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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在本国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势力稳步增长，风头正盛。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重拾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对抗全球自由主义精英和欧盟;另一方面倡导“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组织原则决裂。民族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成为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念。中东欧民粹主义政治继续强化，折射出欧盟在中东欧地区面临继续一体化的困局与东西分裂的危机。
【关键词】中东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非自由主义”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2.008
苏东剧变30年来，随着欧盟东扩，中东欧地区已有12国加入欧盟，成为整个欧洲政治进程的一部分;而随着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发展迅猛，已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2004年加入欧盟后不久就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执掌政权而转向，与欧盟老成员国龃龉不断。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尖锐对立，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执政党倡导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非自由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这些政党向民族主义寻求政治合法性，并持强硬的身份认同立场。在欧洲难民危机发酵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正在重塑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
过去20年，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声势日盛，日趋主流化，已在匈牙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等国执掌政权，另有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成为执政联盟成员或主要反对党。自由之家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时，中东欧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平均获得全国9.2%的选票;到2017年时，得票率已增至31.6%。引领民粹主义趋势的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尤其是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两党均强调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地区影响巨大。
在2010与2014年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政治联盟均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議席，取得压倒性胜利，欧尔班成功当选总理。2018年，欧尔班再次以134票赞成、28票反对的压倒优势连任政府总理，这也是他第四个总理任期。在2015年的波兰议会选举中，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赢得议会超过半数席位，获得独立组阁资格，成功上台执政，该党主席卡钦斯基当选总理。在2019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选举胜利，卡钦斯基也得以连任总理。[1]巴比什被称为捷克版“特朗普”，他领导的ANO2011运动在2017年捷克议会选举中以29.6%的得票率获得78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成功上台执政，打破了自1993年捷克独立以来中左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和中右翼的公民民主党轮流坐庄的政党政治格局。与此同时，领导上届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以7%的得票率获得了15个席位，同2013年相比得票率下降13%。在2019年提前举行的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尽管斯洛伐克社会民主—方向党（方向党）得票率仅为22%（比2012年减少了近一半），但仍是该国第一大党，该党领导人罗伯特·菲乔也得以连任总理。极右翼我们的斯洛伐克—人民党也赢得了12%的选票。除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外，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也在本国逐步扩大，在议会中形成相当规模的民粹主义势力，并逐步参政或执政。
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头强劲，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本国上台执政，而且它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这一趋势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见表1）。右翼民粹主义者及疑欧派在此次大选中赢得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而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所获席位约占欧洲议会全部席位的9.5%。匈牙利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所获议席在本国位列第一;捷克的海盗党、自由和直接民主运动第一次跨过进入欧洲议会的门槛，获得议席，该国民粹主义政党议席总体增加了7席。需要指出的是，中东欧地区民粹政党整体崛起，但难以在欧洲议会层面形成整体力量，各主要政党分散在不同的党团内，如青民盟归属于欧洲人民党党团、法律与公正党归属于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等。但是，西欧8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集中在新党团——“身份与民主党团”，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排名第五。
在2019年10月的波兰议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选举胜利，卡钦斯基也得以连任总理。图为2019年10月13日，在波兰华沙，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前）发表讲话。
民粹主义本质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尤其是拒绝自由主义主导的精英政治。当前，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民族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秉持这两种理念的中东欧政治家想要建立“非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以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下的“民主”国家。
