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
　　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
　　我尤善于此道
　　Sylvia Plath
　　西尔维亚·普拉斯，美国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一个世界诗坛的传奇人物，一个给后人留下一串谜语的女人，一个视死亡为艺术并最终以此方式完成对生存的探索、对生命含义注解的女人，一个在钟形罩中苦苦挣扎，留下了痛苦、恐惧和极度压抑的心灵历程的女人，也许当她拿起笔，就注定要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甚至付出自我毁灭的代价。
　　她用敏感而动情的笔触，以自己追求完美人生的女大学生生活为蓝本，写成了那部自传体小说《钟形罩》；加之给她带来了世界声誉的诗作；还有她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间异国婚姻纷争……这一切都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兴趣。二人闪电式结合、闪电式婚变所造成的悲剧也成为20世纪后半叶英美诗坛的一桩最大的公案，其影响之深之广之久实属罕见。
　　他俩在1956年2月参加《圣巴托尔夫评论》编辑部举行的酒会上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普拉斯时年23岁，就读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获富布莱特奖学金后赴剑桥大学深造。休斯时年25岁，正攻读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主修英文和人类学，兼在玫瑰园打工，灯芯绒茄克衫口袋里常塞着诗稿。1956年6月，休斯和普拉斯结婚。几年之后，他俩迁居美国，然后又回到伦敦。他俩常常旅行，从未安居一处。由于双方性格不合，短短6年的婚姻生活一直处于磕磕碰碰之中，最后导致感情彻底破裂。休斯于1962年下半年与阿西娅·魏韦尔同居，丢下了普拉斯及2岁的女儿和6个月的儿子。普拉斯受不了精神与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在休斯离开她数月之后，也就是在休斯办理离婚手续的过程中用煤气自杀身亡。
　　表面上看，西尔维亚的一生似乎是一帆风顺的。她自幼才华出众，17岁开始发表作品，获得奖学金上大学，成绩优异，在各种写作比赛中获奖。1956年，她又获得奖学金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结识了英国年轻诗人特德·休斯并与其闪电相爱、结婚，一举成为“国际知名天才诗人的妻子”（普拉斯语）。婚后二人生有一男一女，其间她不歇手地写作，完成大量诗稿（多为死后发表）及自传体小说《钟形罩》，奠定了她作为美国自白派诗歌代表诗人的地位。但她生前决未料到自己将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偶像。约翰·伯吉斯说：“普拉斯写诗直至1963年去世为止，一直运用不和谐的、有时病态的意象传达战后美国妇女孤独的感情和普遍的无能为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的作品被愈来愈多的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信以为真，于是她的诗成了上个世纪最畅销的作品 之一，她也成了死后获得普利策奖的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她短短30年的人生却是风云不测、险象环生。她8岁丧父，留下困扰一生的精神隐患，从那以后，她的生活渐渐成为一个自身创造的神话，自主独立，受外界影响很小，她将他人视作对自身完整的威胁，她的诗中多次出现扭曲的父亲形象，在上大学期间她曾精神崩溃，像《钟形罩》中的埃斯特那样试图自杀。英国阴冷天气令她倍感压抑，婚后特别是怀孕生子后，持家、育子、写作等重负同时加诸于一个脆弱的躯体。雪上加霜，休斯婚外恋的纠葛使家庭最终破裂。纵然在《钟形罩》的最后几页埃斯特摆脱了钟形罩的束缚，但她还是疑惑：“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或者欧洲某各地方，任何地方——还有它那种叫人透不过气的扭曲视像，不会再度降临呢？”果然，她用自杀来告诉世人：“这个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她的死亡引发了多种议论，有人说，本来她就有难愈的精神痼疾，在婚姻和事业双双惨败的打击下，无法再支撑乐观向上的假象；张子清先生则认为她的死是一念之差，因为她经历过两次未遂的自杀，似乎把自杀视为一种对身体的挑战，如同她在剑桥大学时学骑性子暴烈的马，或滑雪冲向危险重重的山坡，上帝跟她开了玩笑：当她前两次认真自杀时，却没让她死，当她第三次半心半意地去寻死时，却成全了她；《钟形罩》的译者杨靖认为，从普拉斯后期诗作中萦绕不散的死亡主题，以及《钟形罩》中贯穿众多与死亡有关的意象，以及象征凤凰涅槃、死而后生的仪式，这些病态的意象和仪式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令人震撼之余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普拉斯本人大概也沉浸其中，最终玩火自焚；阿弗雷德·阿尔瓦雷斯认为：“对于艺术家来说，自然常模仿艺术，或者重复一句套话，艺术家举起镜子映照自己时发现了自己是什么。但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她，使她变成那个镜中形象。”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普拉斯的自杀是模仿她诗中人物拉撒路女士。
