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破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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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术》开机后的某天,
  导演杨阳在洗澡的时候摸到自己身上的一处小伤口,
  始终留有一针未及拆线。
  “或许以后我也不会去拆这个线了,”她说。
  手支着脸庞,神情平静,声音里却充满恋恋不舍。
  她感觉到一种开示,也许这个记号本是为《心术》留下的。
  如果她不拍这部戏,生命中某些关于病痛的体验,在愈合为身体的一部分时,
  很难会刻意去触碰或记起,作品也同样如此。
  而有了这个记号,一切便格外不同。
  与外界《心术》版本不一又喧嚣热闹的新闻不同的是,
  杨阳以一个女性导演独有的婉转和平实讲述一段创作始末,
  反而更容易让人信服。
  我把信、望、爱交给你
  制片人把小说《心术》交给杨阳时,在扉页上,编剧六六写给她这样一行字:“我把信、爱、望交给你。六六。”这一行字,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让杨阳没有二话接过导筒,甚至,她当时还未看到剧本。她说,除了六六的嘱托,还有 “信、望、爱”这三个字本身的分量。
  据说,六六为了创作这部小说,曾用半年时间泡在上海多家医院,亲历各种病例。她在某次采访中说,“《蜗居》之后,自己、老妈接连生病,天天泡在医院,于是就有了想写本讲医患关系的小说的想法。”当她亲身体验医院中的看病难、药价贵、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医疗事故频发,等等事件,发觉医患关系处理不好,几乎是危及每个人生命安全的问题,便以其惯有的犀利、幽默还原出一个中国式的医患关系。
  至今,杨阳仍能一字不落地回忆起小说扉页上的那一行字:“在这个世界上,对人类有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信、望、爱。但是能把这三样东西集中在一个地方表现的,就是医院。”
  杨阳非常认同这一理念,但同时,她认为信、望、爱可以延展到更深广的领域里去,它作为这个时代稀有的东西,应该起到一个文艺向导的作用。
  事后杨阳曾自问决定是否太草率?但想起自己作为患者的一次亲身经历,感觉没有什么比创作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更能说出心里话。而作为一个导演,没有什么比呈现这种现状更有价值。
  有一年,杨阳动了一个声带手术,因为需要全麻,等她术后清醒,发现自己仍然动弹不得,不能喘息,不能说话,想吸气也吸不进去,隐约听到身边有医生在说话,她想呼救却喊不出声,那种绝望的、濒临死境的感觉,让她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等她意识模糊又再次清醒时,发现有氧气罩扣在鼻子上,呼吸才开始顺畅起来。
  “人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是最无助的,即便你再有钱,再有权力,也只能把整个生命都要交给医生,而医生稍有一点点闪失,病人也就真的过去了。”
  杨阳一边把自己的真实体验融入创作,同时与其他主创一起接受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的专门医疗指导。有一天,她们参观了几台手术,那是她第一次进手术室,当时正好有一个患者做开颅手术。她看了一眼,几乎要吓昏过去。也正因此,更加理解每天要面对多台手术的医生,需要怎样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问她创作中最大的困境。她说,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她十分喜欢的,但要拍成电视剧却有一个大的担心,这种散点的事件,以日记、内心独白来陈述的方式,缺乏电视剧应有的强情节推动力,她一直在思考要走什么方向。
  “我喜欢六六的台词风格,幽默诙谐,同时也很犀利,台词节奏也好。但要是整个30多集,没有一个很强的情节线来推动,力度是不够的。我当时亲自去采访了很多医生,我想平时人们对医生的感知是非常短暂的,也是单面的。了解之后,也知道他们作为平常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存了很多实例在脑子里,活学活用。”
  六六对她的导演二度创作也是满意的。她曾对杨阳说过一句话,“导演,我对你最大的支持就是闭嘴。”六六来探班时,看着杨阳拍摄一句闲话都不说,这样的信任反而让杨阳感觉责任重大。有时她会问六六的意见,六六说,你说好就好,反正我看得挺感动的!
