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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新世界》用70集的篇幅讲了一个发生在22天里的故事。很多观众都批评该剧“注水”现象十分严重。忽然就想到了李保田。
在演艺圈，早有“李保田是‘戏霸’”的传言，且不说他在演戏时，会为了对一个角色的理解，与导演争得面红耳赤，还几次因不满制片方往剧中“注水”而走上公堂，这样的做法，让他在圈里显得很“另类”。
对于被贴上“戏霸”的标签，李保田倒是不以为意，因为在他看来，“方便面有面霸，洗澡有浴霸，这个‘戏霸’听起来也还不赖嘛。”
他不仅“霸”戏，更“霸”自己
李保田的这个“戏霸”诨号，还真非是“沽名钓誉”。不论是多大的“角儿”，李保田在与他们合作时，永远是把艺术摆在第一位的。例如在与张艺谋合作，拍摄电影《菊豆》时，张艺谋找到他时，说的是“救场如救火”，但即便是面对张大导演如此急迫的要求，他也是当面锣对面鼓地给张导提出了两大要求：一、请求张导改大自己角色的年龄，并据此重新调整剧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二、等张导把剧本按照他的要求改完以后，他看了，再考虑出不出演。
当时的李保田，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演员，而张艺谋已然是享誉国际影坛的大导演了。能在张艺谋导的电影中扮演男一号，是多少演员梦寐以求的事。绝大多数演员在得到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时，基本上都会对剧组“言听计从”，生怕因多说一句话，而得罪了张导，失去出名的良机。像李保田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不惜与导演针锋相对的演员，真的是少之又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保田在电影中的表演设计都是非常生动准确的，他成功地诠释了影片中“菊豆的情夫”、欲望被封建秩序压抑的染坊长工杨天青一角。
通过这次较为愉快的合作，李保田与张艺谋成了艺术上的知音。在李保田看来，“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人以《菊豆》为例，说张艺谋是在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认为《菊豆》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某种程度上，他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1996年，两人还曾经合作了《有话好好说》，李保田在片中饰演的小人物张秋生一角，也将那种唯唯诺诺、投鼠忌器的中年小男人的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
李保田不仅“霸”戏，更“霸”自己。他对自己在影视表演时的要求，十分严苛，看过他台本的人无一不对他在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而感到惊叹。一个艺术家的情绪在那些字里行间如同喷涌的泉水，恣意流淌。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加贴近角色，他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沉浸在角色之中，不能自拔，常常需要安眠药辅助才能入睡，甚至为了角色，不惜让肉体经受痛苦。
在拍摄电影《流浪汉与天鹅》时，“从头至尾，我脸上一点东西都没有抹，完全本色。为了把自己晒黑，我提前半个多月就到江苏高邮的拍摄地体验生活了，每天要不就泡在水里，要不就练习划船，在大太阳底下晒，直到晒脱了两层皮，把自己彻底晒黑了才开拍。因为曝皮，晚上痛得我不敢沾席子，只能趴着睡。”李保田回忆说。
更疯狂的一次是在拍摄电影《葛老爷子》时，为了更加接近片中耄耋老人的形象，李保田主动请缨要求拔掉自己的门牙，来提升人物造型的可信度，他这样拼命的举动当时把整个剧组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前主任梁伯龙曾经这样评价李保田：“通常，演员的表演都是被动的。必须听命于剧本、导演和摄影机，但是李保田总能变被动为主动。在创作时，把自己的修养带进去。他的这种表演方式，对于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丰富。”这或许便是对李保田式的“戏霸”概念，做出的最恰当的解释。
悲观者的孤独
在李保田的心中，艺术家有两种，一种是像莫扎特、达·芬奇那样的艺术天才，他们可以轻松享受艺术创作的快乐；一种是像米开朗琪罗、贝多芬那样的苦行僧一样的艺术家，他们无不是熬干了自己，才成就了伟大的作品，他说他是属于后者的。
祖籍山东的李保田，1946年11月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父母都是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军转干部。在国家尚不是很富裕的年代，他作为地方高干子女，除无衣食之忧外，随家人观看舞台演出的机会也相对较多，这些经历在他的心中，深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特别是当生活中出现悲观与孤独的情绪时，他对艺术的向往，也越发的强烈。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他在学校里一直备受老师与同学的排斥，再加上父母对他也不是很理解，1962年，他小学还没读完就负气离家出走了，报考了徐州当地的文艺团体，甚至一度四年不跟家里联系。
本来，自由是李保田向往艺术的一大原动力，然而，在进入剧团学习伊始，他却完全没有获得自己预期的自由。他一开始报考的是一个京剧团，却意外被分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柳子戏剧团，他公开表示了对这一结果的不满，却又招致了整个剧团对他的孤立，一时间他成了众人口中的“街滑子”。这使他又一次地置身于孤独中，但他却不曾选择与世俗妥协，我行我素中，他练就了一身扎实的丑角基本功，还曾有过离乡背井去昆剧团学艺的经历。
一直以来，李保田对自己的表演能力都是相当自信的，他毫不掩飾自己业务上的领先，但他这样的做法，更招致了同行的嫉恨。但就在李保田在剧团中又一次陷入悲观与孤独的时候，命运却又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1978年，他成功地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班。从戏曲到戏剧，从徐州到北京，他说自己是“从井底来到了井沿”。为了克服自己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他曾经每日对照《新华字典》大声朗读《克雷洛夫寓言》；在排演小品时，他总是尽可能多地表演角色，他当年在中戏扮演的《马克白斯》中的守门人一角，至今仍让老师和同学们记忆犹新。毕业后，他留了校，成为了一名教师，并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了退休。
