一座在生命里不会再有半点移动的山。
　　可是迪戈很快就让弗里达心碎了。有人分析，迪戈的部分魅力来自他怪异的外表——其丑陋正好可以作为那些喜欢在野兽面前卖弄姿色的女人的陪衬，所以与其说里维拉追求女人，不如说是女人在追求他。当里维拉的壁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红遍美国东海岸时，许多上流社会的女人以与他约会为荣，她们认为这就像去埃及必须参观金字塔一样必不可少。一个又一个女伴出现在夫妻两人本该和谐的新婚生活中，弗里达从逃避到最后亲自撞见丈夫与自己的妹妹鬼混，终于放弃了本该由婚姻带给她的安全感。至此，她在与迪戈新婚时所创作的两人画像中那种安静坚定的情感不复存在，她后来的画作不仅有象征自己满身伤痛的残破身体，还经常出现血淋淋的外露心脏。
　　可这一对夫妻从结合开始，就没有真正脱离过彼此，不论迪戈如何在外沾花惹草，弗里达也没有彻底地与他分离。在50年代，两人有过一次短暂的离婚，但仅仅在离婚后2个月，又迅速复婚。他们的身上有仅能够让对方知晓且探究的部分，他们的性格中有既可以塑造对方也可以毁灭对方的成分。弗里达婚后又接受过多次手术，晚年大部分时光都在病床上度过，迪戈照顾她安慰她，赞赏并指导她的画作，在弗里达因为迪戈的背叛而歇斯底里时，迪戈一言不发地用愧疚挽回了她。迪戈曾写道：“当我爱一个女人的时候，我总想伤害她，弗丽达是我卑鄙人格的最大受害者。”尽管如此，弗丽达在日记中说，她对迪戈的爱始终没变。
　　爱意未变，信任却不再，弗里达在婚后也开始与不同的人维持着情人关系。从艺术圈到政界，弗里达的情人们有男有女，迪戈可以容忍弗里达的女性情人，却无法接受她的男性情人，妒火漫天。有一回，迪戈发现野口勇(日裔美籍雕刻家)在弗里达的床上，拿起枪把他轰出去，野口几乎是爬墙狼狈而逃的。曾经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女孩冲入弗里达的房间说：“弗里达，你要是不理我，我就自杀!”然后真的喝了毒药当场死在弗里达的房间。迪戈听闻此事竟一边大笑一边命人将那女孩埋葬。在她的女性情人中，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国宝级女歌手查维拉·维加斯，她年轻时与弗里达有过一段恋情，在萨尔玛·海耶克版的电影《弗里达》中，90多岁的她出镜客串了一位酒吧歌手，为青年时代的恋人献上了一曲忧伤到无法言说的墨西哥民歌。
　　作品
　　一个女人两个身体
　　弗里达一生中的画作，2／3都是自画像，在画像中，她总是穿着华丽的墨西哥长裙，带着繁复的各种配饰，但是身体却总被剖开来展示给大家。弗里达早期的作品受到迪戈的影响，像迪戈一样，描绘墨西哥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在《公车》(EI Camion，1929)里，各种各样的墨西哥人坐在一起，有印第安人、有钱的白人，还有一个女孩可能是弗里达自己。这辆公车和车祸那天的相似，都有木制地板。画中无处不是弗里达的幽默。背景的酒吧名字是“笑声”，穿蓝色服装的工人不仅戴了领带，而且蓝色衬衫上配的是“白领”。
　　1932年，迪戈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迪戈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3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弗里达的声誉很快就在美国和欧洲超过了丈夫，迪戈以让人敬佩的态度接受了这一切，并对妻子的才华不吝赞美。随着年岁渐长，早年车祸留下的病根让弗里达越来越虚弱，除了双手和头脑，她几乎成为一个废人，可也正是在被疾病、爱情反复折磨的这段时间，她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激烈情绪，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象——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1953年春天，弗里达在墨西哥举办画展。她穿着最喜爱的墨西哥服装，被人用担架抬到美术馆一张4根帐柱的床上接受朋友的祝贺。弗里达说：“我不是生病，我只是整个碎掉了，但是只要还能画画，我都会很开心。”同一年，由于软组织坏死，弗里达不得不截去膝盖以下的右腿。这使她极端忧郁，产生了自杀倾向。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病故，她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我希望死是愉快的，我愿永远不再回到这世界。”因此，很多人怀疑她是自杀而死的。她被葬在科摇坎，目前弗里达的故居“蓝房子”(La Casa Azul)已成为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