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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界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在他以极端形式用极端正言词对端理论的批评中，闪烁着辩证法思想。本文对他的一些观点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异见理论 理论增多原则 反归纳法 多元主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是近几十年来活跃在美国科学哲学界的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以风格独特、词锋犀利、思想骇俗而著称，在科学哲学的逻辑学派和历史学派两大阵营的对垒之间，他自立营盘，独树一帜。他的嗜好是抨击和批评极端，但他对极端的批评却又往往采取从另一个极端开始的形式。他作奇论说：他所“喜好的娱乐就是给不合理的学说发明令人非信不可的理由，借以使理性主义者陷入混乱”。在他以极端形式用极端言词对极端理论的批评中，往往闪现着辩证法思想，隐含着某种真理。他认为“哥白尼革命”的胜利，并非完全是理性的胜利，而且也是“伽利略诡计”的胜利，即伽利略的风格、精明的说明技巧和“能言善辩”的宣传的胜利。对他的观点，你也许会由衷地赞同，抑或是猛烈地抨击或冷静地思索，但你决不会置之淡漠。本文旨在探讨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和由此而引出的一些哲学的反思。
费耶阿本德针对科学中唯权威是从的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以科学研究方法中信奉刻板僵化、整齐划一的方法论教条主义，提出了他的“增多原则”和“反归纳法”，以此为桥梁，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区别于其他许多英美哲学家的显著特点，就是他对科学所持的批评态度。他不象他们那样为科学辩护、对科学歌功颂德，而是处处指斥科学的过失与缺点，批评科学的教条主义，攻击科学沙文主义及其对人性的发展。1975年，185名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反对占星术时，他是唯一在其著作《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为占星术辩护的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这一事实说明了他的批判精神，而辩证法按其实质是批判和革命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在人们的心目中，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是君临一切意识形态之上而衡量一切思想合理性与正确性的标准。但是，并没有使成功有保证或者有希望的特殊方法。科学家解决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一根魔杖——方法论或合理性的理论，而是因为他们长期研究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相当好地了解情况，是因为他们并不太愚蠢……还因为一个学派的过度几乎总是被另一个学派的过度所抵销。这样看来，科学并没有固定的和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可以遵循，如果墨守成规，就会妨碍科学的进步。科学处处为非科学方法和非科学成果所丰富，而常常被看作科学的必要成分的方法却悄悄地暂停使用或被阻止实行了，因而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发展有害的。他还考察了科学在历史上的发展，指出：“即使在科学内部，也不能够和不应当允许理性决定一切，它必须常常被废弃或淘汰以让位于其它的力量，并没有一个单独的规则在一切情况下都仍然有效，也没有我们永远能够向其恳求援助的一个单独力量。”照他的意思，就应该放弃对这种单独规则、单独力量的追求，他的理论多元主义或“理论增多原则”随之而提出来。
费耶阿本德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只是对实在的一种近似的认识，因而总是与实在存在某种偏差和误差，对于同一种实在或同一个科学问题，可以也应该允许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而“理论增多原则”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个观点或理论“增生”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异见理论。他在《对批评的答复》中说：“没有任何种理论曾经与可得到的证据恰相一致，因此，如果我们不想过着没有理论的生活，就必须具有强调指出某种偏差的手段，就必须有把它们从笼罩着每一个理论的汪洋大海中提升出来的手段，异见理论便提供了这样的手段，理论同事实的符合，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真的，如果发现有一种理论完善地表达着全部事实，那倒是要使人大吃一惊的，某种与事实的不一致之处就反映在证据上…… 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种理论，它断言出这类差异，它能复出已接受观点的的过去的成功，而且它又具有一些有利于它的新的、独立的证据，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放弃已接受的理论，尽管它是成功的。异见理论就是这种类型的理论。”
费耶阿本德提出和论证了“理论增多原则”之后，指出“任何采纳这一原则的方法论就叫做多元主义方法论”。他为了说明这一新方法论，首先批评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非辩证观点，认为他们的方法论完全忽视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历史过程，看不见科学中发生的许多冲突和矛盾，因此它同科学有很大距离。他说：“（传统）方法论讨论中一个普遍的优势是好象在永恒的形式下探讨知识问题。把陈述互相比较而不顾及它们的历史，不考虑它们隶属于不同的历史层。”即使是库思的危机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以“哥白尼革命”胜利为例，他认为，当时托勒密体系并没有显现出“摇摇欲坠”的危机状态，哥白尼本人并未批评托勒密体系不能作出正确的预见。因此，费耶阿本德认为，不论是证实方法还是证伪方法，也不管是危机理论还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不能作出科学研究的固定不变、陈规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应该是随科学研究的实践且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方法。根本没有适合于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一成不变、永远有效的科学方法或合理性标准。这就是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简单表述，为了论证这一新方法论，他提出反归纳法的规则，其要点包括：
