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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至今还生活着一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赴外留学的藏族老人，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从这些老人的回忆与言语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深刻烙印。
斋林·旺多（W·Tailing）
1934年生于江孜。
1946年赴印度大吉岭圣约瑟学院留学。
1953年归国参加工作，先后做过小学老师、足球运动员、翻译、政府职员、教材编译工作者等。
1980年代初，进入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工作，后于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任上退休，首次将莎士比亚戏剧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翻译成藏文出版。
2010年，获得由中国译协组织的“西藏十大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这是建国60周年来，西藏自治区翻译人员获得的翻译界最高荣誉称号，斋林·旺多是其中唯一一位以英文和藏文为主要语言工具的翻译家。他的小说《斋苏府秘闻》曾获西藏自治区珠峰文艺奖。
前半生：留学印度 接受西式教育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选派了4名贵族子弟去伦敦接受英国式的教育；1944年，西藏噶厦决定在拉萨开办一所规模更大的英语学校，但是，由于三大寺部分僧人的反对，这所学校办了半年就关门了。作为一种平衡，噶厦决定从俗官和僧官子弟中各挑选5人，组成僧官亲属和俗官子弟的幼童“留学团”，去印度学习。这是自1913年以来西藏地方派出的第二批比较大的公费留学团，斋林·旺多就是其中一位。
斋林·旺多先生讲述说：我出生在西藏江孜年堆地方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在我5岁时候就去世了。我家有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7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2个。我母亲的藏文水平比较高，她从小就把我们送到学校上学，我们除了一个小妹留在家中时间比较久，其余所有孩子都接受了五至六年的初级教育。可以说母亲对我们最大的恩泽是让我们每个孩子都接受了基本的初级教育。
1944年，西藏噶厦决定在拉萨开办一所规模更大的英语学校，时年我10岁，住在江孜的家里。我的舅舅噶雪巴在地方政府里任职，他给家里写信来说让我到拉萨来学习英文。可是我到拉萨以后，学校已经停办了。虽然学校没有办成，但是很多贵族家庭特别是俗官们对此耿耿于怀。双方回旋的结果是作为一种平衡，噶厦决定从俗官和僧官子弟中各挑选5人，组成僧官亲属和俗官子弟各占一半的幼童“留学团”，去印度学习。
僧官们多是选派佣人或亲戚的孩子去学习，考核没有什么竞争。而俗官则不同，有50多人报名，10人中间只能抽到一个人去学习。在当时的西藏社会，遇到这种事情往往都要求神问卦。办法是每10个孩子为一组，将其名字写到纸上，塞进糌粑团里，带到大昭寺，由释迦牟尼佛来“定夺”（僧官亲属由于报名人数少，不存在抽糌粑团的问题），我是这样被选上的。
我记得当时人们看到我们那么小的年纪出国学习，既感到心疼又觉得新奇，每天都有人围观议论。我们从西藏出发时，每人配了坐骑和驮骡，有的人家还可以带佣人上路，这些开支都是噶厦出。
当时我算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也不会一个英文字母。后来听到，西藏方面是准备让我们在这里完成中学学业后派往伦敦上大学。但从孩子们的年龄和基础看，这样的计划很难完成。在最初的两年，西藏和学校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孩子们无暇欣赏异国的美丽景色，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求学中。学校根据学童的年龄和接受能力，进行分班、分档教学，就这样正式开始了留学生活。
学习英文从ABC开始。虽说藏族有一定语言天赋，我觉得学习一门新语言，环境因素还是很重要。刚到印度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第二年我回到江孜，参加了我的一位亲戚举办的聚餐会，来了几位江洛印军兵营的军官，他们跟我搭讪，对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到的英语对话能力感到非常惊讶。
噶厦当时还给我们派了藏文老师，首先这是为了防止我们改变固有的传统观念，因为当时的西藏社会还是非常保守的；第二，是怕我们忘记自己的藏文母语，他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藏文课，其中还包括阐述宗教内容。但有意思的是他如何防范我们改变观念不说也罢，但他们自己首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浸染。我们的这位藏文老师本来是个很有学问，宗教根底深厚的“孜仲”级别僧官，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在印度待了几年，他跟我们一起学英语，参加体育活动，最后竟然还俗成家，加入外籍，成了学者和翻译家。
