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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泽厚认为对形式的创造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成果，人类美感及自由感的产生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关键词：李泽厚 艺术 形式 自由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2-0025-02
作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对于美的本质、美的来源等美学基本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他的艺术理论深入揭示了艺术现象与人类“情本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更为澄明。他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的命题，指出社会实践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拨开迷雾、正确看待当今林林总总的各种形式主义艺术思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命题的内涵
在写于1962年的《美学三议题》中，李泽厚批判了朱光潜先生混淆两种“实践”——生产实践和艺术实践从而得出美是主（意识）客（自然）观的统一的错误观点，指出“美是客观的”，并指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要从社会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中来论证。李泽厚分析了“真”和“善”的含义，指出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即“真”，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即是“善”，人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产生了美。结合对真、善、美与实践的关系的分析，李泽厚提出了“美是自由的形式”这个著名的美学命题：“如果说，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美的内容，那么，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1]
对于形式，李泽厚认为它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巨大作用。在《美学四讲》中他说：“对形式的把握，形式美的出现，标志着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不仅是艺术史中）的最大事件。”[2]他甚至认为理性就是形式：“理性就是人所建立的形式。心理结构也是一种被建立的理性形式”。[3]他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来探讨形式问题，认为形式是客观物质实践的产物。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版中，李泽厚指出康德的先验论比经验论要高明，因为“康德是从作为整个人类的成果（认识形式）出发，经验论则是从作为个体心理的感知、经验（认识内容）出发。”[4]到了1989年的《哲学答问》，李泽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康德虽然比经验论要高明，但是不知道形式从哪里来，“我所主张的人类学本体论就为了解决这问题。从人类的实践历史出发，它高于以个体感知为出发点的现代经验论。”[5]人类的认识形式包括时间、空间等，康德从唯心主义哲学观出发认为这些形式是主体的先验感性形式，而李泽厚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出发，认为是“经验变先验”，这些形式的真正来源在于人类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
二、解答“有意味的形式”
形式是人类客观物质实践的产物，对此，李泽厚的论证与解释很多，比较集中的解释体现在他对“有意味的形式”的分析中。“有意味的形式”是近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贝尔提出的著名的美学命题，贝尔鄙视再现性绘画，认为在视觉艺术中线条和色彩因素的组合使人产生审美情感，从而构成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的根本性质。但是贝尔解释不了这个“有意味的形式”的来源，称它是一种终极的实在，从而走向了神秘主义。李泽厚早在1979年发表的《康德的美学思想》一文中就提到这个美学命题，两年后出版的《美的历程》则大量运用它来解释艺术和美。李泽厚依然从艺术和美的内容与形式两部分出发来分析这个命题，认为美之所以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因为它蕴涵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贝尔非常重视“审美感情”和“有意味的形式”的关系，但由于他不能解释这种形式的真正来源，所以陷入一种循环论证中，认为二者互相生发。对此，李泽厚指出，在客体方面“有意味的形式”来自人类的客观物质实践，因为里面“积淀”了生活的内容和意义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和线条;主体方面则因为人们对它的感受中也积淀了特定的观念和想象，才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这样就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答。“有意味的形式”在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中运用很广，李泽厚多次对它进行过解释。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在谈到形式美和抽象的来源时说：“各种形式结构，各种比例、均衡、节奏、秩序，亦即形成规律和所谓形式美，首先是通过人的劳动操作和技术活动（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去把握、发展、展开和理解的。它并非精神、观念的产物。它仍是人类历史实践所形成所建立的感性中的结构，感性中的理性。正因如此，它们才可能是‘有意味的形式’”。[6]
三、形式的“度”与美