1、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引进或发明出同似乎最可信的理论原理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新观点、新理论或新的概念系统。这就是他的“理论增多原则”。他说：“要使自己的看法具有最大限度经验内容和最可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看法，科学家必须引进其它可供选择的看法，他必须采取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增生各种互不相容的理论或观点。”这个“增多原则”或理论多元主义是他的新方法论的重要成分。“增多的原则”不仅建议发明其它新的理论，而且防止清除已被反驳的旧理论。因此，他强调说：“不是要固守某种理论，而是不断增加互不相容的各种可能看法的海洋。这个集合中的每个单独的理论，每一个神仙故事，每一个神话，都迫使所有其它的理论更好的阐明，而通过这个竞争过程，它们每一个都对我们意识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样，一门科学的最新的和最先进的“阶段”也能从这门科学的整个历史的学习中获得改进。
2、不要象证伪主义者要求的那样，放弃那个被事实所反驳的假说，却要保留甚至发明同事实不一致的新理论，借以揭露事实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这就是“容纳原则”，即容纳已被事实所反驳的证伪主义者认为应放弃的假说，这个容纳的原则同他的“增多原则”是一致的。他说：“在我们知识中的，特别是在我们观察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借助于那被它驳斥的理论来发现的，它们不是借助归纳法来发现的。”因此，当一个新的理论同一类确定的事实发生矛盾时，最好的方法不是放弃这个理论，相反恰恰是利用它来发现引起这种矛盾的隐藏的原理。心理学中有这么一条原理：一个浸没在单一一种理论沉思中的大脑，甚至连该理论的最触目惊心的弱点也是不会注意的。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充分说明了容纳与事实不一致理论的重要性，因而，我们决不能够仅仅从内部去发现，还需要一个外在的批评标准，即坚持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
3、在利用外在的批评标准发现那隐藏于观察语言中的自我解释之后，就要通过批评的讨论，把扶持旧理论的不合适的自然解释推翻，而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自然解释。“外在批评标准”是引进同已接受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和被事实所反驳的旧理论。哥白尼理论恰好是这样一个外在批评标准，它既同已被接受的托勒密天文学相矛盾，又同已被确定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如果按照证伪主义方法论，我们就要拒绝接受这个理论。但按照反归纳法，我们不仅要保留这个理论，而且要用这个新宇宙论来揭露隐藏于观察语言中的一种熟知的自然解释，即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相矛盾。没有这个新的宇宙论作为批评的尺度，我们就不会发现这个“久而不闻其臭”的亚里士多德世界。因此，“我们要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而代之以哥白尼理论，并还要通过宣传和求助于常识的抽象的和理论性的部分来解除旧习惯和建立新习惯。”
上面所述反归纳法的三个要点互相联系，合起来就是:要发明或引进同已接受理论不相一致的新理论，要保留被事实所反驳的旧理论，并且要利用这样的理论去发现那个引起矛盾的隐藏的自然解释，然后用新的自然解释去代替这个不合适的解释。他作出结论说：“反归纳法（和理论增多）的被推荐不是当作新的方法，而是当作显示现存方法的局限性的方式。”
总之，费耶阿本德认为不仅理论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方法和合理性形式也是不断发展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和合理性标准。他给“什么都行”这个有争议的口号提供这样的解释：“已知的合理性形式将导致成功，而已知的非合理性形式导致失败，这并没有任何保证。任何方法，不管多么可笑，也可能导致成功；任何方法，不管多么健全和合理，也可能妨碍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因此，他既不把任何方法看作普遍有效、永远适用，又不排斥任何方法，把它说成完全无用、毫无价值。他认为我们要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方法就要随科学研究的实践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我们要认识世界，便需要使用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方法，也需要保留一切的观点，包括最可笑的神话，这就是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对于传统的方法论，尤其是理性主义者的陈规的教条主义的方法论确实是当头一棒，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一方法论是十足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恐怕不太合适，我们剥去它的极端形式，其辩证法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进行哲学的反思。
1、费耶阿本德认为应当提倡人们提出异见理论，因为这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同一实在，而且可以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比较、鉴别的基础，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社会心理学中逆反心理作用原则说的是，越是与人们的习惯传统不同的东西，越是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是非接受不可），相反，要是仅仅浸没在对单一一种理论的沉思，可能连该理论最突出的弱点也不会注意，回顾我国近代史上闭关锁国的政策，迫使所有的大脑浸没在对单一一种理论的沉思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现在作为立国的两个基本点之一的改革、开放就是对闭关锁国政策反思的结果，便是异见理论的提出和运用。
