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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用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哲学思潮，兴盛于20世纪早期，其思想特征是把知识看成工具，通过考察概念的实际效果来阐明概念的意义，同时也通过观念的效用来确定观念的真理性。20世纪初，实用主义传入中国；“五四”时期，随着杜威访华，实用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20世纪50～70年代实用主义在中国多次受到批判，遭到全盘否定。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实用主义的引介和评论逐渐回归学术本身，对实用主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关键词】实用主义 中国 传播 影响 发展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实用主义哲学演化及其主要思想
实用主义哲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形而上学俱乐部”。通常人们把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视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但真正在文献中首先提出这一哲学概念，并把实用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加以体系化，使之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而广受关注的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实用主义的发扬光大者，也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举足轻重的哲学家。
实用主义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哲学，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都有实用主义者，但尤以美国实用主义蔚为大观，最具代表性。实用主义也是最具美国本土特色的哲学思潮，其精神渗透于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因此，一提到实用主义，人们马上会想到美国哲学。
实用主义是一种强调行动和实践的哲学。皮尔士在1878年第1期《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一文，把信念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发展成为一种确定我们观念的意义的方法。在他看来，思想的任务在于确立信念即行动的准则，进而促成行为习惯。要使我们关于某一对象的思想达到清楚明白，只须考察它含有什么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做出什么反应。我们对于无论是眼前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是对于这一对象所具有的全部概念。这就是所谓的皮尔士原理。
如果说皮尔士主要把实用主义看作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詹姆士则把实用主义表述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即通过考察概念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概念和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根据詹姆士的观点，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这行动就是这思想的唯一意义。这种方法也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抽象的原则和范畴、以及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根据这个方法，如果两个概念或命题并不导致某种事实上的差异，它们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不同。
詹姆士同时把实用主义阐述为一种关于真理的发生学理论。他并不否认真理是对实在的符合，但他批评西方传统哲学把真理看成观念与实在之间恒定的静止的符合关系。他认为真理对实在的符合主要不是摹写或反映现成的实在，而是真理的有价值的引导作用或者产生有价值的实际效果。真理的“真”实际上是个事件或过程，它的有效性即使之生效的过程。真理作为观念的一种性质，是就观念的适用性而言的。詹姆士强调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真理从事实中发生，又浸入到事实之中而增加事实；这些事实又产生或表现新真理，由此把传统哲学中心灵与实在之间的静态“符合”关系变成我们的个别思想与其它种种经验之间的连续构成。
詹姆士对于“实际效果”和“用处”的表述容易产生歧义。虽然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指出，一个观念只有在信念上证明本身是善的，并且依据某些明确的、能够指出的理由也是善的，我们才能称它是真的，而且应以“长远的和总体上的”方便来判定一个观念的真，但是，他有时也说情感、行动、审美和理智等每个方面的满足和用处都可以决定观念的真，甚至说只要“绝对”（上帝）能够给某一类人产生宗教的安慰，它就有那么大价值，起着一种具体作用，它就是真的。
杜威认为实在就是经验，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他把知识看成人类与环境打交道的一种工具，人借助知识改造环境，排除生活的困扰。杜威坚持通过考察概念的实践效果来阐明概念的意义，认为观念的效用和价值在于其作用是否成功。在他看来，所有的概念和学说不管怎样精致和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它们都是工具。与其它一切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所造成的效果。杜威似乎没有完全否认个人因素在判定真理上的作用，但是他强调，所谓的真理即效用，是把认为可行的思想或学说用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判定观念的真理性的“效果”或“满足”包含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它不为乍起的念头或个人的嗜好所左右。他说：“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观念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①
杜威明确了知识的目的与行动的主体，明确了大众的福利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只有能够造福大众的知识才是真理。杜威由此走向他的政治民主主义理想和平民主义教育理念。杜威理想中的民主主义社会追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群体的相互协调。既然造福大众是探求知识的目的，而造福大众的最好途径是让大众掌握知识和探求知识，为此就应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并通过教育将民主内化为个体的理念和思想。全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的目的是相互交织和相互依存的。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不仅是实用主义在政治领域与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也是实用主义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部分，标志着实用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分析哲学在美国的逐渐流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日趋式微，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边缘的形式推动着美国思想的发展。就现实层面而言，实用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退场。从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结合中演化出一些具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新哲学，像刘易斯（Clarence Irving·Lewis，1883～1964）的概念实用主义，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1882～1961）的操作主义和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1979）的科学经验主义。它们被称为第二代实用主义。