第一，中东欧地区由民粹主义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非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2]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各国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均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主导下，各国政府不但没有改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反而使得投机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招致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波兰总理卡钦斯基为代表的强势领导人成功利用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主张“非自由主义”政治模式，明确拒绝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进行改革，并搁置或者废弃那些不利于他们执政的机构。[3]2014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伯伊莱图什纳德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已经放弃了组织社会的自由主义方式与观察世界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匈牙利建设的新国家是‘非自由’的国家，不自由的国家。它不拒绝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自由），但不能让‘自由’成为国家组织的中心原则，‘非自由’的国家应当包括不同的、特殊的民主方式”。[4]同年12月，卡钦斯基和欧尔班在塔特拉山举行会晤，共同主张“非自由民主”，即在国内恢复“人民主权”和从欧盟收回国家让渡的主权。 在中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政权中，匈牙利和波兰的“非自由主义”最为典型。欧尔班政府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限制媒体多元化，弱化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削弱法院和政治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了对宪法及其规定的政治秩序与规则的根本性修订。在赢得2015年选举后，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与公正党立即着手推动波兰司法改革运动，推行与匈牙利类似的“非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并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法律改革。2017年，波兰参议院投票支持对最高法院进行全面改革;2018年参议院又批准将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龄由70岁下调至65岁。欧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严重削弱了波兰的司法独立性。
与匈牙利和波兰相比，斯洛伐克近年来在“非自由主义”转向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作为欧元区国家，斯洛伐克表现出实用主义（或是两面派）的政策。执政党方向党虽然最初赞同“第三条道路”与支持社会民主主义，但该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几乎没有共同点。
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后，许多捷克人对欧盟的强制难民摊派政策不满，转而支持民粹主義和民族主义，巴比什及其领导的ANO2011运动顺势而起。在2017年出版的《梦寐以求》一书中，巴比什主张改革议会民主与制衡制度，将捷克下议院的代表人数减半、废除参议院，提倡用经济管理方式来进行政治管理，让部长们成为专家，而不是职业政客。巴比什的这些主张使其成为一个典型的、为捷克民众所接受的民粹主义者，这是其在2017年获得选举胜利的主要原因。2018年，在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的支持下，ANO2011与捷克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与匈牙利和波兰相比，捷克还没有采取明显削弱自由主义制度的政策举措。
第二，基于历史原因，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相对狭隘。中东欧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痛苦经历与不平等地位让各国主体民族对外来民族心存敌意和警惕。中东欧各国政府在国内弱化并削减少数民族权利，在国际上怀疑并排斥其他民族或者超国家机构。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从未真正消失，特别是东欧剧变后，各国主体民族均反对自由主义精英领导的政府及其少数民族保护政策，反对自由主义民主转型与自由主义精英领导的欧盟。[5]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中东欧各国的主体民族认同和强化自己的民族身份提供了机会，而加入欧盟为该地区民族主义复兴创造了政治机会，民族身份成为党派间争论的关键问题，各党派竞相定义（或重新定义）民族认同。左/右翼分裂与本民族/其他民族分裂叠加，[6]主导传统政治的左/右翼分歧逐步让位于国内民族主义的保守派和亲欧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民族认同以及与之相随的文化之争打击了中东欧各国的自由主义。
曾是伟大帝国又饱受侵略的波兰和匈牙利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以“伟大”的帝国历史为资源，提出“恢复性民族主义”（Restorative Nationalism）。匈牙利青民盟在20世纪90年代初仅是一个自由青年组织，但在此后10年内转变为力量强大的保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张“恢复性民族主义”并倡导通过保护国家文化和民族纯洁性来回归曾经的伟大，提出“伟大匈牙利”（Greater Hungary）这一文化符号。这些主张对那些正在经历社会或经济转型困难的人吸引力十足，使得青民盟的政治力量急速增长，在2010年获得议会多数后一直维持至今。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成功将波兰人民的爱国情怀、传统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天主教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承诺复兴爱国主义和传统的天主教价值观，支持民族主义，反对外来移民，主张建立一个更伟大的波兰，提升在国际社会和欧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波兰政坛获得巨大成功，2015年后全面执掌波兰议会和政府。
中东欧各国的民粹主义政党把自由主义具体化为一个不符合本民族甚至反对本民族利益的理念，即自由主义把国家利益置于全球化的外国资本（如欧盟及其制定的共同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如保护罗姆人、同性恋与难民权利）的利益之下。[7]在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尖锐对立，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以法律形式出现。[8]民族主义披上了民粹主义的外衣，得到了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庇护，使得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力量进一步增强。从匈牙利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宪法到波兰特有的保守主义再到2014年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和2016年议会选举中出现的关于种族和仇外的选举口号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民粹主义者对愤怒和失望的民众做出了看似令人信服的回应，即主张“非自由主义”、实施左翼的社会政策以及承诺保护被自由主义精英抛弃的普通民众。
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结束后出现的民粹主义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如果中东欧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汇集，如匈牙利青民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与法国的国民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和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等联合一致，将会在更大层面上改变欧洲的政治格局。[9]