对于“美是自由的形式”中的“形式”，李泽厚专门有所解释，他讲：“这里所谓‘形式’，首先是种主动造型的力量，其次才是表现在对象外观上的形式规律或性能……美作为自由的形式，首先是指这种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和过程本身。它首先是能实现目的的客观物质性的现实活动，然后是这种现实的成果、产品或痕记。”[7]这显然是从主客两个角度来对“形式”做的说明：从主体来讲，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具有了强大的形式力量，即“物质性的规范、造就、制成对象的力量”[8]，对这种力量的熟练掌握，让人们的目的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从而使人体验到自由的愉悦，即美感;从客体来说，自然已经被人化，自然的形式和人类的社会实践形式与人类的心理构造形成了同形同构，从而为人类美感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李泽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人类形成、掌握了大量形式规则，形成形式感，这些形式感包括“节奏（或称韵律，rhythm）、对称、均衡、比例、顺序、简单、和谐等等”，这些形式感“从外在能力说，这是人类由使用—制造工具所获得而拥有的技艺，即‘度’的工具—社会本体力量的诞生和扩展;从内在心理说，这是构成人性能力的心理—情感本体力量的诞生和扩大。这便是人的‘自由’的开始。”[9]李泽厚从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结构出发来谈这个命题，并将它和自己后期最为重视的一个范畴——“度”联系起来。“度”是李泽厚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阴阳互补”及西方的辩证法等思想感悟而来，具有极大的概括性。他说：“‘度’。这就是我常讲的‘中国辩证法’……‘中庸’是也。”[10]“‘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为什么？因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11]人类在实践中积累了普遍形式感就是掌握了“度”的结果，对于“度”的自由运用则产生了美。李泽厚讲：人类的造型力量“不仅优越于人类任何特殊的经验本身，也优越于任何具体的‘度’。而这，就是由‘度’到‘美’。1962年我在《美学三题议》中说，美是‘自由的形式’，就是这个意思。”[12]
当代西方艺术仍然处于日新月异的探索、开拓之中，尤其是形式主义至上的艺术观甚嚣尘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艺术家也深受其影响，各种创新之作迭起，令热爱艺术的人们眼花缭乱，甚至晕头转向。艺术似乎变得“至大无外”，对艺术的评鉴也好像没有了章法可循。因此，研习李泽厚的这种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之中的美学、艺术理论，对于反思当代艺术诸象，厘清艺术的界限，重树艺术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李泽厚：《美学三题议》，《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64页。
[2]李泽厚：《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1页。
[3]李泽厚：《哲学答问》，《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76页。
[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页。
[5]李泽厚：《哲学答问》，《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77页。
[6]李泽厚：《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1页。
[7]李泽厚：《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9页。
[8]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1页。
[9]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0页。
[10]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7页。
[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8页。
[12]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1页。
关键词：李泽厚 艺术 形式 自由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2-0025-02
作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对于美的本质、美的来源等美学基本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他的艺术理论深入揭示了艺术现象与人类“情本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更为澄明。他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的命题，指出社会实践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拨开迷雾、正确看待当今林林总总的各种形式主义艺术思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命题的内涵
在写于1962年的《美学三议题》中，李泽厚批判了朱光潜先生混淆两种“实践”——生产实践和艺术实践从而得出美是主（意识）客（自然）观的统一的错误观点，指出“美是客观的”，并指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要从社会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中来论证。李泽厚分析了“真”和“善”的含义，指出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即“真”，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即是“善”，人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产生了美。结合对真、善、美与实践的关系的分析，李泽厚提出了“美是自由的形式”这个著名的美学命题：“如果说，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美的内容，那么，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1]
对于形式，李泽厚认为它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巨大作用。在《美学四讲》中他说：“对形式的把握，形式美的出现，标志着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不仅是艺术史中）的最大事件。”[2]他甚至认为理性就是形式：“理性就是人所建立的形式。心理结构也是一种被建立的理性形式”。[3]他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来探讨形式问题，认为形式是客观物质实践的产物。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版中，李泽厚指出康德的先验论比经验论要高明，因为“康德是从作为整个人类的成果（认识形式）出发，经验论则是从作为个体心理的感知、经验（认识内容）出发。”[4]到了1989年的《哲学答问》，李泽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康德虽然比经验论要高明，但是不知道形式从哪里来，“我所主张的人类学本体论就为了解决这问题。从人类的实践历史出发，它高于以个体感知为出发点的现代经验论。”[5]人类的认识形式包括时间、空间等，康德从唯心主义哲学观出发认为这些形式是主体的先验感性形式，而李泽厚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出发，认为是“经验变先验”，这些形式的真正来源在于人类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