70年代后期，美国哲学界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开始复苏，以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 （1926～）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开始崛起，他们通过将实用主义融合于当代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欧陆哲学来复兴实用主义。 1949年之前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1906年张东荪与蓝公武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合译的詹姆士的“心理学悬念”，该杂志第二期又刊载张东荪的文章“真理篇”，介绍詹姆士与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席勒的思想。这是我国介绍实用主义学说的开始。自1912年起蔡元培在文章和演讲中多次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1913年10月黄炎培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此后又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引起知识界的回应和热议，使得“实用主义”成为时兴名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影响的蒋梦麟、陶行知、郑晓沧、胡适等人回国后，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开来，其中尤以胡适对实用主义的推介最为用力。杜威受邀访华前夕，为了给他的中国之行预热，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在不同刊物和场合介绍实用主义。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实验主义”长文，较为系统地评介了美国实用主义，颇受人们关注。《新教育》杂志还出版了“杜威专号”。而自19世纪末以来对于赫晋黎、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的介绍，亦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思想准备。
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达上海，此后在中国度过两年两个月，足迹遍布奉天、山东、广东等当时中国二十二个省中的十一省，会见了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等众多社会精英。杜威访华引起人们非常大的兴趣和关注，他所到之处，受到政府当局、教师、学生以及舆论界的热烈欢迎，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杜威以其《学校和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哲学的改造》中的思想为核心，在各地就哲学、教育、社会、政治、道德、逻辑学、心理学、中国现状、文化传统乃至“五四”运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两百多次讲演。这些演讲都被记录下来，许多报刊争相译载。例如《晨报》几乎刊载了杜威在华全部重要演说的记录稿。杜威在北京的五种演说被汇编成《杜威五大讲演》出版，该书在杜威离华之前印行13版，每版1万册以上，随后又继续重印。中国知识界对杜威与实用主义学说的巨大热情以及杜威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胡适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②
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受到不同思想派别知识分子的青睐。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宴会上称杜威的哲学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梁启超把杜威来华讲学与鸠摩罗什来华相提并论，认为“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③。陈独秀曾在广州主持杜威的演讲会，他一度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称“中国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冯友兰坦承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⑤。贺麟说：“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⑥。20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潮。杜威来华之后，更多的实用主义著作被译成中文，除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平民主义与教育》、《杜威教育哲学》、《哲学之改造》、《经验与教育》等十几种之外，还翻译出版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心理学简编》和选译自《心理学原理》的《论习惯》、《论情绪》等。
实用主义思潮风行一时。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许多原来欢迎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也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固然是遍地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原则，即能够有效地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和发展国家的思想纲领和政治纲领，并唤起民众一起来关注和解决问题。但是杜威以美国社会为基础而构想的民主主义理想及其渐进的政治改良主义，既不能使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又不能变革旧的制度，终究不适合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实用主义者片面强调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忽视实践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只能与旧制度相沉浮，难以承担时代提出的历史使命。
尽管如此，杜威还是在中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对科学与民主的宣扬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的哲学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学术、教育等多个方面都有推动作用，其中对教育的促进尤为突出。在杜威的所有思想中，中国知识界对其教育哲学的介绍与应用相对而言最为完整和准确，分歧最少，实践效果也最为明显。杜威在中国演讲最多的是教育。他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式，国民教育与国家强弱必然相关，注重国民教育者，必在强国之列。他说：“他国过去事实，可为中国借鉴者，唯有普及教育一事。”⑦杜威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教育改革风潮，尤其是他宣扬的民主教育和实业教育，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的文化普及，并且启发了胡适和陶行知大力倡导1922年的教育改革和学制改革。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各大学教育专业的教科书。从中小学到各级师范院校，多把实用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实践的依据。中国还出现了一批实践和发展杜威教育思想的教育家，陶行知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洋为中用，而且卓然立新，在运用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批评、改造和超越，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创立并实践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体系和新模式。
1925年以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开始减弱。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否定了由斯大林领导的对托洛茨基案的审判，杜威在苏联由一度受到欢迎的“民主和进步的哲学家”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和“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这种评价为中国和其它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实用主义的批判
