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人们就知道，巴赫拥有作为他个人私产的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德语宗教图书书库。1870年在莱比锡发现了一份财物清单，该清单是在巴赫去世四周之后开列的，上面列有五十二种（每种往往由好几部分组成）书名，一共有八十三册图书。在美国发现的这套《圣经》是否也列于其中不得而知，因为清单上的书名过于含糊：卡洛夫图书，共三卷。假如“卡洛夫图书”不是在美国发现的那套《圣经》，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巴赫还拥有其他的神学书籍；在这份清单开列之前，已经有部分的书籍，包括那套《圣经》，被巴赫的家人或其他亲友从他的遗物中取走了。
　　通过巴赫的藏书，我们可以明确知道他是正统的路德教派信徒（所以他肯定不是今天有些人所臆想的那种虔信主义者）。即使我们假定，那份清单上所列的书籍只是巴赫当初更庞大的私人藏书的一部分，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巴赫拥有的富有正统派路德教色彩的宗教书数量之巨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一点神学家约翰内斯·瓦尔曼（Johannes Wallmann）已在1986年作出了证明。换句话说，哪怕巴赫同时也拥有“现代性”的（即启蒙早期）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一定是在编目之前因其现实意义丧失而没有出现在书单上，那么巴赫对传统神学的兴趣是毋庸置疑的。
　　最重要的是，极为丰富的图书收藏证明了巴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假如他接受了他那个时代极为强势的早期启蒙思想而成为一名怀疑主义者，那他绝对不可能为自己置办这么多数量的保守的宗教书籍。
　　弗朗肯慕斯的令人惊讶的发现，使得巴赫研究能够在他的个人信仰这个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巴赫在他1733年购得的卡洛夫版本的《圣经》上作了若干划线和批注——这是有条理地学习研究原书之后得出的结论。不仅如此，巴赫手书的四条旁注直接跟音乐现象挂钩，更准确地说，跟音乐在基督教礼拜仪式中的核心作用的合法性问题挂钩。巴赫因此在《圣经》中寻找直接支持他教堂音乐创作的元素。一方面他借此抵挡住来自教会内部或更广大的教区范围的各种各样的攻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猜测，在巴赫看来，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把他的所作所为切切实实地纳入基督教世界观之中。
　　巴赫绝不是在《旧约》上随意选择了某个地方写下了这句举足轻重的旁注；相反，对这处文字的选择定位以及旁注上的字句都体现了巴赫对正统路德教神学文献的熟悉程度。
　　就对宗教音乐这样一个话题的处理而言，将上文所列的《历代志（下）》引文与《诗篇》的第22章结合起来就属于《圣经》的协和阅读“标准”。另一位重要的具有路德教倾向的神学家约翰·阿恩特（Johann Arndt，1555—1621）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本书同样出现在巴赫的藏书单里面。阿恩特1616年出版了《讲道书》（Postilla，是对星期天福音书和节日福音书的讲解），书中说道，音乐形式的赞美上帝正是上帝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的证明，每一个人都能够将这种出自心底的赞美赋以音响。在这样的关联意义下，他将《历代志（下）》第5章中上帝在神殿中的显现诠释为上帝在人类个体之中的人格性、本质性的临现，同时他在《新约·约翰福音》的意义上把神殿释读为人的心灵殿堂，或者说人的灵魂殿堂。（参看《约翰福音》14∶23：“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上帝存在于人类个体的这一特性，在上述《约翰福音》的引文里亦被称作“内居”（inhabitatio），即是巴赫在卡洛夫版的《圣经》上所写旁注里讲的“恩典的临现”。“肃穆的乐曲”能够呼唤出最高存在的恩典厚礼的临现，是圣灵所带来并加以丰富的音乐，通过这种音乐，人们就能意识到上帝的创造性，满怀感恩地面对上帝，深情赞美上帝；“光荣只属于上帝”（Soli Deo Gloria）就是这一艺术基本观念的简要概括，而这样一句话被巴赫以及很多他的同时代人记录进了乐谱的扉页或尾页之中。
　　依据巴赫的宗教世界观，“肃穆的宗教乐曲”能够直接实现上帝的在场，而在通常情况下，礼拜仪式上《圣经》的宣读、讲道坛上的布道活动以及圣坛上分发圣餐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同时，一曲真正肃穆的音乐能够通过其音响效果见证：赞美上帝的个人身上的确发生了上帝的本质性的临现。在基督教的世界观背景下，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论证音乐在礼拜仪式中的意义及合法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