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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大视野、大境界、大手笔、大收藏”的四大原则，《收藏界》从本期始，开创“大家追踪”栏目。以文化界、艺术界、美术界、收藏界的名家大腕为目标，以挖掘人物和作品的内在精神价值为宗旨，进行深入采访和追踪。希望能在浮华世界中开辟出一块纯净土地，彰显真正的大家风范，人格魅力，灵异魂魄。
——栏目主持：雁子
赵望云
苦难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苦难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生命过程，苦难就是生命本身，承受苦难是我们一生要作的功课。
许多传世的作品都与苦难有密切关系，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妥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绘画作品中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耶稣殉难》、《最后的晚餐》以及凡高、毕加索的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把生命中的挣扎和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雕刻在人类的历史上，让我们通过苦难关照生命。
能够传世的作品，一定是与生命相关并能够震撼灵魂的作品。这两天，我整日与一个人和他的作品相对，被感动得茶饭不思，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写实画家、长安画派奠基人——赵望云。
赵望云当之无愧是当代画坛大家，《收藏界》开创《大家追踪》栏目，身在西安的我，开篇就想到了赵先生。
先生已于1977年仙逝，可幸的是他的后代继续光宗耀祖，在文化界、音乐界、美术界星光闪烁，我们决定搞一个赵氏家族的系列访谈。采访赵家兄弟之前，我在网上搜索“赵望云”，铺天盖地的“赵望云”接踵而来，按耐不住写作冲动，不等采访我便提笔了。或许正是他生命中的苦难情结打动了我吧，最先落笔的竟是“苦难”二字。
在众多大家对他的评论中，我最欣赏林木的一段话：
“与历代文人上层艺术中不时可见的某些悲天悯人、同情民众的作品不同。赵望云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善良士大夫的普度众生般的同情，而是自身就是农民的本阶级的情感去自觉地热情地表现他所亲历的种种社会的不平，以图唤起社会的注意。在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的批判之深刻、时间之早、作品数量之大、影响面之广，以及作者立足于先进与民主之自觉上，赵望云无疑是20世纪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
是的，赵望云的价值正是在这里，以农民的眼光表达农民，以大众的感情抒发感情，以苦难的心境描写苦难，画笔直达生命底层，以唤醒中国人麻木的人性意识。
赵望云1906年生于河北，老赵家一连生了七个女儿，赵望云是老八，起了个小名叫八妮。正是兵荒马乱之际，六岁时，辛亥革命爆发，大家欢天喜地庆祝民国建立，小望云把人们在庄稼地里敲锣打鼓的情景画了下来，贴在墙上，这是他的第一幅绘画作品，轰动了乡间，可谓一鸣惊人。这幅作品奠定了他创作的基调——关注民族和民生。
农村写生时期的赵望云
赵望云（执笔者）与关山月在重庆（摄于1941年）
12岁时父亲病故，他只好辍学到皮店当学徒，18岁时母亲又病故，苦难成了他生命中的基调。1925年，他来到京华美专求学，聆听了齐白石、鲁迅的讲学。和李苦禅、王雪涛、张伯武、侯子步、王清芳等，组织了“吼虹艺术社”，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他决心摒弃旧画风，尝试用国画技法写生，“走出象牙之塔，到农村去吸取营养”。天津《大公报》独具慧眼发现了赵望云，聘请他为写生记者，开创了用国画形式反映现实题材的新闻手法。
赵望云的出名，正是因为在《大公报》上连载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旅行写生，战乱时期的《大公报》能够发行10万份是个惊人的数字，这与赵望云生动的写生通讯有密切关系。他的脚步遍及河北大地，写出一大批表现农民苦难生活的水墨画，处女作《疲劳》，表现荒旱中农民痛苦之状；第二幅《风雨下之民众》以战争为背景，描写民众所受内战之影响。紧接着，《雪地民生》《贫与病》《倦》《幸福梦》《生育后》《郁闷》《农夫》《收获》等作品扑面而来，这些作品大多以一两个人物为主，以简略的笔法绘民众贫困忧苦之状，辅以荒野或残垣断壁背景，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很多读者每天打开报纸第一眼就是看他的画。