1949年以后，我国曾多次对现代西方思潮展开批判，受到批判的不止实用主义一家，但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尤甚，这是因为实用主义被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中“最主要的一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派”。50年代，我国自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从学术文化上扫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胡适被斥为贩卖实用主义的文化买办。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联合领导成立了七个组，分别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仅1954和1955年就发表了30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作者来自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许多著名学者像范文澜、侯外庐、金岳霖、胡绳等都发表了批判文章。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批判》、李达的《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和《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艾思奇的《胡适实用主义批判》、马特的《实用主义—最腐朽、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陈鹤琴的《批判杜威反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等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批判著作。在这场批判中，实用主义被简单地定性为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哲学、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的哲学、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诡辩论、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市侩哲学、一切反动哲学的集大成者等等。此后在中国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实用主义都被视为“反动”一方的思想理论基础。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实用主义被视为“右派”的理论基础；1959 年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实用主义被当作“党内走资派”的理论来源；林彪叛逃后，实用主义被认为是林彪信奉的哲学；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实用主义又成了“四人帮”的理论基础，197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就把实用主义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理论武器。谁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谁就是实用主义者。哲学、政治、道德、社会等一切领域的错误几乎都可以归罪于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这种全盘否定，其影响非常广泛，其负面作用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应该指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并非毫无根据。实用主义尤其是詹姆斯关于真理的一些表述确实存在含混不清和易生歧义之处，而且在当时就受到哲学界的质疑和批评。据皮尔士说，“实用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受到英国人的讽刺和挖苦，皮尔士因此把自己的学说更名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杜威也意识到，当真理被看作一种满足时，常被误会为只是情绪的满足、私人的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当真理被理解为效用的时候，它常被认为对于纯个人目的的一种效用，或特殊的个人所欲求的一种利益。罗素曾批评詹姆士企图在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造一个信仰的上层建筑，并认为这是近代大部分哲学所具有的一种主观主义病狂。
对实用主义的这种批判也并非中国所独有，这是那个时代受日丹诺夫哲学观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态度。日丹诺夫在1947年提出，哲学中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代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后者则代表反动阶级的要求，而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予严厉批判的唯心主义。前苏联就是这样否定和批判实用主义的。
尽管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也是传播实用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批判大多脱离了杜威和詹姆士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实情，背离了学术探讨的范畴，许多批判文章缺乏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非基于对实用主义的认真研究，而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实际上是一种以政治标准取代学术标准，以简单排斥和否定代替理论辨析和证明，以主观武断替代客观论证的西方思潮批判模式。例如，不加分析地把詹姆士的真理观表述为“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并把这种说法当作整个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认为这种理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50年代，配合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我国翻译出版了康福斯的《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哈利·威尔斯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林哈尔特的《美国实用主义》，康·梅里维尔的《美国的实用主义》，В.С.佘夫金的《杜威教育学批判》。1964～196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西方学术译丛”，其中包括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的《人的问题》、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席勒的《人本主义研究》等。1966年之前还出版了杜威的三种著作，即许崇清翻译的《哲学的改造》，傅统先翻译的《经验与自然》和《自由与文化》。唐钺选译的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也于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了《现代美国哲学》，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中选译了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部分著作。1967年至“文革”结束似乎再无翻译出版实用主义著作。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与发展
在传入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实用主义影响最大，引起的非议和批评最多，遭受的误解也最严重。无论是“五四”时期对实用主义的推崇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实用主义的批判，都有先天的不足，即对实用主义学说的了解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失之于片面，对实用主义的解释存在简单化和任意化的倾向，误解和曲解的成分较多，对实用主义的经典著作缺少准确的解读和把握。以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例，他对杜威思想的认识就有很大局限。胡适主要关心和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他在这些方面的运用和发挥相对也比较好，但是即使在这些方面他的论述也有许多并不符合杜威的真实思想，而杜威的存在论、逻辑学、科学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和价值论以及杜威的整个哲学体系，胡适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批判有很多更是偏离了哲学家的本义。
