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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来说，华语包括了东南亚华语与北美华语两大片。本文主要讨论代表东南亚华语的马来西亚华语，因为马来西亚是华人最集中的国家之一。[1]在马来西亚，华语顾名思义是华人的语言，被视为华人的通语，其地位正如普通话在中国的地位。除了华语，华人还广泛地使用原自广东、福建的各种方言：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福州话、海南话。[2]我们对马来西亚华语范畴的界定与中国方言学界所指略有不同：福建话指的是以泉漳片为主的闽南方言，广东话是指以广府片为主的粤方言，客家话是粤台片为主的客家方言，潮州话指的是以潮汕片为主的粤东闽南方言（又称潮汕方言），福州话是指以侯官片为主的闽东方言，海南话是指以文昌片为主的海南闽南方言（或琼文区闽语）。这些方言作为华人的地道母语，在语音系统上一直深深影响着以北方话为标准的华语。随着全球一体化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密切交往，华语正全面接受普通话规范的影响，使华语的地位处于“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博弈。这种影响的趋势发展有三种可能：
1.华语与普通话完全趋同，普通话最终取代了华语成为华人的通语。
2.华语自觉地建立自己的标准规范，成为与普通话平行的华人通语。
3.处于第1与第2之间，无论是趋同的过程中或在建立自己的规范标准中，最终成为普通话的次方言。
本文主要从马来西亚华语语音系统中的调值演变来考察这三种趋势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语音是比较保守的，而从调值演变来看华语则更能看到其自身的特点。自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普通话的定义①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基本上是封闭的。马来西亚华语一直没设定自身的语音系统，基本上以中国的标准语的标准为标准，但其语音系统相对于普通话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尽管在声调系统上接受普通话的四声系统（阴阳上去），但在调值上实际上与普通话保持距离：
华语的阳声调内部虽然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33调与44调之间波动，与普通话高亢的55调有显著的差异，明显受到方言阴平调的影响：
除了广东话的阴平调值是55调，其余方言的阴平调值都是33或44调，所以综合影响了华语的调值，导致在广东话盛行的吉隆坡地区，华语阴平调的实际调值也是44调。华语的阳平调值虽然普遍是35调，但24调也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尤其在马来西亚北部，这也是受到方言影响的原因：
马来西亚北部华语的阳平调会形成24调，明显地受到福建话的影响。其他方言对华语阳平声调影响不显著的原因是广东话、客家话、福州话都是降调，而潮州话、海南话则是平调，与华语阳平调的升调不匹配而未见显著影响。
普通话的上声调的调值是214，但连读时上升部分往往会弱化为211调，与上声连读时下降部分弱化成了35调[3]。华语的上声调则无论是否连读都是21调。其形成的原因也可以看到方言影响的痕迹：
上述方言中，除了广东话，其他方言的阴上调值都是降调，所以导致了原来降升调的上声成了单纯的降调。至于阳上类的字在华语当中都归入了去声，再加上保留阳上调的只有广东话、潮州话和海南话，基本上对华语的上声调没有直接影响。
华语的去声调虽然与普通话的去声调同为降调，但华语去声的实际调值是音域比较窄的半降调53或42调。与方言的去声调相比，看不到直接影响的原因：
除了客家话的阴去调值和海南话的阳去调值是降调，其余的都是平调或降升调，并没直接给华语的去声调带来影响。倒是方言的上声调值53调或31调影响了华语降调的发音习惯，最终导致了华语的去声调成了53或31调。
轻声调在普通话里并不是独立的调类，却有一种与阴阳上去都不一样的调值（暂标为44调）。轻声在华语里一般都被忽视，都读原来的调值，这是由于华语形成时并没有轻声，而闽粤各种方言里也没有轻声的习惯。
入声调类经过“入派三声”的历史发展后，在普通话里基本上没保留，但在华语形成时却实际保留下来，只是也处在淡化和消亡的过程中。华语的入声字都是降调（53调或42调），但读得比较短促，并带有喉塞音[]尾。这些入声字的促声和喉塞音[]尾现象逐渐淡化与消亡，并呈现不规则地并入其他调类的趋势。华语入声调的形成肯定受到方言的影响，但其淡化与消亡的原因却是受到普通话规范的作用。这些入声字当中，普通话纳入去声的，华语比较顽强地保留促声和喉塞音[]尾，如：陆、灭、切、月、肉等。其余普通话读成阴平、阳平和上声的入声字，有一部分人按普通话的读法但保留喉塞音[]尾，或保留促声但喉塞音[]尾已经逐渐消亡，或完全并入去声，如：一、七、八、不、骨、拔、杀等。这些入声字在单独念时会分别读成阴平、阳平和上声的调值，但连读时还是会读成类似去声的降调。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于华语的入声调与去声调都是降调，最后产生了融合。然而，普通话纳入去声的入声字，却比较顽强地保留促声和喉塞音[]尾。这种现象可能是说话人在潜意识里要让这些入声字保留区别，而相对于普通话并入阴、阳、上三声的字，读成去声调（降调）后已经有区别与前三者的作用，所以促声与喉塞音[]尾的特点反而逐渐消亡了。
从调值的角度，可以看出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解。由于华语没有本身的理论基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自身的标准。在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下，它逐渐成为了北方方言的一员，即普通话的一种次方言。
