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振兴计划更多是旧模式的延伸，振兴之后需求在哪里?需求振兴的出路在于分配，而分配取决于既有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模式。
　　
　　总理坦言今年保八有很大的难度，比保增长更难的是保就业。
　　五年前，实现8％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基本上能稳住就业，而现在我们GDP增长掉到10％以下似乎就过不了日子了，好像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了，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到3％的GDP增长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为什么?这意味着，过去五年我们尽管实现了总量的超高速增长(令世界惊讶的10.2％的年增长率)，但结构却明显是在恶化。
　　超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的产业结构无法吸收更多劳动力(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制造业现在占GDP的50％左右，但是带来的就业只占劳动人口的25％。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推高储蓄，同时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政府和企业份额在扩张。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年～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A％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人们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跨了，这个循环彻底完蛋。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重化工虽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加速，但把一个高达51.2％的储蓄率、43％的投资率的结构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占GDP 10％的顺差甩给我们，把一个升值压力与日俱增的人民币汇率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受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越来越强的中国制造甩给了我们。所以只要投资掉下来，增长速度掉下来，就业的压力就凸显出来。不脱离原有的轨道，我们要保就业，保增长就只能加投资，别无他途，但保得了一时但最终保不了一世。
　　回过头来看，以重化工为主导的增长势头实际上使中国走向了另一条路一向增长倾斜，而不是重视就业。这与以民生改善为导向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最近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增长路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垒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2002年整个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达到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涨了一倍，事实上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墨西哥和巴西报酬水平的50％，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即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水平的20％，而且只是日本和欧洲标准水平的6％。中国所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良方就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总理说解决就业的根本在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并支持它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而不是重化工。向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最强的制造能力、最庞大的官方储备，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更缺一个合理有效的市场化资金配置体系。
　　中国如果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到那时，也许我们不再需要保九保八了，5％的GDP增长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人民财富的极大增长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