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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0年，台湾摄影师阮义忠还记得那次在台东马兰郊区拍摄的经历。
那天烈日当头，一位老农站在水渠中洗澡，一头牛拴在路边的桥头。多么难得的画面！阮义忠想把这一幕拍下来，便慢慢走过去，和老农搭讪，获邀后，他卷起裤脚下水，装模作样地洗手洗脸，满心却在想如何说服对方同意拍照。
后来他什么也没说，只在取毛巾时特意将相机拿出，放在显眼处，再缓缓举在胸前，让老农有拒绝的机会。老农倒是镇定自若，只用双手轻掩“重要部位”。快门“咔嚓”一响，阮义忠一头冷汗，如同告解的罪人等待发落。谁知老农竟向他鞠躬，说了声：“真多谢！”
“他永远是我的老师。”直至今天，阮义忠还记得当年的震动，“他教会我书本上学不到的智慧：做人本分，做事实在，知足，感恩……我何其有幸！”
秉承着从老农那里得到的智慧，阮义忠一步一步在摄影领域做了许多事情：30年来，他拍摄了大量以台湾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照片，出版影集《北埔》《八尺门》《台北谣言》《四季》《告别二十世纪》《人与土地》等；1980年代陆续撰写《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将西方摄影引介至华语世界，尤其对当时信息匮乏的大陆摄影界影响巨大；1990年至2000年主办《摄影家》中英双语杂志，影响力及于欧美。
2012年2月，他的新书《人与土地》出版，将当年同名画册中的照片一一配文，与更多人分享影像背后的故事和因缘。在序言中，阮义忠写道：“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这些价值在今天还留下多少？”
日前，《望东方周刊》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加相关活动的阮义忠先生。
相机是赞叹的工具
乡间孩童的开怀玩耍、农人们的辛勤劳动、拜佛敬神的虔诚信仰、老人家的沧桑智慧，构成《人与土地》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乡土社会中朴实纯良的风景与民情：
南投鱼池乡的头灶村，农民们赶着坏天气来临之前栽秧。午餐摊在田埂上，足足五菜一汤，田主一直等到所有帮忙干活的村民都吃饱了，自己才进食；
渔乡大丰收的时候，渔人们会赶紧敲锣吹螺，希望镇上的人都听到。只要赶来投入拔河队伍，双手拿得动的鱼都算自个儿的……
“我喜欢拍真挚、美善的事物，假的、恶的、丑的，我就不拍。无论到哪里，我都努力去发现那里的好，不愿意揭伤疤。”阮义忠说。对于那些假、恶、丑，或者让人感到不公、愤恨的事情，他总是抬不起相机，宁可一走了之。
他的作品打动了不少人，但也有批评家认为这是仅停于感动层面的“滥情主义”，说他美化了充满社会问题的原住民村落，说他对农村与都市，有着过于简单的善恶二元判断。他不以为意，娓娓写道：“证严法师说：‘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灯，不是鞭打别人的鞭子。’对我来说，相机是赞叹的工具，不是批判的利器。”
他自称从来不与台湾摄影圈子打交道，摄影道路、理念都自成一路，属于独特的个人经验。
台湾摄影在早期的几位大师如郎静山、张才、郑桑溪之后，进入相对贫瘠和空白的时代。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中期，资讯闭塞。与之相应的，60年代的西方现代思潮、70年代的回归乡土呐喊、80年代“解严”后的解放、90年代岛内逐渐兴起的“统独之争”与族群矛盾，也都给文艺创作者们以影响和挑战。
但在出生于1950年的阮义忠身上，似乎看不到什么痕迹。他始终将镜头对准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与可贵的人性，用英国摄影师布莱恩.坎贝尔对他的评论来说，他的照片“有一种永不妥协的尊严和正直”。
从土地逃离又回归
很难想象这么热爱土地的人，早年间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土地。
阮义忠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家里世代都是木匠，有几分在河堤附近的薄田。孩童时期，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跟兄弟姐妹去田里捡石头，扔出去，等下次大水把石头冲回来之后再重复一次。“就像西西弗斯。我那时厌恶透了这种生活，一心想离开土地，做个知识分子。”
祖父擅长神案雕花，家里放着各式图样，由此引发了阮义忠绘画的兴趣。初中二年级时，他曾花一整年画了三本连环漫画书，向台北出版社投稿。当然未中。所幸后来得到高中美术老师的鼓励，他画了许多钢笔画，参加各种比赛，同时拼命读书，读了小镇上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读物，连罗素的《数理哲学》都不放过。
这些积累打下很好的基础，高中一毕业，自知考不上大学的他前往台北求职，很快受到诗人痖弦的赏识，留他在其主编的《幼狮文艺》绘制插图。《幼狮文艺》当时在台湾所有大学、中学每个班级必须订阅，堪称当时台湾最普及的文学杂志。阮义忠因此迅速成名。
“太早成名使我变得目空一切，以为这全是因为自己才高八斗，完全不知道其实与时代背景相关。”如今回首往事，他认为痖弦“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贵人”，并遗憾自己从未当面对痖弦说出这句话。
这段工作被兵役打断。服役结束，他到《汉声》杂志（当年还是英文版
这是1973年，接触摄影彻底改变了阮义忠的人生。当他第一次外拍，拿着相机到了台北手工业者聚集的万华社区时，发现自己站在那里完全傻了眼，对着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他却不知该拍什么。