伴随着改革开放，1979年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正式恢复，对实用主义的引介与评论也重新出发。1983年刘放桐的《实用主义述评》出版，这部著作体现了过渡时期的思想特点，其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述评中构成主要内容，但是在方式上与极“左”时代已大不相同，并含蓄地指出过去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无的放矢。1987年刘放桐发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这是1949年后第一篇比较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该文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标题的形式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提出全面质疑，引起哲学界共鸣。1988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在成都举行全国首次“实用主义专题”学术研讨会，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发来贺信。这次会议就如何评价实用主义达成了共识。这篇文章和这次会议成为我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国内哲学界逐渐走出以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先进—反动等为框架的西方哲学评价方式，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此后，刘放桐又发表了“杜威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等文章，阐述实用主义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意义，既有利于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有利于促进对各门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实用主义研究获得了空前发展，学者互访和学术交流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和研究哲学，更多的学者参加有关实用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和罗蒂等人也应邀来我国访问和讲学。对以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的研究不断得到拓展，第二代美国实用主义者的学说也越来越多地被引介到中国来。1996年9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桂林举行“美国新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探讨美国新实用主义产生的背景、新实用主义的思想特征、古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的异同，以及新实用主义评价等重要问题。蒯因、罗蒂、普特南等人的学说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它们的研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有关实用主义的论文、著作和翻译可谓成果累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翻译方面，从2006年开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涂纪亮和陈波主编的9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选译的内容涉及蒯因之外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作品；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蒯因著作集》；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包括《杜威与美国民主》等8本译自国外的实用主义研究著作；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包括《实用主义哲学》等5部著作的罗蒂自选集。刘放桐主持翻译的38卷本的《杜威全集》2010年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了15卷。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实用主义译著，例如：普特南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万俊人和陈亚军编选的《詹姆斯集》、苏珊·哈克主编的《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等等。 讨论实用主义的著作有数十部，研究论文数以千计。在对具体哲学家的专题研究方面，尚新建的《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是一部力作。该书从詹姆士的宗教关怀入手，透过美国独特的世俗化宗教氛围来审视詹姆士的思想，认为詹姆士哲学的核心并非原来人们认为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而是彻底经验主义。他认为彻底经验主义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仅破除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心物二元对立，为未来的哲学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而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宗教的性质、意义和目的，以一种新的宗教哲学为美国世俗化宗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对实用主义的纵向分析方面，涂纪亮的《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视角新颖，材料丰富。该书依照历史顺序重点考察了实用主义这一哲学流派的基本观念的源流与演变，分析了“实在”“经验”“认识”“真理”“意义”“道德”“科学”“宗教”“社会”和“政治”等基本观念在不同的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的异同，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基本观念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线索。在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方面，刘放桐的“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等文章以西方哲学的现代变革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为背景，通过重新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以及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认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不仅适应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了这一转型的潮流，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殊途同归。在实用主义与中国思想的对话方面、尤其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方面，顾洪亮的《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以“五四”时期杜威来华讲学及其思想传播为背景，以经验论、知行之辩、实用主义方法、个人与社会之辩、民主主义、平民教育等为主题，发掘出一些被埋没的、被压抑的或被忘却的声音，比较详实深入地探讨了杜威哲学对现代中国学术影响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注释】
①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5页。
②《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0页。
③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
④“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919 年12月。
⑤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⑥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3页。