　　对于西尔维亚的死，笔者认为她的死不能完全归因于其近乎病态的敏感多疑天性，也有不少社会的和人为的因素。《钟形罩》是普拉斯借以释放过去的“学徒之作”，其中多有揭示：
　　《钟形罩》是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被誉为“写给女性读者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岁的美国女孩埃斯特以其女性独有的冷静娓娓地讲诉自己的痛苦经历：她不想成为传统标准与主流价值观中相夫教子的“幸福主妇”，然而在面对纷繁的社会时，却也无法确定自己的方向。看不到出路的埃斯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获救之后，她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重新审视自己，期待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钟形罩”的意象，取自埃斯特在男友就读的医学院里见到的钟形玻璃罐子，里面放着死于母腹的胎儿标本，“钟形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的，叫我动弹不得”。对埃斯特来说，钟形罩意味着“不正常的生长、窒息和死亡”。
　　故事的结尾，埃斯特紧张又充满期待地等待着她的出院鉴定面试。而真正的结局是：普拉斯在小说发表之日的三个星期后自杀身亡。
　　纵然西尔维亚言其《钟形罩》是她“自个儿的生活中的几桩事件拼拼凑凑，再加以虚构，增添了几分色彩而已——只能算是糊口之作”，她想“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来描述她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的扭曲视像”。
　　现实生活中普拉斯也有很强的死亡欲望，她是自白派诗人中最迷恋死亡也是最早自杀的。自白诗本就是“一种痛苦的诗，其痛苦‘难以承受’，因为这种诗常常引发精神崩溃和妄想症”，普拉斯是视诗歌为生命的，她曾对人说，诗对于她就像面包和水，没有诗她无法想象自己能否活下去，她在写一首诗或写完一首诗时感到绝对的满足。而死亡是她晚期诗歌的一大主题，她“使诗歌和死亡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是她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所写的诗，简直是一本死亡笔记。她把死亡神化，认为死亡就是解脱和再生，并把自己放在神话的中心，力求寻找再生，因为渴望再生是人的真实本质。
　　矛盾的是，特德·休斯在普拉斯死后声称，没有人比她更爱生活、更有获得幸福的能力。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最可怕的方面，一个人似乎热爱生活，实实在在地活着，可在心灵最深处仍然感受着死亡、不真实、仇恨和虚无。人是脆弱的动物，每个人的生命都潜伏着危机，尤其是像普拉斯这样生活在危险边缘的诗人，从她的诗中就可看出她对生存的矛盾态度——时而维护生命，时而反对它。有时她的诗是力量和活力的表现，有时则充满自杀倾向和自我否定，这很容易使人走向极端，她情绪变化捉摸不定，任何想发现“真正”的普拉斯并找到她自杀的“真正”原因的人是徒劳的，因为根本没有“真正”的答案。她也像我们一样，是个复杂的人，充满矛盾的冲动和情感，她勇于纪录下所有这些矛盾，说明她比我们诚实。
　　正因为普拉斯的自杀正好迎合了西方文化中关于“厄运诗人”的神话，那些死于非命的诗人都会因其死亡而身价倍增，成为传奇人物。普拉斯也不能例外，后人大肆渲染、猜测甚至夸大她的自杀，其实是没必要的。安东尼·思韦特说得好：“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与众不同不在于她出了什么事或她对自己干什么——而在于她作为一个诗人的控制力、热情和活力。如果我们把她变成一个传奇人物，那等于歪曲了她，毁了她。”
　　同时休斯也成了众矢之的，受尽抨击，长达35年，直至他去世。一批女权主义批评家、普拉斯研究者把休斯当做可憎的男性原型加以口诛笔伐。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五部同情女方谴责男方的普拉斯传记面世。
　　普拉斯一生脚步匆匆，却如一颗璀璨的流星，正如乔伊斯·卡罗尔·奥茨所说：“西尔维亚·普拉斯对我们来说，代表了一位必然牵涉到悲剧行为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向我们奉献了在她许多作品中堪称臻于上乘的艺术作品”，到头来，她既是作者又是女主人公，留在舞台上的是她自己的遗体，她为自己设计的情节做出了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