“那时我有一种巨大的羞愧心，因为发现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别人，完全在自己的理念中打转。”
那一天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他开始学着正视自己所见，落实于现实生活。而由拍摄台湾乡村而来的对土地的情感，也恰成为对自己成长时代的反思。
办杂志是一生最骄傲的事
聊天时，阮义忠常常用的一个句子是：我何其有幸！他的有幸在于，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做成最想做的事。
与太太袁瑶瑶的相遇应该算是最有幸的事情之一。那时阮义忠与诗人管管相熟，后者正与台湾的散文作家袁琼琼恋爱，阮义忠见面时便央她帮忙介绍女朋友，没想到她将自己17岁的妹妹介绍来了。两个人之前都没谈过恋爱，从初恋到结婚，一直相守到现在，觉得对方“越来越可爱”。
《摄影家》杂志的创办也是不可思议的因缘。
1990年阮义忠夫妇去法国南部图卢兹市参观“水之堡”摄影画廊，那里正举办摄影诞生150年特展，全世界数百张重要的大师作品都在此汇集。阮义忠与画廊创办人尚.杜杰德一见如故，并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这些重要展览出现在台湾。没想到回台湾第三天，就有文化官员打来电话，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半年内组织一场国际摄影活动。阮义忠心下暗喜，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发传真给杜杰德，希望能把“水之堡”的展览全部搬来台北。对方惊喜不已，居然有这么快的行动力！
谈定展览事宜，阮义忠突然想到，自己一直希望能办一本杂志，现在有这么多优秀资源在手，何不就此跨出第一步？念头一起，他就停不下来了，先是决定拿半期内容刊登展览作品，另外一半刊登华语世界最好的摄影作品。他找到大陆的摄影师吕楠，选用了他的作品《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实录》—— 这是这位如今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摄影师第一次在华文刊物亮相。
有了好作品，阮义忠决定必须用最好的纸、最佳的开本，必须中英双语，向全球发行……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像孩子一样，非常单纯，遇事不考虑太多。”袁琼琼这样评价阮义忠。办杂志就是例证，那时为了筹款，他们连房子都抵押了，而且第一期办完，还不知道第二期的内容在哪里。阮义忠却不发愁，他总是全心投入，有完美主义者的要求。他相信歌德作品里描述的理念，“只要你态度正确，很多人都会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摄影家》一办就是十年，仅凭他们夫妇及三四位工作人员。62期刊物在数码时代到来之前，对世界范围内的胶片摄影做了系统梳理，在国际摄影界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
“如果说我做过什么可以骄傲的事情，就是这本杂志了。”阮义忠说。
他本来期许能做到100期，没想到1999年9月21日，台湾大地震突如其来。“我觉得我的照片成了一片废墟。你拍了半天也没办法帮助别人，艺术工作者有用吗？”他回忆当时自己的困惑。
没有希望更要做事
在北京的5天时间里，阮义忠要参加4场评选活动,主讲3个讲座，接受7家媒体的专访。许多故事、想法他一遍遍讲，虽然疲倦，却不抱怨。“这方面我是受了师父的影响。她有些话讲过不止一百遍，但每一次讲都像第一遍一样认真。”
他的师父，是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证严法师。9.21大地震之后，基金会的大爱电视台找到阮义忠，说希望录制知名文化人去灾区的系列节目，以鼓舞台湾人民的士气。
而此时的阮义忠正处于低潮期。一来大地震带来的灾难使他心痛；二来对台湾社会那几年的状况十分失望，政客煽动民众滥用民主自由，造成族群认同的分裂；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物欲膨胀，又让人们越来越不知珍惜美好。他以前一贯以温暖、美善的内容为拍摄题材，那两年能拍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他甚至在北京昌平买了一块地，做好了移居的准备。
出于这样的心情，他不想再参与救灾，对大爱电视台总监姚仁禄坦言道：“我其实觉得台湾没有希望了。”没想到对方回答：“你说的很对啊，不只是台湾，照人类现在的贪念走下去，整个地球都会分崩离析。可是，如果我们能做一点事，让它的毁灭速度慢一点，也是值得的。”
袁琼琼用“五雷轰顶”形容阮义忠当时听了此话的感受。他立即答应去灾区，在日后的时间里，他与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越走越近。“他一向单打独斗，因为觉得别人都不够认真。但是见到慈济人个个都很认真，他就佩服了。”袁琼琼说。
阮义忠后来见到了证严法师，深受触动，更发愿要拍下慈济所有认捐的学校。三年时间里，他一个人拍下50所学校从建设到启用的全过程，用了3000多卷底片，并撰写了数十万字相关文章。
2003年，他与太太皈依证严法师，并在每期的《慈济月刊》发表《随师行脚，摄影笔记》，袁瑶瑶撰文，他拍照片，记录对证严法师的近身观察。
“这既是工作，又是慧命的滋养，每次跟随师父都是学习。”阮义忠又一次感慨，“我们何其有幸！”
不少摄影同道惋惜他自加入慈济后就停办了杂志，也不再有以前那样的专题摄影，对此，阮义忠只是说：“什么事情都有阶段性，每个人都有该交棒的时候。不管世界哪个角落要办有理想的好杂志，我都愿意像当年杜杰德启发我那样，尽可能给与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