⑦杜威：“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载袁刚、孙家祥、任丙强主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403页。
⑧[美]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葛力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23页。
责编 / 王坤娜
【关键词】实用主义 中国 传播 影响 发展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实用主义哲学演化及其主要思想
实用主义哲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形而上学俱乐部”。通常人们把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视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但真正在文献中首先提出这一哲学概念，并把实用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加以体系化，使之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而广受关注的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实用主义的发扬光大者，也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举足轻重的哲学家。
实用主义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哲学，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都有实用主义者，但尤以美国实用主义蔚为大观，最具代表性。实用主义也是最具美国本土特色的哲学思潮，其精神渗透于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因此，一提到实用主义，人们马上会想到美国哲学。
实用主义是一种强调行动和实践的哲学。皮尔士在1878年第1期《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一文，把信念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发展成为一种确定我们观念的意义的方法。在他看来，思想的任务在于确立信念即行动的准则，进而促成行为习惯。要使我们关于某一对象的思想达到清楚明白，只须考察它含有什么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做出什么反应。我们对于无论是眼前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是对于这一对象所具有的全部概念。这就是所谓的皮尔士原理。
如果说皮尔士主要把实用主义看作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詹姆士则把实用主义表述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即通过考察概念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概念和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根据詹姆士的观点，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这行动就是这思想的唯一意义。这种方法也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抽象的原则和范畴、以及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根据这个方法，如果两个概念或命题并不导致某种事实上的差异，它们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不同。
詹姆士同时把实用主义阐述为一种关于真理的发生学理论。他并不否认真理是对实在的符合，但他批评西方传统哲学把真理看成观念与实在之间恒定的静止的符合关系。他认为真理对实在的符合主要不是摹写或反映现成的实在，而是真理的有价值的引导作用或者产生有价值的实际效果。真理的“真”实际上是个事件或过程，它的有效性即使之生效的过程。真理作为观念的一种性质，是就观念的适用性而言的。詹姆士强调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真理从事实中发生，又浸入到事实之中而增加事实；这些事实又产生或表现新真理，由此把传统哲学中心灵与实在之间的静态“符合”关系变成我们的个别思想与其它种种经验之间的连续构成。
詹姆士对于“实际效果”和“用处”的表述容易产生歧义。虽然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指出，一个观念只有在信念上证明本身是善的，并且依据某些明确的、能够指出的理由也是善的，我们才能称它是真的，而且应以“长远的和总体上的”方便来判定一个观念的真，但是，他有时也说情感、行动、审美和理智等每个方面的满足和用处都可以决定观念的真，甚至说只要“绝对”（上帝）能够给某一类人产生宗教的安慰，它就有那么大价值，起着一种具体作用，它就是真的。
杜威认为实在就是经验，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他把知识看成人类与环境打交道的一种工具，人借助知识改造环境，排除生活的困扰。杜威坚持通过考察概念的实践效果来阐明概念的意义，认为观念的效用和价值在于其作用是否成功。在他看来，所有的概念和学说不管怎样精致和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它们都是工具。与其它一切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所造成的效果。杜威似乎没有完全否认个人因素在判定真理上的作用，但是他强调，所谓的真理即效用，是把认为可行的思想或学说用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判定观念的真理性的“效果”或“满足”包含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它不为乍起的念头或个人的嗜好所左右。他说：“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观念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①
杜威明确了知识的目的与行动的主体，明确了大众的福利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只有能够造福大众的知识才是真理。杜威由此走向他的政治民主主义理想和平民主义教育理念。杜威理想中的民主主义社会追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群体的相互协调。既然造福大众是探求知识的目的，而造福大众的最好途径是让大众掌握知识和探求知识，为此就应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并通过教育将民主内化为个体的理念和思想。全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的目的是相互交织和相互依存的。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不仅是实用主义在政治领域与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也是实用主义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部分，标志着实用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分析哲学在美国的逐渐流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日趋式微，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边缘的形式推动着美国思想的发展。就现实层面而言，实用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退场。从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结合中演化出一些具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新哲学，像刘易斯（Clarence Irving·Lewis，1883～1964）的概念实用主义，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1882～1961）的操作主义和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1979）的科学经验主义。它们被称为第二代实用主义。70年代后期，美国哲学界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开始复苏，以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 （1926～）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开始崛起，他们通过将实用主义融合于当代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欧陆哲学来复兴实用主义。 