  “六六在我眼里,是一个有侠气的人。”杨阳说。
  
  青草绿与茉莉香
  上海华山医院浦东分院是一家新落成的医院,因外观典丽堂皇,让人望而却步。走进里面,却是一反常态的喧闹,上百位神态各异,衣着各色的男女拥塞其中。有急匆匆奔跑的医生,有推着药品车的护士;有捧花探病的,有拎着饭盒送饭的,有满头大汗找人的;门诊处排队的人心急如焚,走廊里哭泣的家属悲哀无助,长椅上就诊的患者满面焦虑……
  在去年夏天上海最热的一天,这家医院像往常一样翻开忙碌的一天。如果不注意铺轨的场工和满场奔走的副导演,也许很难想到这只是一出戏的场景。早已坐在监视器前的杨阳,听着副导演安排群演走场,看着自己亲赴各大医院拍摄的上千张照片还原为真实的画面,心中无限感慨。在一天的拍摄临近结束时,有位群演跑来问她:“杨导,您看我们今天演得还行吗?”杨阳点点头,目送他们离开后,心中喜悦。
  杨阳一直想还原一个真实的医院,普通人去得起的医院,所以第一次看景时,心里隐隐有些失望。新医院虽然干净明亮,入画唯美,但毫无人气的氛围明显不符合国情,也很难让演员接到地气,但普通大医院又不可能提供给剧组拍摄。怎么办?在开拍前,杨阳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体验生活时,特意拍摄了医院里各种人物的状态,再让副导演把千余幅照片做详细说明记录,提供给服化道找群众演员,铺出一个流动的医院众生像。在华山医院的60多场戏里,每天大约固定有上百名群演的参与,他们的敬业和热情让杨阳十分难忘。
  “我没想到上海的群演这么可爱。因为不管服化道怎么准备,也备不齐那么多东西,这些群演自己带着几套衣服过来。比如我拍一个场景群演穿红色的衣服,下一场他为了避免穿帮,主动再换一套衣服。有时候,他们还自己换发型,彼此交换手上的道具,还互相结对子,今天演夫妻,明天演朋友,除了副导演安排之外,自己都会调整。有一天,我拍完一场后听他们坐在椅子上商量如何设计情节,真是少见的敬业。”
  我玩笑道,“这都是金牌龙套。”
  杨阳说,“你能感受到他们对演戏的享受。群演这样,这三位主演更是,我没必要吹捧他们,他们的确是非常敬业的演员。海青,我第一次跟她合作,她在表演上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就像她自己说的,‘就好这一口’。”
  杨阳进组时,制片方已经择定了三位主演的人选,吴秀波、张嘉译、海青。因为是第一次合作,除了新鲜的体验,导演和演员在理念上的合拍和彼此的磨合更为重要。
  如杨阳所说,海青是一个律己极严的演员。初进组时,她经常失眠,整宿睡不着反复思考角色,她的剧本上永远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因为美小护的台词量大,台词长,很多时候杨阳感觉她已经演得很好,拍完她的戏去拍其他戏。海青总会过一会儿凑过来说,“导演,我还是觉得刚刚处理得不太好,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再重来一条?”杨阳说,“我觉得挺好的,你今天还有很多场,这多辛苦啊!”她说,“没事儿,导演,我就好这口,我就爱演戏,我不累。”
  “我有时候真的挺心疼她的,天气那么热,有时候我灵机一动看到一个场景特别好,剧本里没有,我又特别想把它拍下来,但又没想好拍下来干什么用。我就说,‘海青,你去,跑到那头再跑回来,我拍一段儿。’有几十米的距离,她二话不说跑个来回,然后问我,‘好不好?不然我再给你跑个忧愁版的,刚才那版是欢乐版的。’说着,她再跑一遍,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演。”
  吴秀波在《心术》组里,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叫“吴不烦”。他私下里跟杨阳说,自己看了两年的剧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戏我会好好演,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你一定要说出来,你就是让我演一百遍我都演,打今儿起我就叫‘吴不烦’。”
  说到做到。有一天拍哭戏,通常像吴秀波这样卡级的演员,只需全身心投入哭一次就好。但杨阳觉得情绪有不到位的地方,就让他再哭,那天吴秀波一连哭了四五条,哭得浑身直哆嗦,杨阳才觉得到位。“我是追求完美的人,他们也是,凑到一起工作,是一种享受。”
  而张嘉译在组里,是大哥一样的人物。他在戏里尽心诠释仁爱,戏外同样如此。那时杨阳声带受伤,经常不敢大声喊话,张嘉译就帮她喊。“我做过副导演,这个我在行。”果然,他放嗓子一喊,整组人立马到位。
  所以,杨阳形容《心术》是青草绿+茉莉香,这既是她对主创们的形容,也是她作品的底色。“青草和茉莉一样,虽不是国色天香,却有着最旺盛的生命力。”
  杨阳用平实的导演语言,演员们用质朴的表演方式,尽量真实地还原医生这个群体做为普罗大众的生活和职业状态。“在这部戏里,我们都是隐身人,不会让人看到这一处是导演的处理,那一处是演员的想法,我们要还原生活,让他们跟生活中的医生一样。”
  
  推这扇沉重的门
  《心术》拍摄的第一场戏是:有患者因家属不在场,无人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但手术迫在眉睫。要不要做,成为医生内心激烈冲突的一个矛盾点。
  吴秀波曾说,“《心术》是一部充斥着人性和信仰的戏。现今社会信念缺失,很多黑暗的东西遮盖了本来美好的人性,希望这部戏可以传达出光明、信仰、正义和爱。”