第一，民粹主义作为“黏合剂”将中东欧地区主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有望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主导这些国家的政局。中东欧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民粹主义政策赚取政治资本，主要体现在批评自由主义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和没有兑现1989年后建立自由秩序的承诺。[10]如20世纪90年代波兰政府曾提出保障弱势群体最低收入的社会契约，以顺利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取得成功，仅使波兰的相对贫困率下降，民众收入水平提升十分有限，“并且贫困人口主要是年轻的、有大家庭的以及农村地区的人”。[11]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中东欧各国“重返欧洲”的乐观情绪。在经历了近2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后，那些曾经保有4%-5%年均经济增长率的中东欧国家整体陷入困境，[12]而它们为了应对危机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使得当地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选民们感到愤怒无比的是，无论他们投票给谁，新上台的政府都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不但没有消除巨大的不平等，反而造成了高失业率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社会资源的匮乏加剧了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不满”，这种不满转化为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13]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打破了中东欧国家民众曾经对欧盟抱有的幻想，并助推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多国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提出改变现行经济政策的替代性方案，得到了大批选民支持，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并在此后的多次选举中持续获胜。这些民粹主义政党拒绝接受欧盟的难民配额，要求收回让渡给欧盟的国家主权。排外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愿景，并驱使越来越多的选民从传统的政治中心转向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或者驱使民众把边缘的民粹主义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二，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严重打击了欧盟主导的中东欧自由民主转型共识。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全面倒向欧洲，均主张以“民主、市场和……欧洲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欧盟也在急速东扩的过程中，批准了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双方进入关系“蜜月期”和发展“黄金期”。但随着欧洲一体化陷入困境，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问题纷至沓来，欧洲内部分裂日益扩大，特别是中东欧与西欧的矛盾不断凸显。从本质上看，中东欧与西欧的矛盾是“新欧洲”与“老欧洲”、“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在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引起的。
欧洲一体化在中东欧地区难以深入推进。中东欧各国主张国家主权至上与自主原则，更倾向于政府间合作模式（如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而非涉及主权让渡的超国家主义模式（欧盟）。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开创的“非自由主义”政治模式，主张集中政治权力、改革法律制度和强化对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的管理，质疑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欧盟某些“共同政策”，强硬拒绝欧盟的难民分摊方案，反对2017年由歐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提出的五个加强欧洲一体化的建议，特别是“多速欧洲”方案。欧盟对中东欧各国民粹主义政府的国家治理多次质疑、干预与制裁也引起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它们担心自己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被边缘化，沦为“二等公民”。因此，随着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力量日益增强，欧盟共同政策将更加难以在这些国家落实和贯彻。
【关键词】中东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非自由主义”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2.008
苏东剧变30年来，随着欧盟东扩，中东欧地区已有12国加入欧盟，成为整个欧洲政治进程的一部分;而随着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发展迅猛，已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2004年加入欧盟后不久就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执掌政权而转向，与欧盟老成员国龃龉不断。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尖锐对立，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执政党倡导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非自由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这些政党向民族主义寻求政治合法性，并持强硬的身份认同立场。在欧洲难民危机发酵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正在重塑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
中东欧民粹主义风头正盛
过去20年，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声势日盛，日趋主流化，已在匈牙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等国执掌政权，另有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成为执政联盟成员或主要反对党。自由之家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时，中东欧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平均获得全国9.2%的选票;到2017年时，得票率已增至31.6%。引领民粹主义趋势的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尤其是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两党均强调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地区影响巨大。
在2010与2014年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政治联盟均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議席，取得压倒性胜利，欧尔班成功当选总理。2018年，欧尔班再次以134票赞成、28票反对的压倒优势连任政府总理，这也是他第四个总理任期。在2015年的波兰议会选举中，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赢得议会超过半数席位，获得独立组阁资格，成功上台执政，该党主席卡钦斯基当选总理。在2019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选举胜利，卡钦斯基也得以连任总理。[1]巴比什被称为捷克版“特朗普”，他领导的ANO2011运动在2017年捷克议会选举中以29.6%的得票率获得78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成功上台执政，打破了自1993年捷克独立以来中左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和中右翼的公民民主党轮流坐庄的政党政治格局。与此同时，领导上届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以7%的得票率获得了15个席位，同2013年相比得票率下降13%。在2019年提前举行的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尽管斯洛伐克社会民主—方向党（方向党）得票率仅为22%（比2012年减少了近一半），但仍是该国第一大党，该党领导人罗伯特·菲乔也得以连任总理。极右翼我们的斯洛伐克—人民党也赢得了12%的选票。除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外，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也在本国逐步扩大，在议会中形成相当规模的民粹主义势力，并逐步参政或执政。