1949年之前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1906年张东荪与蓝公武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合译的詹姆士的“心理学悬念”，该杂志第二期又刊载张东荪的文章“真理篇”，介绍詹姆士与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席勒的思想。这是我国介绍实用主义学说的开始。自1912年起蔡元培在文章和演讲中多次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1913年10月黄炎培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此后又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引起知识界的回应和热议，使得“实用主义”成为时兴名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影响的蒋梦麟、陶行知、郑晓沧、胡适等人回国后，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开来，其中尤以胡适对实用主义的推介最为用力。杜威受邀访华前夕，为了给他的中国之行预热，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在不同刊物和场合介绍实用主义。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实验主义”长文，较为系统地评介了美国实用主义，颇受人们关注。《新教育》杂志还出版了“杜威专号”。而自19世纪末以来对于赫晋黎、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的介绍，亦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思想准备。
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达上海，此后在中国度过两年两个月，足迹遍布奉天、山东、广东等当时中国二十二个省中的十一省，会见了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等众多社会精英。杜威访华引起人们非常大的兴趣和关注，他所到之处，受到政府当局、教师、学生以及舆论界的热烈欢迎，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杜威以其《学校和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哲学的改造》中的思想为核心，在各地就哲学、教育、社会、政治、道德、逻辑学、心理学、中国现状、文化传统乃至“五四”运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两百多次讲演。这些演讲都被记录下来，许多报刊争相译载。例如《晨报》几乎刊载了杜威在华全部重要演说的记录稿。杜威在北京的五种演说被汇编成《杜威五大讲演》出版，该书在杜威离华之前印行13版，每版1万册以上，随后又继续重印。中国知识界对杜威与实用主义学说的巨大热情以及杜威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胡适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②
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受到不同思想派别知识分子的青睐。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宴会上称杜威的哲学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梁启超把杜威来华讲学与鸠摩罗什来华相提并论，认为“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③。陈独秀曾在广州主持杜威的演讲会，他一度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称“中国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冯友兰坦承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⑤。贺麟说：“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⑥。20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潮。杜威来华之后，更多的实用主义著作被译成中文，除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平民主义与教育》、《杜威教育哲学》、《哲学之改造》、《经验与教育》等十几种之外，还翻译出版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心理学简编》和选译自《心理学原理》的《论习惯》、《论情绪》等。
实用主义思潮风行一时。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许多原来欢迎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也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固然是遍地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原则，即能够有效地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和发展国家的思想纲领和政治纲领，并唤起民众一起来关注和解决问题。但是杜威以美国社会为基础而构想的民主主义理想及其渐进的政治改良主义，既不能使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又不能变革旧的制度，终究不适合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实用主义者片面强调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忽视实践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只能与旧制度相沉浮，难以承担时代提出的历史使命。
尽管如此，杜威还是在中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对科学与民主的宣扬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的哲学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学术、教育等多个方面都有推动作用，其中对教育的促进尤为突出。在杜威的所有思想中，中国知识界对其教育哲学的介绍与应用相对而言最为完整和准确，分歧最少，实践效果也最为明显。杜威在中国演讲最多的是教育。他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式，国民教育与国家强弱必然相关，注重国民教育者，必在强国之列。他说：“他国过去事实，可为中国借鉴者，唯有普及教育一事。”⑦杜威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教育改革风潮，尤其是他宣扬的民主教育和实业教育，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的文化普及，并且启发了胡适和陶行知大力倡导1922年的教育改革和学制改革。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各大学教育专业的教科书。从中小学到各级师范院校，多把实用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实践的依据。中国还出现了一批实践和发展杜威教育思想的教育家，陶行知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洋为中用，而且卓然立新，在运用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批评、改造和超越，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创立并实践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体系和新模式。
1925年以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开始减弱。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否定了由斯大林领导的对托洛茨基案的审判，杜威在苏联由一度受到欢迎的“民主和进步的哲学家”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和“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这种评价为中国和其它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实用主义的批判