我发现西藏年轻学僧在印度还俗的比较多，一是因为在俗人世界中严格保持佛教戒律不如在西藏寺院那么有约束力；第二，世俗生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力对年轻的他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力，这可能也是后来的留学生中再很少有僧人的原因之一吧。
刚才你问到和拉萨的私塾一样，留学生也可以带佣人吗？当时有个别孩子的家长把佣人安排在学校附近借宿以便于照顾孩子。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学校有校工、洗衣匠、管理员，带个佣人纯属多此一举，没有什么活可干。我知道有一个西藏留学生带了佣人，但他过得非常无聊、寂寞，每天都要在学校门口无所事事、例行公事似的站着，因为不可能每次都让他进来。慢慢的，他也摸出了点门道，上课的时候学校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傍晚踢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小主人”的身影，他就专门挑踢球的时间来，远远地就那么看着，也怪可怜的。但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家长一般都会派佣人把小孩接回拉萨度假。
印度大吉岭圣约瑟学院非常重视对学生个人品质的教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会把一个人训练的“特别皮实”，集体出行踏青的时候，老师故意安排距离很远的地方，非得把每个人累得气喘吁吁不可似的。要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们中很多人虽说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但回到宿舍不能睡软床，必须坐硬板凳。我们穿得都是结实耐用的高档毛料裤子，久坐硬木板凳，每个人的屁股部位都磨得闪闪发亮。
当时的教会学校没有暑假，但寒假时间长达三个月，完全可以回到西藏舒舒服服过个寒假。假如没有条件或者说不愿意回家，寒假是最好的复习跳级的机会。无论是请家庭教师还是别的什么办法，如果有跳级的机会，没有学生会拒绝。但前提是下学期没有新的主课安排，譬如以前没有碰到过的物理、代数等新课程，光是语言比较容易跳级。我就是在寒假里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请家庭教师补课，补习新课程，跳了两次级。
斋林·旺多（W·Tailing）
1934年生于江孜。
1946年赴印度大吉岭圣约瑟学院留学。
1953年归国参加工作，先后做过小学老师、足球运动员、翻译、政府职员、教材编译工作者等。
1980年代初，进入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工作，后于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任上退休，首次将莎士比亚戏剧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翻译成藏文出版。
2010年，获得由中国译协组织的“西藏十大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这是建国60周年来，西藏自治区翻译人员获得的翻译界最高荣誉称号，斋林·旺多是其中唯一一位以英文和藏文为主要语言工具的翻译家。他的小说《斋苏府秘闻》曾获西藏自治区珠峰文艺奖。
前半生：留学印度 接受西式教育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选派了4名贵族子弟去伦敦接受英国式的教育；1944年，西藏噶厦决定在拉萨开办一所规模更大的英语学校，但是，由于三大寺部分僧人的反对，这所学校办了半年就关门了。作为一种平衡，噶厦决定从俗官和僧官子弟中各挑选5人，组成僧官亲属和俗官子弟的幼童“留学团”，去印度学习。这是自1913年以来西藏地方派出的第二批比较大的公费留学团，斋林·旺多就是其中一位。
斋林·旺多先生讲述说：我出生在西藏江孜年堆地方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在我5岁时候就去世了。我家有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7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2个。我母亲的藏文水平比较高，她从小就把我们送到学校上学，我们除了一个小妹留在家中时间比较久，其余所有孩子都接受了五至六年的初级教育。可以说母亲对我们最大的恩泽是让我们每个孩子都接受了基本的初级教育。
1944年，西藏噶厦决定在拉萨开办一所规模更大的英语学校，时年我10岁，住在江孜的家里。我的舅舅噶雪巴在地方政府里任职，他给家里写信来说让我到拉萨来学习英文。可是我到拉萨以后，学校已经停办了。虽然学校没有办成，但是很多贵族家庭特别是俗官们对此耿耿于怀。双方回旋的结果是作为一种平衡，噶厦决定从俗官和僧官子弟中各挑选5人，组成僧官亲属和俗官子弟各占一半的幼童“留学团”，去印度学习。