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头强劲，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本国上台执政，而且它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这一趋势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见表1）。右翼民粹主义者及疑欧派在此次大选中赢得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而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所获席位约占欧洲议会全部席位的9.5%。匈牙利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所获议席在本国位列第一;捷克的海盗党、自由和直接民主运动第一次跨过进入欧洲议会的门槛，获得议席，该国民粹主义政党议席总体增加了7席。需要指出的是，中东欧地区民粹政党整体崛起，但难以在欧洲议会层面形成整体力量，各主要政党分散在不同的党团内，如青民盟归属于欧洲人民党党团、法律与公正党归属于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等。但是，西欧8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集中在新党团——“身份与民主党团”，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排名第五。
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基本理念：民族主义与“非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本质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尤其是拒绝自由主义主导的精英政治。当前，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民族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秉持这两种理念的中东欧政治家想要建立“非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以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下的“民主”国家。
第一，中东欧地区由民粹主义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非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2]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各国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均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主导下，各国政府不但没有改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反而使得投机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招致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波兰总理卡钦斯基为代表的强势领导人成功利用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主张“非自由主义”政治模式，明确拒绝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进行改革，并搁置或者废弃那些不利于他们执政的机构。[3]2014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伯伊莱图什纳德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已经放弃了组织社会的自由主义方式与观察世界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匈牙利建设的新国家是‘非自由’的国家，不自由的国家。它不拒绝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自由），但不能让‘自由’成为国家组织的中心原则，‘非自由’的国家应当包括不同的、特殊的民主方式”。[4]同年12月，卡钦斯基和欧尔班在塔特拉山举行会晤，共同主张“非自由民主”，即在国内恢复“人民主权”和从欧盟收回国家让渡的主权。 在中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政权中，匈牙利和波兰的“非自由主义”最为典型。欧尔班政府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限制媒体多元化，弱化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削弱法院和政治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了对宪法及其规定的政治秩序与规则的根本性修订。在赢得2015年选举后，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与公正党立即着手推动波兰司法改革运动，推行与匈牙利类似的“非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并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法律改革。2017年，波兰参议院投票支持对最高法院进行全面改革;2018年参议院又批准将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龄由70岁下调至65岁。欧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严重削弱了波兰的司法独立性。
与匈牙利和波兰相比，斯洛伐克近年来在“非自由主义”转向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作为欧元区国家，斯洛伐克表现出实用主义（或是两面派）的政策。执政党方向党虽然最初赞同“第三条道路”与支持社会民主主义，但该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几乎没有共同点。
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后，许多捷克人对欧盟的强制难民摊派政策不满，转而支持民粹主義和民族主义，巴比什及其领导的ANO2011运动顺势而起。在2017年出版的《梦寐以求》一书中，巴比什主张改革议会民主与制衡制度，将捷克下议院的代表人数减半、废除参议院，提倡用经济管理方式来进行政治管理，让部长们成为专家，而不是职业政客。巴比什的这些主张使其成为一个典型的、为捷克民众所接受的民粹主义者，这是其在2017年获得选举胜利的主要原因。2018年，在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的支持下，ANO2011与捷克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与匈牙利和波兰相比，捷克还没有采取明显削弱自由主义制度的政策举措。
第二，基于历史原因，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相对狭隘。中东欧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痛苦经历与不平等地位让各国主体民族对外来民族心存敌意和警惕。中东欧各国政府在国内弱化并削减少数民族权利，在国际上怀疑并排斥其他民族或者超国家机构。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从未真正消失，特别是东欧剧变后，各国主体民族均反对自由主义精英领导的政府及其少数民族保护政策，反对自由主义民主转型与自由主义精英领导的欧盟。[5]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中东欧各国的主体民族认同和强化自己的民族身份提供了机会，而加入欧盟为该地区民族主义复兴创造了政治机会，民族身份成为党派间争论的关键问题，各党派竞相定义（或重新定义）民族认同。左/右翼分裂与本民族/其他民族分裂叠加，[6]主导传统政治的左/右翼分歧逐步让位于国内民族主义的保守派和亲欧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民族认同以及与之相随的文化之争打击了中东欧各国的自由主义。
