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孩子逼“跳楼”了
　　广州，五羊新城。
　　13岁的小诗人朱夏妮再也不想写诗了，哪怕著名诗人北岛都赞美她的诗“感觉清新，富于意象，特别善于瞬间的感觉”，且她的诗歌曾多次获得国内诗歌节奖项，还被译成英文入選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中国诗歌单元。
　　但妈妈胡杨却说：“写诗、写诗，写诗能考上好高中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朱夏妮的生活里只剩下“为考试而学习”。她叹了口气，站在阳台上远眺，写了两个小时作业，双眼酸涩。
　　不到两分钟，胡杨突然从身后窜出，“夏妮，你又开始玩了，不知道初二多重要吗！”听着唠叨，朱夏妮莫名火大，扭身去了客厅，一屁股坐进沙发，把耳塞塞进耳朵，将音乐的音量调到最大。
　　胡杨脸上挤出来的微笑转瞬就没了，跟过来一把扯掉她的耳塞，“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啊，要考不上高中怎么办？你看看你的成绩……”
　　朱夏妮深深地吸了口气，转而又屏住呼吸。空气就像被妈妈下了毒，一呼吸就会被毒死。她压抑、失望，甚至有些绝望。
　　“她就像个神经病。”朱夏妮想着，越想越无法释怀。不管多努力，妈妈根本看不到，但只要一停下来，她就会在两分钟内出现，将那些理论、道理一遍又一遍絮叨，压得人喘不过气。连上厕所、睡觉都逃不开她的魔掌。进厕所五分钟，便听到妈妈急促地敲门；妈妈还特地搬到她的屋子，上下铺睡觉。有时妈妈明明已经睡着了，突然腾地坐起来，看到她没有玩手机，才放心睡去。
　　这是中国家庭惯用的逼迫模式，但曾经自由惯了的朱夏妮不想再妥协，“快痛苦死了。”她冲进卧室，重重摔上门。
　　半天没动静。胡杨不放心，连唤几声没有回应，赶紧叫来丈夫朱又可踢开门进去。
　　心一下子坠入谷底。窗户大开着，屋里没有人，唯见女儿的拖鞋摆在飘窗下面。这可是22楼。“啊！”朱又可绝望地哀号，迅速冲出了门。胡杨拧着眉，鼻子酸酸的，挪着步，走到窗户前，畏畏缩缩伸头望了出去。
　　楼下什么也没有，胡杨发疯似地在屋子里寻找，终于在衣柜里发现了朱夏妮。朱夏妮蜷坐着，因恶作剧成功嘿嘿冲她笑。胡杨却一下子大哭起来。
　　每个家长曾想给的蓝天和白云
　　在朱夏妮的记忆里，以前的妈妈可不是这样的。
　　胡杨曾是教育杂志的编辑，对如何培养孩子，很有主张。她和朱又可结婚早，一直因工作到处奔波，定居乌鲁木齐后，在婚后第十年，33岁的胡杨有了女儿朱夏妮。
　　“身体健康、开心最重要，让她自由生长，哪怕不上学，没有工作。”2000年，胡杨看着枕边的新生命，许下期许。
　　胡杨努力践行自己的期许。平日里，她保证朱夏妮每天9小时的睡眠时间。朱夏妮4岁入学，老做不完作业。胡杨掐着时间，一到点就让她休息。为此，胡杨没少模仿朱夏妮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帮她写作业。
　　孩子喜欢阅读，胡杨就给她买书；孩子不喜欢跳舞学琴，胡杨没有给她报任何兴趣班。一到假期，就带着她出行，到各个城市，或是去胡杨朋友家的大草原。一家人并排躺在草地上
　　数天上的云朵。朱夏妮喜欢泥巴和羊圈的味道。她抱着小黑羊，在父母面前疯跑，一个趔趄，摔倒在草地上，小黑羊毛毛的脑袋贴在她脸上，痒得她咯咯笑。
　　7岁那年，一家人因朱又可调职迁居广州。这些单纯美好的生活变成了回忆，朱夏妮只能把它们写进诗里，连同对生活的怨怼、愤怒，以及对妈妈的不解——那个给她美好童年的妈妈，在迁居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节节败退的教育理想
　　胡杨的改变是教育战争的起点。
　　攀比是中国家长的通病，辞职在家专门带孩子的胡杨也未能免俗。在广州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胡杨突然发现，朱夏妮处处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上的兴趣班、学的奥数……
　　她每天到学校门口接孩子，总能听到家长们的各种炫，“我家妮妮钢琴过了八级，她还学了大提琴、芭蕾舞。”转头问她，她答不上来。起初，她还能忍住，但问的人多了，胡杨越来
　　越不安：一无所长的朱夏妮，似乎输在了起跑线上。
　　终于，提倡“自由生长”的胡杨也给朱夏妮报了小提琴。朱夏妮坐不住，不喜欢练琴。“我想出去放风筝。”练了两小时后，朱夏妮央求妈妈。胡杨铁着脸守在她身边，丝毫不妥协。
　　乐谱上慢慢多了斑驳的泪痕，胡杨宽慰自己：“这是为她好。”