二、解答“有意味的形式”
形式是人类客观物质实践的产物，对此，李泽厚的论证与解释很多，比较集中的解释体现在他对“有意味的形式”的分析中。“有意味的形式”是近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贝尔提出的著名的美学命题，贝尔鄙视再现性绘画，认为在视觉艺术中线条和色彩因素的组合使人产生审美情感，从而构成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的根本性质。但是贝尔解释不了这个“有意味的形式”的来源，称它是一种终极的实在，从而走向了神秘主义。李泽厚早在1979年发表的《康德的美学思想》一文中就提到这个美学命题，两年后出版的《美的历程》则大量运用它来解释艺术和美。李泽厚依然从艺术和美的内容与形式两部分出发来分析这个命题，认为美之所以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因为它蕴涵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贝尔非常重视“审美感情”和“有意味的形式”的关系，但由于他不能解释这种形式的真正来源，所以陷入一种循环论证中，认为二者互相生发。对此，李泽厚指出，在客体方面“有意味的形式”来自人类的客观物质实践，因为里面“积淀”了生活的内容和意义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和线条;主体方面则因为人们对它的感受中也积淀了特定的观念和想象，才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这样就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答。“有意味的形式”在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中运用很广，李泽厚多次对它进行过解释。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在谈到形式美和抽象的来源时说：“各种形式结构，各种比例、均衡、节奏、秩序，亦即形成规律和所谓形式美，首先是通过人的劳动操作和技术活动（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去把握、发展、展开和理解的。它并非精神、观念的产物。它仍是人类历史实践所形成所建立的感性中的结构，感性中的理性。正因如此，它们才可能是‘有意味的形式’”。[6]
三、形式的“度”与美
对于“美是自由的形式”中的“形式”，李泽厚专门有所解释，他讲：“这里所谓‘形式’，首先是种主动造型的力量，其次才是表现在对象外观上的形式规律或性能……美作为自由的形式，首先是指这种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和过程本身。它首先是能实现目的的客观物质性的现实活动，然后是这种现实的成果、产品或痕记。”[7]这显然是从主客两个角度来对“形式”做的说明：从主体来讲，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具有了强大的形式力量，即“物质性的规范、造就、制成对象的力量”[8]，对这种力量的熟练掌握，让人们的目的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从而使人体验到自由的愉悦，即美感;从客体来说，自然已经被人化，自然的形式和人类的社会实践形式与人类的心理构造形成了同形同构，从而为人类美感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李泽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人类形成、掌握了大量形式规则，形成形式感，这些形式感包括“节奏（或称韵律，rhythm）、对称、均衡、比例、顺序、简单、和谐等等”，这些形式感“从外在能力说，这是人类由使用—制造工具所获得而拥有的技艺，即‘度’的工具—社会本体力量的诞生和扩展;从内在心理说，这是构成人性能力的心理—情感本体力量的诞生和扩大。这便是人的‘自由’的开始。”[9]李泽厚从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结构出发来谈这个命题，并将它和自己后期最为重视的一个范畴——“度”联系起来。“度”是李泽厚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阴阳互补”及西方的辩证法等思想感悟而来，具有极大的概括性。他说：“‘度’。这就是我常讲的‘中国辩证法’……‘中庸’是也。”[10]“‘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为什么？因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11]人类在实践中积累了普遍形式感就是掌握了“度”的结果，对于“度”的自由运用则产生了美。李泽厚讲：人类的造型力量“不仅优越于人类任何特殊的经验本身，也优越于任何具体的‘度’。而这，就是由‘度’到‘美’。1962年我在《美学三题议》中说，美是‘自由的形式’，就是这个意思。”[12]
当代西方艺术仍然处于日新月异的探索、开拓之中，尤其是形式主义至上的艺术观甚嚣尘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艺术家也深受其影响，各种创新之作迭起，令热爱艺术的人们眼花缭乱，甚至晕头转向。艺术似乎变得“至大无外”，对艺术的评鉴也好像没有了章法可循。因此，研习李泽厚的这种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之中的美学、艺术理论，对于反思当代艺术诸象，厘清艺术的界限，重树艺术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李泽厚：《美学三题议》，《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64页。
[2]李泽厚：《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1页。
[3]李泽厚：《哲学答问》，《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76页。
[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页。
[5]李泽厚：《哲学答问》，《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77页。
[6]李泽厚：《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1页。
[7]李泽厚：《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9页。
[8]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1页。
[9]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0页。
[10]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7页。
[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8页。
[12]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