曾是伟大帝国又饱受侵略的波兰和匈牙利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以“伟大”的帝国历史为资源，提出“恢复性民族主义”（Restorative Nationalism）。匈牙利青民盟在20世纪90年代初仅是一个自由青年组织，但在此后10年内转变为力量强大的保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张“恢复性民族主义”并倡导通过保护国家文化和民族纯洁性来回归曾经的伟大，提出“伟大匈牙利”（Greater Hungary）这一文化符号。这些主张对那些正在经历社会或经济转型困难的人吸引力十足，使得青民盟的政治力量急速增长，在2010年获得议会多数后一直维持至今。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成功将波兰人民的爱国情怀、传统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天主教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承诺复兴爱国主义和传统的天主教价值观，支持民族主义，反对外来移民，主张建立一个更伟大的波兰，提升在国际社会和欧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波兰政坛获得巨大成功，2015年后全面执掌波兰议会和政府。
中东欧各国的民粹主义政党把自由主义具体化为一个不符合本民族甚至反对本民族利益的理念，即自由主义把国家利益置于全球化的外国资本（如欧盟及其制定的共同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如保护罗姆人、同性恋与难民权利）的利益之下。[7]在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尖锐对立，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以法律形式出现。[8]民族主义披上了民粹主义的外衣，得到了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庇护，使得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力量进一步增强。从匈牙利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宪法到波兰特有的保守主义再到2014年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和2016年议会选举中出现的关于种族和仇外的选举口号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民粹主义者对愤怒和失望的民众做出了看似令人信服的回应，即主张“非自由主义”、实施左翼的社会政策以及承诺保护被自由主义精英抛弃的普通民众。
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影响及发展
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结束后出现的民粹主义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如果中东欧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汇集，如匈牙利青民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与法国的国民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和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等联合一致，将会在更大层面上改变欧洲的政治格局。[9]
第一，民粹主义作为“黏合剂”将中东欧地区主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有望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主导这些国家的政局。中东欧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民粹主义政策赚取政治资本，主要体现在批评自由主义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和没有兑现1989年后建立自由秩序的承诺。[10]如20世纪90年代波兰政府曾提出保障弱势群体最低收入的社会契约，以顺利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取得成功，仅使波兰的相对贫困率下降，民众收入水平提升十分有限，“并且贫困人口主要是年轻的、有大家庭的以及农村地区的人”。[11]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中东欧各国“重返欧洲”的乐观情绪。在经历了近2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后，那些曾经保有4%-5%年均经济增长率的中东欧国家整体陷入困境，[12]而它们为了应对危机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使得当地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选民们感到愤怒无比的是，无论他们投票给谁，新上台的政府都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不但没有消除巨大的不平等，反而造成了高失业率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社会资源的匮乏加剧了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不满”，这种不满转化为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13]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打破了中东欧国家民众曾经对欧盟抱有的幻想，并助推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多国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提出改变现行经济政策的替代性方案，得到了大批选民支持，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并在此后的多次选举中持续获胜。这些民粹主义政党拒绝接受欧盟的难民配额，要求收回让渡给欧盟的国家主权。排外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愿景，并驱使越来越多的选民从传统的政治中心转向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或者驱使民众把边缘的民粹主义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二，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严重打击了欧盟主导的中东欧自由民主转型共识。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全面倒向欧洲，均主张以“民主、市场和……欧洲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欧盟也在急速东扩的过程中，批准了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双方进入关系“蜜月期”和发展“黄金期”。但随着欧洲一体化陷入困境，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问题纷至沓来，欧洲内部分裂日益扩大，特别是中东欧与西欧的矛盾不断凸显。从本质上看，中东欧与西欧的矛盾是“新欧洲”与“老欧洲”、“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在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引起的。
欧洲一体化在中东欧地区难以深入推进。中东欧各国主张国家主权至上与自主原则，更倾向于政府间合作模式（如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而非涉及主权让渡的超国家主义模式（欧盟）。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开创的“非自由主义”政治模式，主张集中政治权力、改革法律制度和强化对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的管理，质疑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欧盟某些“共同政策”，强硬拒绝欧盟的难民分摊方案，反对2017年由歐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提出的五个加强欧洲一体化的建议，特别是“多速欧洲”方案。欧盟对中东欧各国民粹主义政府的国家治理多次质疑、干预与制裁也引起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它们担心自己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被边缘化，沦为“二等公民”。因此，随着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力量日益增强，欧盟共同政策将更加难以在这些国家落实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