与此相联系的，他认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压制异见理论对于科学事业是有害的。科学史上，日心说的遭遇、伽利略的厄运、希特勒的清除“犹太科学”运动、苏联的“李森科学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不都已证明，一切对科学的压制，都有损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吗？他还指出，科学内部的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对科学的压制，比来自外部的压制更加微妙，更难以觉察，危害性也更大，因而更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对，科学应该民主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真正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2、费耶阿本德认为不仅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方法合理性形式也是不断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科学方法。因而，他提供多元主义方法论或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强调科学方法要随科学研究实践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决不能死守教条。他认为一切方法都有它们的限度，不要为科学认识及其方法强行设定框架，片面追求“大而公”，应当提倡和允许什么都试一试。他的论著《反对方法》并不是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方法论指导，而是说反对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采用僵化同一的方法，要随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因为具体情况许许多多，所以需要多种方法。他的口号“什么都行”是说：不要限于使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只要是能够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1978年，我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必然导致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如果仍坚持“两个凡是”，就不可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便是佐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如果死守教条，根本就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3、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的多元主义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多元化倾向是紧密相连的。现代西主哲学家缩小了自身研究的领域，站在历史的或现实的某一侧面作反思的思考，构成哲学系统，从而使现代西方哲学表现出多元化倾向，这一倾向的发展可以说是把传统哲学对整块理念的追求，变成对一块一块小的理念的追求。著名哲学家怀特在《分析的时代》说：“20世纪的哲学史，是剌猬与狐狸的历史，是一些努力想认识一件大事的哲学家与那些只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的甚至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认识大事与认识小事物，这本身就体现了辩证法思想，一件大事纯粹是由无数小事物组成的，将一件件小事物都认识好了，大事就可以相应地得到解决。我国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是我们不能“一下就吃成一个胖子”，由解决温饱问题到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小康的分三步走的战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等都得到完善和发展，据此看，现代哲学的多元化不应当简单地看作是哲学的危机，而是哲学的反思在现时代的深化。
4、研究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吸取其合理思想，能帮助他们进一步认清许多问题。第一，他的最基本思想是反对陈规的教条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重新讨论的意义，将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他提出“异见理论”的思想，将人们的大脑从“浸没在单一一种理论的沉思中”解脱出来，培养发散思维和创新精神，使我们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危害性，明确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立足提高中华民族的创新素质。第三，他的发明新理论和保留旧理论的思想（类似辩证法的“扬弃”）有助于我们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的确，我们也承认社会上存在的缺点，也允许人们提出的批评讨论，但象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那样，不论是什么不良现象，也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古脑地都推到社会主义制度上去，照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全面西化了。这就好比替婴儿洗澡，不但没把婴儿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反而连同婴儿和脏水一起从洗澡盆中倒掉。其背理处是明摆着的。
罗素说：“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 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主义的自信，就此来说，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
【参考文献】
1、《反对方法》，伦敦，新左派书社
2、《对批评的答复》