1949年以后，我国曾多次对现代西方思潮展开批判，受到批判的不止实用主义一家，但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尤甚，这是因为实用主义被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中“最主要的一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派”。50年代，我国自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从学术文化上扫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胡适被斥为贩卖实用主义的文化买办。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联合领导成立了七个组，分别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仅1954和1955年就发表了30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作者来自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许多著名学者像范文澜、侯外庐、金岳霖、胡绳等都发表了批判文章。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批判》、李达的《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和《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艾思奇的《胡适实用主义批判》、马特的《实用主义—最腐朽、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陈鹤琴的《批判杜威反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等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批判著作。在这场批判中，实用主义被简单地定性为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哲学、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的哲学、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诡辩论、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市侩哲学、一切反动哲学的集大成者等等。此后在中国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实用主义都被视为“反动”一方的思想理论基础。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实用主义被视为“右派”的理论基础；1959 年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实用主义被当作“党内走资派”的理论来源；林彪叛逃后，实用主义被认为是林彪信奉的哲学；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实用主义又成了“四人帮”的理论基础，197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就把实用主义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理论武器。谁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谁就是实用主义者。哲学、政治、道德、社会等一切领域的错误几乎都可以归罪于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这种全盘否定，其影响非常广泛，其负面作用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应该指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并非毫无根据。实用主义尤其是詹姆斯关于真理的一些表述确实存在含混不清和易生歧义之处，而且在当时就受到哲学界的质疑和批评。据皮尔士说，“实用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受到英国人的讽刺和挖苦，皮尔士因此把自己的学说更名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杜威也意识到，当真理被看作一种满足时，常被误会为只是情绪的满足、私人的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当真理被理解为效用的时候，它常被认为对于纯个人目的的一种效用，或特殊的个人所欲求的一种利益。罗素曾批评詹姆士企图在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造一个信仰的上层建筑，并认为这是近代大部分哲学所具有的一种主观主义病狂。
对实用主义的这种批判也并非中国所独有，这是那个时代受日丹诺夫哲学观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态度。日丹诺夫在1947年提出，哲学中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代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后者则代表反动阶级的要求，而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予严厉批判的唯心主义。前苏联就是这样否定和批判实用主义的。
尽管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也是传播实用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批判大多脱离了杜威和詹姆士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实情，背离了学术探讨的范畴，许多批判文章缺乏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非基于对实用主义的认真研究，而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实际上是一种以政治标准取代学术标准，以简单排斥和否定代替理论辨析和证明，以主观武断替代客观论证的西方思潮批判模式。例如，不加分析地把詹姆士的真理观表述为“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并把这种说法当作整个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认为这种理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50年代，配合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我国翻译出版了康福斯的《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哈利·威尔斯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林哈尔特的《美国实用主义》，康·梅里维尔的《美国的实用主义》，В.С.佘夫金的《杜威教育学批判》。1964～196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西方学术译丛”，其中包括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的《人的问题》、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席勒的《人本主义研究》等。1966年之前还出版了杜威的三种著作，即许崇清翻译的《哲学的改造》，傅统先翻译的《经验与自然》和《自由与文化》。唐钺选译的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也于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了《现代美国哲学》，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中选译了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部分著作。1967年至“文革”结束似乎再无翻译出版实用主义著作。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与发展
在传入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实用主义影响最大，引起的非议和批评最多，遭受的误解也最严重。无论是“五四”时期对实用主义的推崇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实用主义的批判，都有先天的不足，即对实用主义学说的了解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失之于片面，对实用主义的解释存在简单化和任意化的倾向，误解和曲解的成分较多，对实用主义的经典著作缺少准确的解读和把握。以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例，他对杜威思想的认识就有很大局限。胡适主要关心和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他在这些方面的运用和发挥相对也比较好，但是即使在这些方面他的论述也有许多并不符合杜威的真实思想，而杜威的存在论、逻辑学、科学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和价值论以及杜威的整个哲学体系，胡适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批判有很多更是偏离了哲学家的本义。