忧国忧民的布衣将军冯玉祥也是因为看了这些描写民间苦难的画才认识了赵望云，二人一见如故，以兄弟相称。冯为他的平民画配了许多平民诗：“炎炎烈日高，父子同锄苗” ；“小村庄，小村庄，一片衰落的景象！去年旱灾才过，今年又遇水荒，说什么农村建设，说什么农村改良”；“小媳妇，大姑娘，坐在院内话短长；两脚行路难，坐下疼得慌；又溃烂，又发痒；有什么好看，不把小脚放。”诗画同源，都是反映老百姓真实苦难生活的写照。两人还合作出版了《泰山社会写生诗画石刻集》，在冯将军的支持下，赵望云举办多次画展，轰动全国。同期还出版了《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赵望云塞上写生集》等画册。
冯玉祥将军在《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序(1934年)中写到：“大众时代的艺术，已经不是少数有闲阶级或有钱阶级的消遣品了。现代艺术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形态的美丽和雕刻的精致，而在于深刻地、赤裸裸地描写现实社会的真相。……无论诗或画，能够真切地写出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才是中国当前急需的艺术。赵望云认清这个迫切的艺术任务，独能勇敢地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深入劳苦大众的群里，描写他们的实际生活。他去年经历冀南十余县，把落后农村的穷象及破产农家的苦状，生动地刻画出来。”
冯将军是令人敬佩的，先生与冯将军的相遇相识相知似有神意，两人携手完成了一种使命。
在赵望云的画中，我们看不到花鸟仕女，看到的是推车、纺线、拾粪、耕田，是萧索、荒寒、寂冷、清苦、贫穷、哀伤，正如他自己所说，“不画不劳动的人，不画不拉车的马。”虽不入大雅，却震撼人心，正是这些靠近百姓的作品，引起了劳苦大众以及思想界文化界的共鸣和关注，打破了画界沉闷的气氛，赵望云也因此声名远扬。我因此想到，此现象是否能给当今画家一些启示呢？
张大千说：“赵望云是画社会病态的。”
赵望云新疆写生之一
关山月说：“他把他的艺术奉献给劳动者，并以此为荣。”
林木说：“赵望云以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深沉的同情和分外的细腻与关注，表现着这些从不入画、被排斥于高雅艺术殿堂之外的真实的一切。”
冯玉祥说：“我们不想把诗句供在象牙之塔里当作古董，我们的诗需要通俗，俗到泥水匠、木匠、铁匠以及农夫与劳苦大众们都能够一听就懂，那就算我们达到了目的。”
赵望云自己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先生其生命来自人民，其灵感取之人民，其作品为之人民，其成就属于人民。2006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赵家后人作出了一个令当今书画界瞠目的决定，将先生351幅作品捐给了国家。先生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此举正符合先生的品格和夙愿。
以上所说是赵望云早期的作品。先生中期，也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日趋成熟，进入创造生涯的高峰期，艺术作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同时创立并奠定了长安画派的风格，但其基调并没有改变，仍是面向大众，“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先生以其领袖和核心的能量，成为西北美术界的脊梁，开宗立派，功不可没。
赵望云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其中遭遇三次大灾难。
第一次是1949年被国民党抓去，因为在延安共产党的地盘上发现了他的画，胡宗南部下把他抓去毒打，逼其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先生被打得在老虎凳上昏死过去，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坐牢76天，后在张治中先生的亲自过问下保释出狱。获救后七天，西安解放。对这次人生灾难先生一直淡然处之，从未在儿女面前描述或渲染当时的境遇，只把它当作人生的一次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赵望云《集场一角》
真正的打击来自“反右运动”。这是精神上的巨大苦难，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被如此热爱的祖国抛弃了，昨天还是朋友，今天成了敌人，在一个把天使变成魔鬼的时代，这个呕心沥血为国家、为西北、为艺术的人民画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瞬间尊严扫地，免除一切职务。