3、《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刊》第11卷，1965年版
4、《元哲学》，1979年4月号
5、《分析时代》
6、《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异见理论 理论增多原则 反归纳法 多元主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是近几十年来活跃在美国科学哲学界的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以风格独特、词锋犀利、思想骇俗而著称，在科学哲学的逻辑学派和历史学派两大阵营的对垒之间，他自立营盘，独树一帜。他的嗜好是抨击和批评极端，但他对极端的批评却又往往采取从另一个极端开始的形式。他作奇论说：他所“喜好的娱乐就是给不合理的学说发明令人非信不可的理由，借以使理性主义者陷入混乱”。在他以极端形式用极端言词对极端理论的批评中，往往闪现着辩证法思想，隐含着某种真理。他认为“哥白尼革命”的胜利，并非完全是理性的胜利，而且也是“伽利略诡计”的胜利，即伽利略的风格、精明的说明技巧和“能言善辩”的宣传的胜利。对他的观点，你也许会由衷地赞同，抑或是猛烈地抨击或冷静地思索，但你决不会置之淡漠。本文旨在探讨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和由此而引出的一些哲学的反思。
费耶阿本德针对科学中唯权威是从的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以科学研究方法中信奉刻板僵化、整齐划一的方法论教条主义，提出了他的“增多原则”和“反归纳法”，以此为桥梁，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区别于其他许多英美哲学家的显著特点，就是他对科学所持的批评态度。他不象他们那样为科学辩护、对科学歌功颂德，而是处处指斥科学的过失与缺点，批评科学的教条主义，攻击科学沙文主义及其对人性的发展。1975年，185名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反对占星术时，他是唯一在其著作《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为占星术辩护的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这一事实说明了他的批判精神，而辩证法按其实质是批判和革命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在人们的心目中，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是君临一切意识形态之上而衡量一切思想合理性与正确性的标准。但是，并没有使成功有保证或者有希望的特殊方法。科学家解决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一根魔杖——方法论或合理性的理论，而是因为他们长期研究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相当好地了解情况，是因为他们并不太愚蠢……还因为一个学派的过度几乎总是被另一个学派的过度所抵销。这样看来，科学并没有固定的和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可以遵循，如果墨守成规，就会妨碍科学的进步。科学处处为非科学方法和非科学成果所丰富，而常常被看作科学的必要成分的方法却悄悄地暂停使用或被阻止实行了，因而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发展有害的。他还考察了科学在历史上的发展，指出：“即使在科学内部，也不能够和不应当允许理性决定一切，它必须常常被废弃或淘汰以让位于其它的力量，并没有一个单独的规则在一切情况下都仍然有效，也没有我们永远能够向其恳求援助的一个单独力量。”照他的意思，就应该放弃对这种单独规则、单独力量的追求，他的理论多元主义或“理论增多原则”随之而提出来。
费耶阿本德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只是对实在的一种近似的认识，因而总是与实在存在某种偏差和误差，对于同一种实在或同一个科学问题，可以也应该允许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而“理论增多原则”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个观点或理论“增生”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异见理论。他在《对批评的答复》中说：“没有任何种理论曾经与可得到的证据恰相一致，因此，如果我们不想过着没有理论的生活，就必须具有强调指出某种偏差的手段，就必须有把它们从笼罩着每一个理论的汪洋大海中提升出来的手段，异见理论便提供了这样的手段，理论同事实的符合，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真的，如果发现有一种理论完善地表达着全部事实，那倒是要使人大吃一惊的，某种与事实的不一致之处就反映在证据上…… 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种理论，它断言出这类差异，它能复出已接受观点的的过去的成功，而且它又具有一些有利于它的新的、独立的证据，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放弃已接受的理论，尽管它是成功的。异见理论就是这种类型的理论。”
费耶阿本德提出和论证了“理论增多原则”之后，指出“任何采纳这一原则的方法论就叫做多元主义方法论”。他为了说明这一新方法论，首先批评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非辩证观点，认为他们的方法论完全忽视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历史过程，看不见科学中发生的许多冲突和矛盾，因此它同科学有很大距离。他说：“（传统）方法论讨论中一个普遍的优势是好象在永恒的形式下探讨知识问题。把陈述互相比较而不顾及它们的历史，不考虑它们隶属于不同的历史层。”即使是库思的危机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以“哥白尼革命”胜利为例，他认为，当时托勒密体系并没有显现出“摇摇欲坠”的危机状态，哥白尼本人并未批评托勒密体系不能作出正确的预见。因此，费耶阿本德认为，不论是证实方法还是证伪方法，也不管是危机理论还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不能作出科学研究的固定不变、陈规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应该是随科学研究的实践且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方法。根本没有适合于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一成不变、永远有效的科学方法或合理性标准。这就是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简单表述，为了论证这一新方法论，他提出反归纳法的规则，其要点包括：
