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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应革命的需要，果断弃用外来楔入的“苏维埃”话语，并适时建构了本土特色鲜明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作为党的核心政治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党的早期革命理论之精华，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基本学说，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整合。通过成功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层面上掌握了话语权，增强和提升了自身政治凝聚力和文化自信，而且标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向度，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良好范例。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苏维埃”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的使命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并强调：“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这一重大决定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进“四个自信”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地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并非一个全新的命题，自近代中国遭遇文化危机以来，中国各阶级都对此命题作出过正面回应，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新民主主义”话语为构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根基。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汲取“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经验，对推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转型的历史原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话语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苏维埃”话语转变到“新民主主义”话语。党的政治话语转变主要有三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苏维埃”话语本身的实践困境
“苏维埃”话语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政治话语。“苏维埃”（COBET）本身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本意是由工人和士兵联合组建的“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逐渐演化为苏俄（苏联）的基本政体，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指导落后民族建立政权的基本形式。由于“走俄国人的路”早在建党初期既已成为共识，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党即决定以苏维埃旗帜取代国民革命旗帜：“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507-508并且强调：“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只有在这种革命口号之下，本党才能阻止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2]627-629为了完成土地革命，党的六大集中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揽子问题，特别是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不仅对“苏维埃”进行了界定和规范，而且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权和组织建设苏维埃化的指导方案。随着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作为意识形态的“苏维埃”正式演变为党的政治话语并全面主导着苏区的发展。
从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运动的实践看，苏维埃政权在本质上是维护工农革命利益的民主政权，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但由于苏维埃运动的性质相当模糊，导致“苏维埃”话语一诞生即面临着实践困境。尽管党的六大已经明确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革命，但同时又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目标[3]。这就严重混淆了革命性质。土地革命时期，党之所以会连续三次犯下“左”倾错误，除了“左”倾领导人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外，也与苏维埃运动的边界模糊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党的政治话语同样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以至于“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武装保卫苏联”等严重混淆民族革命性质的政治口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党的会议和决议中，甚至被谱写成歌曲《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无国界的政治话语不仅给国民党全面围堵和封杀“苏维埃”话语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也遭到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对，让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苏维埃”话语遭遇的另一种困境，则是话语本身因脱离民众的生活世界而不被理解和认同。政治话语能够得到民众认同，除了首先能够满足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外，还必须符合民众的认知和接受水平，否则话语只能存在于民众混沌的意识中，甚至完全破坏话语的本体意蕴。作为外来楔入型话语，“苏维埃”话语本已脱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再加上教条式的宣传，不仅民众难以理解和接受，就是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也一知半解。如1931年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全体民众举行集会纪念李卜克纳西、卢森堡和列宁。除列宁外，民众对其余二人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4]。据张国焘回忆，当时鄂豫皖地区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三年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何谓苏维埃，有的猜测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有的甚至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5]。而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称苏维埃为“埃政府”，“他们以为选出几个人坐在机关里，就叫做苏维埃……而一般同志对于政权的认识也是莫名其妙的缘故。”[6]生活在苏区的群众尚且不明白“苏维埃”为何物，更何况以“苏维埃”话语动员边区之外的群众了。对此，毛泽东在总结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明确指出：“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与实际没有联系起来。”[7]这是决定“苏维埃”话语被弃用的根本原因。
（二）国内矛盾的深刻变化
延安时期，国内矛盾的深刻变化是引起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变化和政治话语转型的重要动因。“九一八”后特别是华北危机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不仅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加速了党的政治发展的转型。遵义会议后，党即努力纠正苏维埃运动中的“左”倾偏向，相应调整了对富农和商人的政策。与此同时，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也批判了“消灭富农”和“错误对待商人”的苏维埃经济政策，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8]。继《八一宣言》首次公开倡导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即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初步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纲领。毛泽东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构想。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坚持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苏维埃革命，但政治发展的主题已经变成反蒋与抗日并重。此后，中共的政治方针又渐次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转变[9][10]38。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5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重点探讨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有一个鲜明的变化，那就是只字不提“苏维埃”而大谈“民主”。毛泽东表示：在抗日新阶段中，“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11]274-275随后，在与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如何实现抗日民主谈了自己的认识：“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12]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拥护抗战以最大诚意作出最大让步，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明确表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以及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名义及番号[10]370。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果断放弃了苏维埃革命。随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导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长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话语因失去政权依托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界。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改变