心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委屈啊，伤心啊，回到家里黯然落泪。解放后自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却落得如此下场。当时对他的处理是“定为右派，不以右派处理。”也就是说可以免去外地下放劳动。先生对领导是心怀感恩的，那种集中的“劳改”使得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有去无回。但全家都受到牵连，每个子女的档案中都塞入父亲的右派材料，赵振霄专家班毕业，本应继续送往苏联深造，去不成了；赵振川考高中不被录取；赵季平考音乐学院附中也不被录取……而一向很有尊严，倍受尊重的先生，不得不在同事、朋友、儿女亲人面前屈辱地接受批判、监督、劳动改造，不得不面对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嘴脸。对于先生来说，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要远远超出老虎凳的酷刑，这是在人心上动刀啊！
在这一时期，先生根本谈不上创作了，生存都出现了危机，哪里还有心情作画。这个时期大概只留下一些乡村写生，苍茫而悲凉。
从此先生再也没有了好的创作环境和心境，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扑面而来，“大右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一一扣在先生头上。1966年，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一群疯狂的造反派闯进了家，抓走了先生，拳打脚踢不说，还棍棒相加，先生被打倒在地，抓起来又打，一个恶棍抄起木棒朝先生的头砸去，顿时鲜血直流，先生昏到在地，孩子们第一次在父亲的眼中看见仇恨的光芒。这是什么世道啊，面对一个倍受世人尊重的艺术家，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老人，竟然下这般毒手，而施暴者却是他热爱了一生的“党”派来的，先生彻底失望了，这是一个无理可讲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先生被打得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了。从此，先生的艺术生涯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渐渐落幕。
赵望云《小憩》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没有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国度，人性中的恶可以扩张到什么程度。
他的家人在回忆录中写到：“在那个癫狂的年代，我们无暇顾及所有其他的事，‘活着’，我们全力以赴，让父亲能活着度过劫难。记得给父亲去看病，只能用架子车拉，还不能忘记带黑帮牌子。那是个多么可怕的年代啊！”看到这里，我已泪雨磅礴。不禁感谢上帝，今天的中国，毕竟是进步文明得多了。
老四赵季平在文章中这样写到：“父亲在反右后的各项运动中都是运动对象，右派帽子、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都戴在父亲头上，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打成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那时我家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往事不堪回首啊！在压力最大的年月，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况下不停地作画，累了，便靠着床头，搭着小棉被，微闭着双眼，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打扰父亲，我们知道父亲虽然停下手中的画笔，可他心中的笔却没有停住。一家人共同守护着父亲心灵的创作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父亲拖着病残的身躯耕耘出他的晚年百幅系列作品。这一组作品是父亲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忆与呐喊，他如交响乐一般冲撞着我的心，激励着我的音乐创作。”
这里说的“百幅系列作品”，想必就是传说中先生要留给夫人的画，据说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夫人每日辛苦照料，使他深感夫妻情深，挣扎着对夫人说：“去把纸裁好，我要给你留下100幅画。”那时他们连个画画的桌子都没有，只好在一个破台台上画，也没有一间有阳光的房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如约画出了100幅画。望着那些简朴、苍凉、淡雅、超脱的画，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先生晚年的作品是在回忆和想象中完成的，当时已经严重体力不支，常常是倚在床上作画，一幅画画完后连题款的力气都没有了，倒在床上睡去。