（未完待续）
据《大众电影》陈肖/文整理
在演艺圈，早有“李保田是‘戏霸’”的传言，且不说他在演戏时，会为了对一个角色的理解，与导演争得面红耳赤，还几次因不满制片方往剧中“注水”而走上公堂，这样的做法，让他在圈里显得很“另类”。
对于被贴上“戏霸”的标签，李保田倒是不以为意，因为在他看来，“方便面有面霸，洗澡有浴霸，这个‘戏霸’听起来也还不赖嘛。”
他不仅“霸”戏，更“霸”自己
李保田的这个“戏霸”诨号，还真非是“沽名钓誉”。不论是多大的“角儿”，李保田在与他们合作时，永远是把艺术摆在第一位的。例如在与张艺谋合作，拍摄电影《菊豆》时，张艺谋找到他时，说的是“救场如救火”，但即便是面对张大导演如此急迫的要求，他也是当面锣对面鼓地给张导提出了两大要求：一、请求张导改大自己角色的年龄，并据此重新调整剧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二、等张导把剧本按照他的要求改完以后，他看了，再考虑出不出演。
当时的李保田，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演员，而张艺谋已然是享誉国际影坛的大导演了。能在张艺谋导的电影中扮演男一号，是多少演员梦寐以求的事。绝大多数演员在得到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时，基本上都会对剧组“言听计从”，生怕因多说一句话，而得罪了张导，失去出名的良机。像李保田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不惜与导演针锋相对的演员，真的是少之又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保田在电影中的表演设计都是非常生动准确的，他成功地诠释了影片中“菊豆的情夫”、欲望被封建秩序压抑的染坊长工杨天青一角。
通过这次较为愉快的合作，李保田与张艺谋成了艺术上的知音。在李保田看来，“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人以《菊豆》为例，说张艺谋是在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认为《菊豆》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某种程度上，他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1996年，两人还曾经合作了《有话好好说》，李保田在片中饰演的小人物张秋生一角，也将那种唯唯诺诺、投鼠忌器的中年小男人的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
李保田不仅“霸”戏，更“霸”自己。他对自己在影视表演时的要求，十分严苛，看过他台本的人无一不对他在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而感到惊叹。一个艺术家的情绪在那些字里行间如同喷涌的泉水，恣意流淌。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加贴近角色，他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沉浸在角色之中，不能自拔，常常需要安眠药辅助才能入睡，甚至为了角色，不惜让肉体经受痛苦。
在拍摄电影《流浪汉与天鹅》时，“从头至尾，我脸上一点东西都没有抹，完全本色。为了把自己晒黑，我提前半个多月就到江苏高邮的拍摄地体验生活了，每天要不就泡在水里，要不就练习划船，在大太阳底下晒，直到晒脱了两层皮，把自己彻底晒黑了才开拍。因为曝皮，晚上痛得我不敢沾席子，只能趴着睡。”李保田回忆说。
更疯狂的一次是在拍摄电影《葛老爷子》时，为了更加接近片中耄耋老人的形象，李保田主动请缨要求拔掉自己的门牙，来提升人物造型的可信度，他这样拼命的举动当时把整个剧组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前主任梁伯龙曾经这样评价李保田：“通常，演员的表演都是被动的。必须听命于剧本、导演和摄影机，但是李保田总能变被动为主动。在创作时，把自己的修养带进去。他的这种表演方式，对于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丰富。”这或许便是对李保田式的“戏霸”概念，做出的最恰当的解释。
悲观者的孤独
在李保田的心中，艺术家有两种，一种是像莫扎特、达·芬奇那样的艺术天才，他们可以轻松享受艺术创作的快乐；一种是像米开朗琪罗、贝多芬那样的苦行僧一样的艺术家，他们无不是熬干了自己，才成就了伟大的作品，他说他是属于后者的。
祖籍山东的李保田，1946年11月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父母都是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军转干部。在国家尚不是很富裕的年代，他作为地方高干子女，除无衣食之忧外，随家人观看舞台演出的机会也相对较多，这些经历在他的心中，深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特别是当生活中出现悲观与孤独的情绪时，他对艺术的向往，也越发的强烈。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他在学校里一直备受老师与同学的排斥，再加上父母对他也不是很理解，1962年，他小学还没读完就负气离家出走了，报考了徐州当地的文艺团体，甚至一度四年不跟家里联系。
本来，自由是李保田向往艺术的一大原动力，然而，在进入剧团学习伊始，他却完全没有获得自己预期的自由。他一开始报考的是一个京剧团，却意外被分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柳子戏剧团，他公开表示了对这一结果的不满，却又招致了整个剧团对他的孤立，一时间他成了众人口中的“街滑子”。这使他又一次地置身于孤独中，但他却不曾选择与世俗妥协，我行我素中，他练就了一身扎实的丑角基本功，还曾有过离乡背井去昆剧团学艺的经历。
一直以来，李保田对自己的表演能力都是相当自信的，他毫不掩飾自己业务上的领先，但他这样的做法，更招致了同行的嫉恨。但就在李保田在剧团中又一次陷入悲观与孤独的时候，命运却又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1978年，他成功地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班。从戏曲到戏剧，从徐州到北京，他说自己是“从井底来到了井沿”。为了克服自己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他曾经每日对照《新华字典》大声朗读《克雷洛夫寓言》；在排演小品时，他总是尽可能多地表演角色，他当年在中戏扮演的《马克白斯》中的守门人一角，至今仍让老师和同学们记忆犹新。毕业后，他留了校，成为了一名教师，并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了退休。
（未完待续）
据《大众电影》陈肖/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