伴随着改革开放，1979年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正式恢复，对实用主义的引介与评论也重新出发。1983年刘放桐的《实用主义述评》出版，这部著作体现了过渡时期的思想特点，其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述评中构成主要内容，但是在方式上与极“左”时代已大不相同，并含蓄地指出过去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无的放矢。1987年刘放桐发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这是1949年后第一篇比较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该文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标题的形式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提出全面质疑，引起哲学界共鸣。1988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在成都举行全国首次“实用主义专题”学术研讨会，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发来贺信。这次会议就如何评价实用主义达成了共识。这篇文章和这次会议成为我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国内哲学界逐渐走出以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先进—反动等为框架的西方哲学评价方式，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此后，刘放桐又发表了“杜威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等文章，阐述实用主义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意义，既有利于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有利于促进对各门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实用主义研究获得了空前发展，学者互访和学术交流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和研究哲学，更多的学者参加有关实用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和罗蒂等人也应邀来我国访问和讲学。对以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的研究不断得到拓展，第二代美国实用主义者的学说也越来越多地被引介到中国来。1996年9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桂林举行“美国新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探讨美国新实用主义产生的背景、新实用主义的思想特征、古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的异同，以及新实用主义评价等重要问题。蒯因、罗蒂、普特南等人的学说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它们的研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有关实用主义的论文、著作和翻译可谓成果累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翻译方面，从2006年开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涂纪亮和陈波主编的9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选译的内容涉及蒯因之外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作品；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蒯因著作集》；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包括《杜威与美国民主》等8本译自国外的实用主义研究著作；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包括《实用主义哲学》等5部著作的罗蒂自选集。刘放桐主持翻译的38卷本的《杜威全集》2010年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了15卷。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实用主义译著，例如：普特南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万俊人和陈亚军编选的《詹姆斯集》、苏珊·哈克主编的《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等等。 讨论实用主义的著作有数十部，研究论文数以千计。在对具体哲学家的专题研究方面，尚新建的《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是一部力作。该书从詹姆士的宗教关怀入手，透过美国独特的世俗化宗教氛围来审视詹姆士的思想，认为詹姆士哲学的核心并非原来人们认为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而是彻底经验主义。他认为彻底经验主义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仅破除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心物二元对立，为未来的哲学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而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宗教的性质、意义和目的，以一种新的宗教哲学为美国世俗化宗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对实用主义的纵向分析方面，涂纪亮的《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视角新颖，材料丰富。该书依照历史顺序重点考察了实用主义这一哲学流派的基本观念的源流与演变，分析了“实在”“经验”“认识”“真理”“意义”“道德”“科学”“宗教”“社会”和“政治”等基本观念在不同的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的异同，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基本观念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线索。在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方面，刘放桐的“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等文章以西方哲学的现代变革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为背景，通过重新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以及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认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不仅适应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了这一转型的潮流，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殊途同归。在实用主义与中国思想的对话方面、尤其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方面，顾洪亮的《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以“五四”时期杜威来华讲学及其思想传播为背景，以经验论、知行之辩、实用主义方法、个人与社会之辩、民主主义、平民教育等为主题，发掘出一些被埋没的、被压抑的或被忘却的声音，比较详实深入地探讨了杜威哲学对现代中国学术影响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注释】
①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5页。
②《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0页。
③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
④“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919 年12月。
⑤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⑥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3页。
⑦杜威：“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载袁刚、孙家祥、任丙强主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403页。
⑧[美]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葛力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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