作品质朴拙厚不加修饰，那是一幅幅心灵的幻化，生命进入了超然的透明状态，如仙如道，如诗如梦，一切人生的苦难都沉淀到了画的底部，衬托出一片澄明。画中总有一个孤独的背影，天高路远，山阔水长。“大悲怆”“大超脱”“大彻、大悟、大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由“写实”走向了“写心”，进入了心灵的至高境界。如今夫人也已撒手人寰，这些饱含苦难、艰辛、爱情和幻想的作品，成为人类的财富放进了国家美术馆。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四川画家罗中立的一幅《父亲》，打动了多少人的心，那张老树皮一般的面孔永远地刻在了人们的心头。这幅画抓住人心的正是其中的苦难意识。展望当今画坛，一片浮躁之风，动辄自称名家，书画作品完全成了商品，画家和收藏家关心的只是每平方尺卖多少钱，完全忽略其精神含量。满眼望去，有多少是能给人心灵震撼的作品？ 艺术家成了工匠。可悲可叹。
真正能够留传下来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挥洒生命的创作，彰显灵魂的创作，孤独苦难的创作。一件有价值的作品首先是具有精神含量的作品，没有灵魂的作品是短命的，昙花一现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先生的作品其精神价值要远高于物质价值。
1977年，先生已病危，家人和他自己都知道时日不多了，当孩子们搀扶他从床上坐起来，他突然推开孩子的手大声说：“拿纸来，我要画画，我要画大画！”这是怎样的一种渴望啊！对生命的渴望，对艺术的渴望。对亲情的渴望，对画画的渴望。“我要画画”，是对世道的抗争和呐喊，是对生命的期恋和挽留，是对艺术的歌唱和献祭。“我要画大画”，是的，先生天生就是作大画的人，大境界，大手笔，大运作，他画了一生的大画，他的人生就是一幅高扬的大画。
赵望云《难民图》
病危中的先生单位不管，医院不收，家属好说歹说总算答应在观察室加了一个架子床，先生个子高大，双脚悬在床外，没有想到，7天之后，先生竟在这窄小的床上结束了伟大的一生。1977年3月29日凌晨5点，年仅71岁的赵望云先生告别了他深爱的人间大地。
一块完美无瑕的玉石，硬是被苦难给碾碎了，一个高尚纯粹的画家，硬是在委屈中停止了最后的呼吸。先生用画笔给我们留下了浸满人生苦难的画卷，这些生命的结晶，苦难的结晶，浓缩出最宝贵的艺术价值，它提醒着后人，要善待真正的艺术家，要珍惜和尊重真正的人才。一个连艺术家都不容的国家，是不值得自己的人民尊重和爱戴的。
让人欣慰的是，赵家终于苦去甘来，先生的高尚品格，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才子，赵家英才辈出，先生的夙愿后继有人，先生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栏目主持：雁子
赵望云
苦难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苦难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生命过程，苦难就是生命本身，承受苦难是我们一生要作的功课。
许多传世的作品都与苦难有密切关系，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妥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绘画作品中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耶稣殉难》、《最后的晚餐》以及凡高、毕加索的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把生命中的挣扎和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雕刻在人类的历史上，让我们通过苦难关照生命。
能够传世的作品，一定是与生命相关并能够震撼灵魂的作品。这两天，我整日与一个人和他的作品相对，被感动得茶饭不思，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写实画家、长安画派奠基人——赵望云。
赵望云当之无愧是当代画坛大家，《收藏界》开创《大家追踪》栏目，身在西安的我，开篇就想到了赵先生。
先生已于1977年仙逝，可幸的是他的后代继续光宗耀祖，在文化界、音乐界、美术界星光闪烁，我们决定搞一个赵氏家族的系列访谈。采访赵家兄弟之前，我在网上搜索“赵望云”，铺天盖地的“赵望云”接踵而来，按耐不住写作冲动，不等采访我便提笔了。或许正是他生命中的苦难情结打动了我吧，最先落笔的竟是“苦难”二字。
在众多大家对他的评论中，我最欣赏林木的一段话：
“与历代文人上层艺术中不时可见的某些悲天悯人、同情民众的作品不同。赵望云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善良士大夫的普度众生般的同情，而是自身就是农民的本阶级的情感去自觉地热情地表现他所亲历的种种社会的不平，以图唤起社会的注意。在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的批判之深刻、时间之早、作品数量之大、影响面之广，以及作者立足于先进与民主之自觉上，赵望云无疑是20世纪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