  吴秀波饰演的霍思邈,就是一个身上承载着信念和大爱的人,而同时他也是我们身边一个能摸得到的、性格风趣的人,他会面临很多现实生活中的诱惑,也会因一些现实问题而迷失。但他之所以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放任自己的欲望,就是因为信念。
  杨阳说,“他是一个给他人希望的人。比如说有场戏,他的一个患者年龄很大了,他完全可以不为他做手术,毕竟手术的风险很大,如果失败了自己要承担责任。但霍思邈认为所有的生命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哪怕那个人只有一年光阴,他希望他不用活在失望和痛苦中。”
  在真实的医患关系中,有很多同样无奈的问题。如果患者本着对医生信任的态度,而医生珍惜这种信任,就能给病人带来希望。
  正如十几年前,杨阳在非议声中执导人生第一部话题剧《牵手》,让人们直面“婚外情”这一现实问题,进而引发全社会的思考和热议一样,她希望《心术》中的医患问题,也可以坦陈于人前,进而引起深思。
  “这个戏的主旨是打破医患之间的坚冰,只有推开这扇沉重的门,才能正视里面的问题。”
  杨阳 对话《影视圈》
  《影视圈》:前不久发生的哈尔滨医生被杀事件,正是医患之间未能破冰,彼此认识隔膜的体现,这对于双方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杨阳:是的,这种事情的发生,造成双方的悲剧。就算是没有杀人的事件,如果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受损失的是我们患者。比如,我们对医生不信任,医生就会无所适从。医生通常会说,你说开什么药我就开什么药,你要做哪项检查就做哪项。因为患者的不信任,就造成了医生的顺水推舟。我了解到,有的医生甚至为了安全,特意去挑选一些患者,会挑看着老实的,不太会惹麻烦的。反之,那些看起来不好打交道的,就会婉拒,或推荐给别的医生或医院。我们能单纯说这是医生的不道德吗?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医生是有了教训,下意识的一种保护。
  《影视圈》:医患之间很多无法克服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发生在这两者之间,或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可以解决的。
  杨阳:比如现行的医疗体制,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医生自身的职业保障,等等,都是医患之间无论怎样也无法克服的问题。医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属于中层,但他们的职业含金量是很高的。比如一个协和八年医科大出来的人只能做一个实习医生,他那么丰富的学识储备量,拿到的工资横向去比较的话,也许不如售楼的或卖保险的。所以,像这种社会的分工和分配,也会给医生带来心理的问题。
  《影视圈》:医患的题材是敏感话题,在创作过程中也会面对一个文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吧。
  杨阳:首先是你愿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我自己是有这样历练的。包括从《牵手》、《记忆的证明》,甚至《新亮剑》,都会面对一些敏感的问题。我本人是射手座的,战斗性比较强的,接拍《心术》,也有这样一个原因,如果它不具备广泛的社会话题性,也许对我来说不够挑战。
  《影视圈》:有做好被质疑的准备吗?
  杨阳: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有人质疑我在偏袒一方,或者说我对医生的包容度不够,或者说两面都不讨好,那也没什么。其实我也没想讨好任何人,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自己也有过身为患者的体验,我特别希望《心术》能够成为一个沟通的桥梁,揭示我们医疗体系上存在着的问题,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导演是一个很幸运的职业,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表达一些话语,能够关注民生的问题和个体的心灵诉求。
  《影视圈》:信、望、爱始终贯穿在作品中,它对时代的意义是什么?
  杨阳:我前段时间去农村看望留守儿童,那么小的孩子,你问他愿望是什么?他都是说想挣钱,想去城里打工,给爷爷奶奶花。人们的确特别想要到更现实的东西,而看不到精神世界的,或者理想世界的东西。其实,人内心的悲伤和痛苦,很多也不是跟物质有直接关系的,有时候很小的一点冲突,会发展到特别激烈,这是因为人的灵魂失重。信就是信仰、信念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望是人的一种盼头,这样平安也会伴随。爱,是相互的给予和彼此的回应。这三件事,是我们今天普遍缺失的,一个文化产品,应该有这样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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