任何话语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权力运行机制，政治话语尤其如是。很长一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实际形成了由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主导下的权力运行机制。由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不仅有权向中国共产党下达具有约束力的指示，而且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共产国际设在中国的办事机构直接干预党内事务[13][14]310。共产国际正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在党内指定代理人）的方式牢牢掌控着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而把一整套带有浓厚“苏维埃”色彩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党内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在此权力机制之下，党的政治话语不仅长期被“苏维埃”话语所主导，而且被严重教条化，“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15]。故，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16]
在长征战略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悄然发生了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引发了党内多数人对“左”倾路线的强烈不满。据刘伯承回忆：“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7]在此背景下，惟有改变“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方能化解党内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重组了中央，实际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博古虽继续留在中央，但已经不再掌握重要领导权，李德则完全被排除在中央之外。由于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党内重大决策只能自主决定，这不仅促进了党的成熟，而且也为摆脱共产国际干预、构建独立自主的权力运行新机制创造了条件。进入陕北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越来越迫切要求“走自己的路”。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绝对领导和指挥。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18]561。毛泽东的这番谈话指向性不言而喻，其意不仅在于要改变共产国际主导下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而且要掌握属于本党的革命话语权。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在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建构了“新民主主义”话语，顺利实现了从“苏维埃”话语向“新民主主义”话语的转变。
二、延安时期中共对“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
作为内生型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理论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和实践的集大成之作。“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话语构想阶段（1937年5月—1939年9月）
“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核心在于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指出：“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19]这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图样”，实质就是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看来，党领导革命之所以接连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革命图样”，或者“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为此，从1937年5月到1939年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构建革命的新理论。从该阶段有代表性的论著来看，新理论的建构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在革命性质上，明确了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新旧阶段的重要区别[11]263[20]558-559。第二，在革命动力上，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其中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11]260、261-262[20]559第三，在革命的前途上，强调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民主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4]276[20]563。虽然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但对三民主义进行了辩证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二是实践上实行它，三是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18]136。与此同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分别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一步区分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异同。尽管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想还不完整、不系统，甚至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党的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匡约，但是与苏维埃革命理论相比较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划清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坚定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绝对领导权。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
（二）“新民主主义”话语生成阶段（1939年10月—1940年4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大肆宣扬“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也为了回答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毛泽东连续撰写了《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苏维埃”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的使命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并强调：“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这一重大决定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进“四个自信”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地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并非一个全新的命题，自近代中国遭遇文化危机以来，中国各阶级都对此命题作出过正面回应，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新民主主义”话语为构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根基。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汲取“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经验，对推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转型的历史原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话语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苏维埃”话语转变到“新民主主义”话语。党的政治话语转变主要有三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苏维埃”话语本身的实践困境
“苏维埃”话语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政治话语。“苏维埃”（COBET）本身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本意是由工人和士兵联合组建的“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逐渐演化为苏俄（苏联）的基本政体，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指导落后民族建立政权的基本形式。由于“走俄国人的路”早在建党初期既已成为共识，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党即决定以苏维埃旗帜取代国民革命旗帜：“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507-508并且强调：“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只有在这种革命口号之下，本党才能阻止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2]627-629为了完成土地革命，党的六大集中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揽子问题，特别是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不仅对“苏维埃”进行了界定和规范，而且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权和组织建设苏维埃化的指导方案。随着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作为意识形态的“苏维埃”正式演变为党的政治话语并全面主导着苏区的发展。
从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运动的实践看，苏维埃政权在本质上是维护工农革命利益的民主政权，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但由于苏维埃运动的性质相当模糊，导致“苏维埃”话语一诞生即面临着实践困境。尽管党的六大已经明确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革命，但同时又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目标[3]。这就严重混淆了革命性质。土地革命时期，党之所以会连续三次犯下“左”倾错误，除了“左”倾领导人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外，也与苏维埃运动的边界模糊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党的政治话语同样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以至于“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武装保卫苏联”等严重混淆民族革命性质的政治口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党的会议和决议中，甚至被谱写成歌曲《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无国界的政治话语不仅给国民党全面围堵和封杀“苏维埃”话语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也遭到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对，让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苏维埃”话语遭遇的另一种困境，则是话语本身因脱离民众的生活世界而不被理解和认同。政治话语能够得到民众认同，除了首先能够满足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外，还必须符合民众的认知和接受水平，否则话语只能存在于民众混沌的意识中，甚至完全破坏话语的本体意蕴。作为外来楔入型话语，“苏维埃”话语本已脱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再加上教条式的宣传，不仅民众难以理解和接受，就是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也一知半解。如1931年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全体民众举行集会纪念李卜克纳西、卢森堡和列宁。除列宁外，民众对其余二人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4]。据张国焘回忆，当时鄂豫皖地区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三年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何谓苏维埃，有的猜测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有的甚至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5]。而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称苏维埃为“埃政府”，“他们以为选出几个人坐在机关里，就叫做苏维埃……而一般同志对于政权的认识也是莫名其妙的缘故。”[6]生活在苏区的群众尚且不明白“苏维埃”为何物，更何况以“苏维埃”话语动员边区之外的群众了。对此，毛泽东在总结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明确指出：“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与实际没有联系起来。”[7]这是决定“苏维埃”话语被弃用的根本原因。