是的，赵望云的价值正是在这里，以农民的眼光表达农民，以大众的感情抒发感情，以苦难的心境描写苦难，画笔直达生命底层，以唤醒中国人麻木的人性意识。
赵望云1906年生于河北，老赵家一连生了七个女儿，赵望云是老八，起了个小名叫八妮。正是兵荒马乱之际，六岁时，辛亥革命爆发，大家欢天喜地庆祝民国建立，小望云把人们在庄稼地里敲锣打鼓的情景画了下来，贴在墙上，这是他的第一幅绘画作品，轰动了乡间，可谓一鸣惊人。这幅作品奠定了他创作的基调——关注民族和民生。
农村写生时期的赵望云
赵望云（执笔者）与关山月在重庆（摄于1941年）
12岁时父亲病故，他只好辍学到皮店当学徒，18岁时母亲又病故，苦难成了他生命中的基调。1925年，他来到京华美专求学，聆听了齐白石、鲁迅的讲学。和李苦禅、王雪涛、张伯武、侯子步、王清芳等，组织了“吼虹艺术社”，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他决心摒弃旧画风，尝试用国画技法写生，“走出象牙之塔，到农村去吸取营养”。天津《大公报》独具慧眼发现了赵望云，聘请他为写生记者，开创了用国画形式反映现实题材的新闻手法。
赵望云的出名，正是因为在《大公报》上连载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旅行写生，战乱时期的《大公报》能够发行10万份是个惊人的数字，这与赵望云生动的写生通讯有密切关系。他的脚步遍及河北大地，写出一大批表现农民苦难生活的水墨画，处女作《疲劳》，表现荒旱中农民痛苦之状；第二幅《风雨下之民众》以战争为背景，描写民众所受内战之影响。紧接着，《雪地民生》《贫与病》《倦》《幸福梦》《生育后》《郁闷》《农夫》《收获》等作品扑面而来，这些作品大多以一两个人物为主，以简略的笔法绘民众贫困忧苦之状，辅以荒野或残垣断壁背景，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很多读者每天打开报纸第一眼就是看他的画。
忧国忧民的布衣将军冯玉祥也是因为看了这些描写民间苦难的画才认识了赵望云，二人一见如故，以兄弟相称。冯为他的平民画配了许多平民诗：“炎炎烈日高，父子同锄苗” ；“小村庄，小村庄，一片衰落的景象！去年旱灾才过，今年又遇水荒，说什么农村建设，说什么农村改良”；“小媳妇，大姑娘，坐在院内话短长；两脚行路难，坐下疼得慌；又溃烂，又发痒；有什么好看，不把小脚放。”诗画同源，都是反映老百姓真实苦难生活的写照。两人还合作出版了《泰山社会写生诗画石刻集》，在冯将军的支持下，赵望云举办多次画展，轰动全国。同期还出版了《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赵望云塞上写生集》等画册。
冯玉祥将军在《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序(1934年)中写到：“大众时代的艺术，已经不是少数有闲阶级或有钱阶级的消遣品了。现代艺术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形态的美丽和雕刻的精致，而在于深刻地、赤裸裸地描写现实社会的真相。……无论诗或画，能够真切地写出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才是中国当前急需的艺术。赵望云认清这个迫切的艺术任务，独能勇敢地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深入劳苦大众的群里，描写他们的实际生活。他去年经历冀南十余县，把落后农村的穷象及破产农家的苦状，生动地刻画出来。”
冯将军是令人敬佩的，先生与冯将军的相遇相识相知似有神意，两人携手完成了一种使命。
在赵望云的画中，我们看不到花鸟仕女，看到的是推车、纺线、拾粪、耕田，是萧索、荒寒、寂冷、清苦、贫穷、哀伤，正如他自己所说，“不画不劳动的人，不画不拉车的马。”虽不入大雅，却震撼人心，正是这些靠近百姓的作品，引起了劳苦大众以及思想界文化界的共鸣和关注，打破了画界沉闷的气氛，赵望云也因此声名远扬。我因此想到，此现象是否能给当今画家一些启示呢？
张大千说：“赵望云是画社会病态的。”
赵望云新疆写生之一
关山月说：“他把他的艺术奉献给劳动者，并以此为荣。”
林木说：“赵望云以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深沉的同情和分外的细腻与关注，表现着这些从不入画、被排斥于高雅艺术殿堂之外的真实的一切。”
冯玉祥说：“我们不想把诗句供在象牙之塔里当作古董，我们的诗需要通俗，俗到泥水匠、木匠、铁匠以及农夫与劳苦大众们都能够一听就懂，那就算我们达到了目的。”
赵望云自己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先生其生命来自人民，其灵感取之人民，其作品为之人民，其成就属于人民。2006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赵家后人作出了一个令当今书画界瞠目的决定，将先生351幅作品捐给了国家。先生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此举正符合先生的品格和夙愿。