1、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引进或发明出同似乎最可信的理论原理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新观点、新理论或新的概念系统。这就是他的“理论增多原则”。他说：“要使自己的看法具有最大限度经验内容和最可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看法，科学家必须引进其它可供选择的看法，他必须采取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增生各种互不相容的理论或观点。”这个“增多原则”或理论多元主义是他的新方法论的重要成分。“增多的原则”不仅建议发明其它新的理论，而且防止清除已被反驳的旧理论。因此，他强调说：“不是要固守某种理论，而是不断增加互不相容的各种可能看法的海洋。这个集合中的每个单独的理论，每一个神仙故事，每一个神话，都迫使所有其它的理论更好的阐明，而通过这个竞争过程，它们每一个都对我们意识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样，一门科学的最新的和最先进的“阶段”也能从这门科学的整个历史的学习中获得改进。
2、不要象证伪主义者要求的那样，放弃那个被事实所反驳的假说，却要保留甚至发明同事实不一致的新理论，借以揭露事实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这就是“容纳原则”，即容纳已被事实所反驳的证伪主义者认为应放弃的假说，这个容纳的原则同他的“增多原则”是一致的。他说：“在我们知识中的，特别是在我们观察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借助于那被它驳斥的理论来发现的，它们不是借助归纳法来发现的。”因此，当一个新的理论同一类确定的事实发生矛盾时，最好的方法不是放弃这个理论，相反恰恰是利用它来发现引起这种矛盾的隐藏的原理。心理学中有这么一条原理：一个浸没在单一一种理论沉思中的大脑，甚至连该理论的最触目惊心的弱点也是不会注意的。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充分说明了容纳与事实不一致理论的重要性，因而，我们决不能够仅仅从内部去发现，还需要一个外在的批评标准，即坚持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
3、在利用外在的批评标准发现那隐藏于观察语言中的自我解释之后，就要通过批评的讨论，把扶持旧理论的不合适的自然解释推翻，而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自然解释。“外在批评标准”是引进同已接受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和被事实所反驳的旧理论。哥白尼理论恰好是这样一个外在批评标准，它既同已被接受的托勒密天文学相矛盾，又同已被确定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如果按照证伪主义方法论，我们就要拒绝接受这个理论。但按照反归纳法，我们不仅要保留这个理论，而且要用这个新宇宙论来揭露隐藏于观察语言中的一种熟知的自然解释，即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相矛盾。没有这个新的宇宙论作为批评的尺度，我们就不会发现这个“久而不闻其臭”的亚里士多德世界。因此，“我们要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而代之以哥白尼理论，并还要通过宣传和求助于常识的抽象的和理论性的部分来解除旧习惯和建立新习惯。”
上面所述反归纳法的三个要点互相联系，合起来就是:要发明或引进同已接受理论不相一致的新理论，要保留被事实所反驳的旧理论，并且要利用这样的理论去发现那个引起矛盾的隐藏的自然解释，然后用新的自然解释去代替这个不合适的解释。他作出结论说：“反归纳法（和理论增多）的被推荐不是当作新的方法，而是当作显示现存方法的局限性的方式。”
总之，费耶阿本德认为不仅理论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方法和合理性形式也是不断发展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和合理性标准。他给“什么都行”这个有争议的口号提供这样的解释：“已知的合理性形式将导致成功，而已知的非合理性形式导致失败，这并没有任何保证。任何方法，不管多么可笑，也可能导致成功；任何方法，不管多么健全和合理，也可能妨碍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因此，他既不把任何方法看作普遍有效、永远适用，又不排斥任何方法，把它说成完全无用、毫无价值。他认为我们要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方法就要随科学研究的实践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我们要认识世界，便需要使用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方法，也需要保留一切的观点，包括最可笑的神话，这就是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对于传统的方法论，尤其是理性主义者的陈规的教条主义的方法论确实是当头一棒，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一方法论是十足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恐怕不太合适，我们剥去它的极端形式，其辩证法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进行哲学的反思。
1、费耶阿本德认为应当提倡人们提出异见理论，因为这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同一实在，而且可以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比较、鉴别的基础，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社会心理学中逆反心理作用原则说的是，越是与人们的习惯传统不同的东西，越是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是非接受不可），相反，要是仅仅浸没在对单一一种理论的沉思，可能连该理论最突出的弱点也不会注意，回顾我国近代史上闭关锁国的政策，迫使所有的大脑浸没在对单一一种理论的沉思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现在作为立国的两个基本点之一的改革、开放就是对闭关锁国政策反思的结果，便是异见理论的提出和运用。