　　“为孩子好”，这句话在中国家庭里并不鲜见，在这一前提下，一切逼迫行为都变得理所应当。很快，高个子的朱夏妮进了排球队，因为附近的重点中学会特招排球特长生。不久，朱夏妮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了胡杨计划的那所中学。胡杨的逼迫随着女儿学习任务的加重愈演愈烈。
　　每天，胡杨接到老师从“校讯通”发来的短信，孩子的学习情况、各科的信息，这成为她生活的主旋律，也是和女儿交流最多的话题。
　　尤其是每次测验后，胡杨收到信息——女儿每科的成绩排名，这次又上升下滑了多少。
　　“你得挤进前十名，不然读不了好高中。”为此，胡杨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女儿身上。
　　朱夏妮再也没有到过草原，再也没有好好耍过假期，再也没能在9点前休息。做作业到12点，胡杨就等到12点。胡杨就在客厅等着，不开电视、不发出任何声响。“她不学习，我就心慌。”胡杨说这是大部分家长的焦虑。
　　不能避风的避风港
　　胡杨的焦虑渗透进整个家庭，朱又可没少给她提意见，“考不上好高中又怎样？是金子到哪里都能发光。”
　　“发光？”胡杨提高嗓门，“你开什么玩笑，考不上好高中，就不容易考上好大学，这直接关联着工作。这得走多少弯路！”台词不变，语速像机关枪似的。
　　“咱闺女快被你逼疯了，不信去看她写的那些诗！”温吞的朱又可，只有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才会跟胡杨争吵，但拗不过，只得两面讨好，帮女儿舒缓压力。 　　胡杨也看过女儿写的诗，在女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我翻开本子/看见两个字从天而降/把我压住/本子上两个‘重做’。”
　　“每个人都在过滤声音/这里的声音沉重/风背不动它/声音不会飞/比气泡更容易消失/围墙足以拦住它的去路。”
　　……
　　2012年7月，《诗刊》杂志刊发朱夏妮的13首随堂小诗，诗人王小妮发表评论：“中国教育所特有的、早被习以为常的紧张的教学关系，正被这风声鹤唳中的一个孩子敏感地体会着。”
　　“每个孩子都有体会，只是我表现出来了而已。”朱夏妮的反抗态度强硬。
　　不论学校如何紧逼，胡杨如何着急，她该学习学习，该玩耍玩耍。胡杨在客厅等她写作业到12点，屋里突然响起笛子声，胡杨气急败坏地冲进去，她装作没事儿人一样，摸出作业慢悠悠地继续。
　　2013年，初三来了，学校一次又一次开家长会。胡杨更急了，完全不能忍受朱夏妮停下来休息片刻，朱家吵吵嚷嚷，战事频发。“我也知道家是孩子最后的退路，但我就逼她最后一
　　年，等考上好高中就不这样了。”
　　在她的逼迫下，朱夏妮开始反抗。起初用语言和行为，后来，她在房间的墙上画出几个大字——去死，都去死。
　　胡杨看到后很吃惊，关切地问怎么了，朱夏妮把她轰出房间，啪地关上门，胡杨不敢再轻易逼迫。
　　见这招管用，朱夏妮更进一步，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假装跳楼事件。“我根本不会死，只是吓唬她，这样才能喘口气。”“跳楼”事件彻底唬住了胡杨，相较于学习成绩和功成名
　　就，女儿的生命和快乐重要多了。
　　“现在这种现象太多了，学校施压、家庭施压，孩子成了唯一的受力点，前不久就有一個高三学生突然从教室跳楼了。”胡杨的念叨少了，反思多了，“总要给她留个可以喘气的避风港。”
　　教育是一条给希望的路
　　朱家的氛围又恢复了轻松愉快，冷静下来的胡杨认清自己也跌入错误的中国式教育里——唠叨、不问是非逮住就骂、拿孩子和别人比较、只关心学习不关心其他……这与她之前的教育态度截然不同，也造成孩子的激烈反抗。
　　胡杨曾经很认可著名教育专家周运清的观点：“孩子将来生活得幸福、生活得自我满足就可以了，要想培养成科学家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给孩子未来生存发展的希望，所以我说教育就是给予后代希望的过程，能够给他希望就成功了。”
　　“给孩子希望”，胡杨和朱又可商量后，认为希望的前提是孩子的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提出新建议：考托福，出国念书。
　　向往自由的朱夏妮果然变得上进起来，每天拼命做题，看美剧练听力，因为喜欢她愿意努力。她的托福成绩迅速飙升，今年四月初，顺利拿到了美国一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胡杨又开始操心了，这同样是一条未知的路，女儿年纪还小，又从来没有离开身边单独生活过。但朱夏妮很向往，恢复了快乐，不再暴戾，用期待的心情迎接新的生活。
　　中国家庭总不乏这样的父母，他们费尽心力为孩子设计一条康庄大道，孩子却不愿走上这条路；因为在孩子的逻辑里，趁年轻在充满希望和未知的道路上闯一闯、试一试，才是真正的快乐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