以上所说是赵望云早期的作品。先生中期，也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日趋成熟，进入创造生涯的高峰期，艺术作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同时创立并奠定了长安画派的风格，但其基调并没有改变，仍是面向大众，“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先生以其领袖和核心的能量，成为西北美术界的脊梁，开宗立派，功不可没。
赵望云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其中遭遇三次大灾难。
第一次是1949年被国民党抓去，因为在延安共产党的地盘上发现了他的画，胡宗南部下把他抓去毒打，逼其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先生被打得在老虎凳上昏死过去，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坐牢76天，后在张治中先生的亲自过问下保释出狱。获救后七天，西安解放。对这次人生灾难先生一直淡然处之，从未在儿女面前描述或渲染当时的境遇，只把它当作人生的一次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赵望云《集场一角》
真正的打击来自“反右运动”。这是精神上的巨大苦难，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被如此热爱的祖国抛弃了，昨天还是朋友，今天成了敌人，在一个把天使变成魔鬼的时代，这个呕心沥血为国家、为西北、为艺术的人民画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瞬间尊严扫地，免除一切职务。
心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委屈啊，伤心啊，回到家里黯然落泪。解放后自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却落得如此下场。当时对他的处理是“定为右派，不以右派处理。”也就是说可以免去外地下放劳动。先生对领导是心怀感恩的，那种集中的“劳改”使得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有去无回。但全家都受到牵连，每个子女的档案中都塞入父亲的右派材料，赵振霄专家班毕业，本应继续送往苏联深造，去不成了；赵振川考高中不被录取；赵季平考音乐学院附中也不被录取……而一向很有尊严，倍受尊重的先生，不得不在同事、朋友、儿女亲人面前屈辱地接受批判、监督、劳动改造，不得不面对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嘴脸。对于先生来说，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要远远超出老虎凳的酷刑，这是在人心上动刀啊！
在这一时期，先生根本谈不上创作了，生存都出现了危机，哪里还有心情作画。这个时期大概只留下一些乡村写生，苍茫而悲凉。
从此先生再也没有了好的创作环境和心境，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扑面而来，“大右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一一扣在先生头上。1966年，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一群疯狂的造反派闯进了家，抓走了先生，拳打脚踢不说，还棍棒相加，先生被打倒在地，抓起来又打，一个恶棍抄起木棒朝先生的头砸去，顿时鲜血直流，先生昏到在地，孩子们第一次在父亲的眼中看见仇恨的光芒。这是什么世道啊，面对一个倍受世人尊重的艺术家，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老人，竟然下这般毒手，而施暴者却是他热爱了一生的“党”派来的，先生彻底失望了，这是一个无理可讲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先生被打得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了。从此，先生的艺术生涯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渐渐落幕。
赵望云《小憩》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没有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国度，人性中的恶可以扩张到什么程度。
他的家人在回忆录中写到：“在那个癫狂的年代，我们无暇顾及所有其他的事，‘活着’，我们全力以赴，让父亲能活着度过劫难。记得给父亲去看病，只能用架子车拉，还不能忘记带黑帮牌子。那是个多么可怕的年代啊！”看到这里，我已泪雨磅礴。不禁感谢上帝，今天的中国，毕竟是进步文明得多了。