僧官们多是选派佣人或亲戚的孩子去学习，考核没有什么竞争。而俗官则不同，有50多人报名，10人中间只能抽到一个人去学习。在当时的西藏社会，遇到这种事情往往都要求神问卦。办法是每10个孩子为一组，将其名字写到纸上，塞进糌粑团里，带到大昭寺，由释迦牟尼佛来“定夺”（僧官亲属由于报名人数少，不存在抽糌粑团的问题），我是这样被选上的。
我记得当时人们看到我们那么小的年纪出国学习，既感到心疼又觉得新奇，每天都有人围观议论。我们从西藏出发时，每人配了坐骑和驮骡，有的人家还可以带佣人上路，这些开支都是噶厦出。
当时我算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也不会一个英文字母。后来听到，西藏方面是准备让我们在这里完成中学学业后派往伦敦上大学。但从孩子们的年龄和基础看，这样的计划很难完成。在最初的两年，西藏和学校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孩子们无暇欣赏异国的美丽景色，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求学中。学校根据学童的年龄和接受能力，进行分班、分档教学，就这样正式开始了留学生活。
学习英文从ABC开始。虽说藏族有一定语言天赋，我觉得学习一门新语言，环境因素还是很重要。刚到印度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第二年我回到江孜，参加了我的一位亲戚举办的聚餐会，来了几位江洛印军兵营的军官，他们跟我搭讪，对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到的英语对话能力感到非常惊讶。
噶厦当时还给我们派了藏文老师，首先这是为了防止我们改变固有的传统观念，因为当时的西藏社会还是非常保守的；第二，是怕我们忘记自己的藏文母语，他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藏文课，其中还包括阐述宗教内容。但有意思的是他如何防范我们改变观念不说也罢，但他们自己首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浸染。我们的这位藏文老师本来是个很有学问，宗教根底深厚的“孜仲”级别僧官，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在印度待了几年，他跟我们一起学英语，参加体育活动，最后竟然还俗成家，加入外籍，成了学者和翻译家。
我发现西藏年轻学僧在印度还俗的比较多，一是因为在俗人世界中严格保持佛教戒律不如在西藏寺院那么有约束力；第二，世俗生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力对年轻的他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力，这可能也是后来的留学生中再很少有僧人的原因之一吧。
刚才你问到和拉萨的私塾一样，留学生也可以带佣人吗？当时有个别孩子的家长把佣人安排在学校附近借宿以便于照顾孩子。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学校有校工、洗衣匠、管理员，带个佣人纯属多此一举，没有什么活可干。我知道有一个西藏留学生带了佣人，但他过得非常无聊、寂寞，每天都要在学校门口无所事事、例行公事似的站着，因为不可能每次都让他进来。慢慢的，他也摸出了点门道，上课的时候学校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傍晚踢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小主人”的身影，他就专门挑踢球的时间来，远远地就那么看着，也怪可怜的。但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家长一般都会派佣人把小孩接回拉萨度假。
印度大吉岭圣约瑟学院非常重视对学生个人品质的教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会把一个人训练的“特别皮实”，集体出行踏青的时候，老师故意安排距离很远的地方，非得把每个人累得气喘吁吁不可似的。要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们中很多人虽说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但回到宿舍不能睡软床，必须坐硬板凳。我们穿得都是结实耐用的高档毛料裤子，久坐硬木板凳，每个人的屁股部位都磨得闪闪发亮。
当时的教会学校没有暑假，但寒假时间长达三个月，完全可以回到西藏舒舒服服过个寒假。假如没有条件或者说不愿意回家，寒假是最好的复习跳级的机会。无论是请家庭教师还是别的什么办法，如果有跳级的机会，没有学生会拒绝。但前提是下学期没有新的主课安排，譬如以前没有碰到过的物理、代数等新课程，光是语言比较容易跳级。我就是在寒假里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请家庭教师补课，补习新课程，跳了两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