注释：
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参考文献：
[1]郭熙.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C]//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南大语言学》编委会,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陈锦源，南京大学中文系）
1.华语与普通话完全趋同，普通话最终取代了华语成为华人的通语。
2.华语自觉地建立自己的标准规范，成为与普通话平行的华人通语。
3.处于第1与第2之间，无论是趋同的过程中或在建立自己的规范标准中，最终成为普通话的次方言。
本文主要从马来西亚华语语音系统中的调值演变来考察这三种趋势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语音是比较保守的，而从调值演变来看华语则更能看到其自身的特点。自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普通话的定义①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基本上是封闭的。马来西亚华语一直没设定自身的语音系统，基本上以中国的标准语的标准为标准，但其语音系统相对于普通话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尽管在声调系统上接受普通话的四声系统（阴阳上去），但在调值上实际上与普通话保持距离：
华语的阳声调内部虽然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33调与44调之间波动，与普通话高亢的55调有显著的差异，明显受到方言阴平调的影响：
除了广东话的阴平调值是55调，其余方言的阴平调值都是33或44调，所以综合影响了华语的调值，导致在广东话盛行的吉隆坡地区，华语阴平调的实际调值也是44调。华语的阳平调值虽然普遍是35调，但24调也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尤其在马来西亚北部，这也是受到方言影响的原因：
马来西亚北部华语的阳平调会形成24调，明显地受到福建话的影响。其他方言对华语阳平声调影响不显著的原因是广东话、客家话、福州话都是降调，而潮州话、海南话则是平调，与华语阳平调的升调不匹配而未见显著影响。
普通话的上声调的调值是214，但连读时上升部分往往会弱化为211调，与上声连读时下降部分弱化成了35调[3]。华语的上声调则无论是否连读都是21调。其形成的原因也可以看到方言影响的痕迹：
上述方言中，除了广东话，其他方言的阴上调值都是降调，所以导致了原来降升调的上声成了单纯的降调。至于阳上类的字在华语当中都归入了去声，再加上保留阳上调的只有广东话、潮州话和海南话，基本上对华语的上声调没有直接影响。
华语的去声调虽然与普通话的去声调同为降调，但华语去声的实际调值是音域比较窄的半降调53或42调。与方言的去声调相比，看不到直接影响的原因：
除了客家话的阴去调值和海南话的阳去调值是降调，其余的都是平调或降升调，并没直接给华语的去声调带来影响。倒是方言的上声调值53调或31调影响了华语降调的发音习惯，最终导致了华语的去声调成了53或31调。
轻声调在普通话里并不是独立的调类，却有一种与阴阳上去都不一样的调值（暂标为44调）。轻声在华语里一般都被忽视，都读原来的调值，这是由于华语形成时并没有轻声，而闽粤各种方言里也没有轻声的习惯。
入声调类经过“入派三声”的历史发展后，在普通话里基本上没保留，但在华语形成时却实际保留下来，只是也处在淡化和消亡的过程中。华语的入声字都是降调（53调或42调），但读得比较短促，并带有喉塞音[]尾。这些入声字的促声和喉塞音[]尾现象逐渐淡化与消亡，并呈现不规则地并入其他调类的趋势。华语入声调的形成肯定受到方言的影响，但其淡化与消亡的原因却是受到普通话规范的作用。这些入声字当中，普通话纳入去声的，华语比较顽强地保留促声和喉塞音[]尾，如：陆、灭、切、月、肉等。其余普通话读成阴平、阳平和上声的入声字，有一部分人按普通话的读法但保留喉塞音[]尾，或保留促声但喉塞音[]尾已经逐渐消亡，或完全并入去声，如：一、七、八、不、骨、拔、杀等。这些入声字在单独念时会分别读成阴平、阳平和上声的调值，但连读时还是会读成类似去声的降调。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于华语的入声调与去声调都是降调，最后产生了融合。然而，普通话纳入去声的入声字，却比较顽强地保留促声和喉塞音[]尾。这种现象可能是说话人在潜意识里要让这些入声字保留区别，而相对于普通话并入阴、阳、上三声的字，读成去声调（降调）后已经有区别与前三者的作用，所以促声与喉塞音[]尾的特点反而逐渐消亡了。
从调值的角度，可以看出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解。由于华语没有本身的理论基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自身的标准。在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下，它逐渐成为了北方方言的一员，即普通话的一种次方言。
注释：
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参考文献：
[1]郭熙.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C]//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南大语言学》编委会,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陈锦源，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