老四赵季平在文章中这样写到：“父亲在反右后的各项运动中都是运动对象，右派帽子、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都戴在父亲头上，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打成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那时我家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往事不堪回首啊！在压力最大的年月，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况下不停地作画，累了，便靠着床头，搭着小棉被，微闭着双眼，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打扰父亲，我们知道父亲虽然停下手中的画笔，可他心中的笔却没有停住。一家人共同守护着父亲心灵的创作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父亲拖着病残的身躯耕耘出他的晚年百幅系列作品。这一组作品是父亲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忆与呐喊，他如交响乐一般冲撞着我的心，激励着我的音乐创作。”
这里说的“百幅系列作品”，想必就是传说中先生要留给夫人的画，据说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夫人每日辛苦照料，使他深感夫妻情深，挣扎着对夫人说：“去把纸裁好，我要给你留下100幅画。”那时他们连个画画的桌子都没有，只好在一个破台台上画，也没有一间有阳光的房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如约画出了100幅画。望着那些简朴、苍凉、淡雅、超脱的画，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先生晚年的作品是在回忆和想象中完成的，当时已经严重体力不支，常常是倚在床上作画，一幅画画完后连题款的力气都没有了，倒在床上睡去。作品质朴拙厚不加修饰，那是一幅幅心灵的幻化，生命进入了超然的透明状态，如仙如道，如诗如梦，一切人生的苦难都沉淀到了画的底部，衬托出一片澄明。画中总有一个孤独的背影，天高路远，山阔水长。“大悲怆”“大超脱”“大彻、大悟、大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由“写实”走向了“写心”，进入了心灵的至高境界。如今夫人也已撒手人寰，这些饱含苦难、艰辛、爱情和幻想的作品，成为人类的财富放进了国家美术馆。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四川画家罗中立的一幅《父亲》，打动了多少人的心，那张老树皮一般的面孔永远地刻在了人们的心头。这幅画抓住人心的正是其中的苦难意识。展望当今画坛，一片浮躁之风，动辄自称名家，书画作品完全成了商品，画家和收藏家关心的只是每平方尺卖多少钱，完全忽略其精神含量。满眼望去，有多少是能给人心灵震撼的作品？ 艺术家成了工匠。可悲可叹。
真正能够留传下来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挥洒生命的创作，彰显灵魂的创作，孤独苦难的创作。一件有价值的作品首先是具有精神含量的作品，没有灵魂的作品是短命的，昙花一现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先生的作品其精神价值要远高于物质价值。
1977年，先生已病危，家人和他自己都知道时日不多了，当孩子们搀扶他从床上坐起来，他突然推开孩子的手大声说：“拿纸来，我要画画，我要画大画！”这是怎样的一种渴望啊！对生命的渴望，对艺术的渴望。对亲情的渴望，对画画的渴望。“我要画画”，是对世道的抗争和呐喊，是对生命的期恋和挽留，是对艺术的歌唱和献祭。“我要画大画”，是的，先生天生就是作大画的人，大境界，大手笔，大运作，他画了一生的大画，他的人生就是一幅高扬的大画。
赵望云《难民图》
病危中的先生单位不管，医院不收，家属好说歹说总算答应在观察室加了一个架子床，先生个子高大，双脚悬在床外，没有想到，7天之后，先生竟在这窄小的床上结束了伟大的一生。1977年3月29日凌晨5点，年仅71岁的赵望云先生告别了他深爱的人间大地。
一块完美无瑕的玉石，硬是被苦难给碾碎了，一个高尚纯粹的画家，硬是在委屈中停止了最后的呼吸。先生用画笔给我们留下了浸满人生苦难的画卷，这些生命的结晶，苦难的结晶，浓缩出最宝贵的艺术价值，它提醒着后人，要善待真正的艺术家，要珍惜和尊重真正的人才。一个连艺术家都不容的国家，是不值得自己的人民尊重和爱戴的。
让人欣慰的是，赵家终于苦去甘来，先生的高尚品格，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才子，赵家英才辈出，先生的夙愿后继有人，先生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