（二）国内矛盾的深刻变化
延安时期，国内矛盾的深刻变化是引起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变化和政治话语转型的重要动因。“九一八”后特别是华北危机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不仅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加速了党的政治发展的转型。遵义会议后，党即努力纠正苏维埃运动中的“左”倾偏向，相应调整了对富农和商人的政策。与此同时，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也批判了“消灭富农”和“错误对待商人”的苏维埃经济政策，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8]。继《八一宣言》首次公开倡导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即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初步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纲领。毛泽东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构想。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坚持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苏维埃革命，但政治发展的主题已经变成反蒋与抗日并重。此后，中共的政治方针又渐次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转变[9][10]38。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5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重点探讨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有一个鲜明的变化，那就是只字不提“苏维埃”而大谈“民主”。毛泽东表示：在抗日新阶段中，“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11]274-275随后，在与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如何实现抗日民主谈了自己的认识：“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12]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拥护抗战以最大诚意作出最大让步，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明确表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以及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名义及番号[10]370。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果断放弃了苏维埃革命。随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导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长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话语因失去政权依托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界。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改变
任何话语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权力运行机制，政治话语尤其如是。很长一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实际形成了由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主导下的权力运行机制。由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不仅有权向中国共产党下达具有约束力的指示，而且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共产国际设在中国的办事机构直接干预党内事务[13][14]310。共产国际正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在党内指定代理人）的方式牢牢掌控着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而把一整套带有浓厚“苏维埃”色彩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党内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在此权力机制之下，党的政治话语不仅长期被“苏维埃”话语所主导，而且被严重教条化，“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15]。故，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16]
在长征战略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悄然发生了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引发了党内多数人对“左”倾路线的强烈不满。据刘伯承回忆：“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7]在此背景下，惟有改变“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方能化解党内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重组了中央，实际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博古虽继续留在中央，但已经不再掌握重要领导权，李德则完全被排除在中央之外。由于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党内重大决策只能自主决定，这不仅促进了党的成熟，而且也为摆脱共产国际干预、构建独立自主的权力运行新机制创造了条件。进入陕北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越来越迫切要求“走自己的路”。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绝对领导和指挥。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18]561。毛泽东的这番谈话指向性不言而喻，其意不仅在于要改变共产国际主导下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而且要掌握属于本党的革命话语权。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在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建构了“新民主主义”话语，顺利实现了从“苏维埃”话语向“新民主主义”话语的转变。
二、延安时期中共对“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
作为内生型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理论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和实践的集大成之作。“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话语构想阶段（1937年5月—1939年9月）
“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核心在于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指出：“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19]这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图样”，实质就是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看来，党领导革命之所以接连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革命图样”，或者“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为此，从1937年5月到1939年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构建革命的新理论。从该阶段有代表性的论著来看，新理论的建构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在革命性质上，明确了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新旧阶段的重要区别[11]263[20]558-559。第二，在革命动力上，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其中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11]260、261-262[20]559第三，在革命的前途上，强调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民主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4]276[20]563。虽然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但对三民主义进行了辩证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二是实践上实行它，三是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18]136。与此同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分别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一步区分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异同。尽管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想还不完整、不系统，甚至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党的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匡约，但是与苏维埃革命理论相比较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划清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坚定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绝对领导权。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
（二）“新民主主义”话语生成阶段（1939年10月—1940年4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大肆宣扬“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也为了回答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毛泽东连续撰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