与此相联系的，他认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压制异见理论对于科学事业是有害的。科学史上，日心说的遭遇、伽利略的厄运、希特勒的清除“犹太科学”运动、苏联的“李森科学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不都已证明，一切对科学的压制，都有损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吗？他还指出，科学内部的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对科学的压制，比来自外部的压制更加微妙，更难以觉察，危害性也更大，因而更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对，科学应该民主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真正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2、费耶阿本德认为不仅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方法合理性形式也是不断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科学方法。因而，他提供多元主义方法论或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强调科学方法要随科学研究实践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决不能死守教条。他认为一切方法都有它们的限度，不要为科学认识及其方法强行设定框架，片面追求“大而公”，应当提倡和允许什么都试一试。他的论著《反对方法》并不是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方法论指导，而是说反对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采用僵化同一的方法，要随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因为具体情况许许多多，所以需要多种方法。他的口号“什么都行”是说：不要限于使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只要是能够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1978年，我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必然导致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如果仍坚持“两个凡是”，就不可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便是佐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如果死守教条，根本就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3、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的多元主义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多元化倾向是紧密相连的。现代西主哲学家缩小了自身研究的领域，站在历史的或现实的某一侧面作反思的思考，构成哲学系统，从而使现代西方哲学表现出多元化倾向，这一倾向的发展可以说是把传统哲学对整块理念的追求，变成对一块一块小的理念的追求。著名哲学家怀特在《分析的时代》说：“20世纪的哲学史，是剌猬与狐狸的历史，是一些努力想认识一件大事的哲学家与那些只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的甚至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认识大事与认识小事物，这本身就体现了辩证法思想，一件大事纯粹是由无数小事物组成的，将一件件小事物都认识好了，大事就可以相应地得到解决。我国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是我们不能“一下就吃成一个胖子”，由解决温饱问题到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小康的分三步走的战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等都得到完善和发展，据此看，现代哲学的多元化不应当简单地看作是哲学的危机，而是哲学的反思在现时代的深化。
4、研究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吸取其合理思想，能帮助他们进一步认清许多问题。第一，他的最基本思想是反对陈规的教条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重新讨论的意义，将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他提出“异见理论”的思想，将人们的大脑从“浸没在单一一种理论的沉思中”解脱出来，培养发散思维和创新精神，使我们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危害性，明确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立足提高中华民族的创新素质。第三，他的发明新理论和保留旧理论的思想（类似辩证法的“扬弃”）有助于我们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的确，我们也承认社会上存在的缺点，也允许人们提出的批评讨论，但象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那样，不论是什么不良现象，也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古脑地都推到社会主义制度上去，照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全面西化了。这就好比替婴儿洗澡，不但没把婴儿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反而连同婴儿和脏水一起从洗澡盆中倒掉。其背理处是明摆着的。
罗素说：“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 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主义的自信，就此来说，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
【参考文献】
1、《反对方法》，伦敦，新左派书社
2、《对批评的答复》
3、《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刊》第11卷，1965年版
4、《元哲学》，1979年4月号
5、《分析时代》
6、《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