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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关注和论述。他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几大力量在博弈中始终趋向统一和平衡，但由于宗教伦理精神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对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的视角具有片面性。从批判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韦伯 儒教与道教 宗教伦理 资本主义 现代化
《儒教与道教》一书，成于1915年，主要论证了儒教与道教等作为宗教意识形态的存在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原因。韦伯首先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着手分析物质的条件，继而分析儒教正统和道教等“异端”作为精神条件的作用。本书既可以帮助我们借西方学者的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同样也可籍此，探索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定位。
一、传统中国几大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平衡
马克思·韦伯在书中认为传统中国有几大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平衡构成现代发展的现实土壤。
博弈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存在这样几大力量：皇帝（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具有神性的祭司”[1]）、士人（文官）、武官（将）和军队、商贾、地主和农民等。不同力量之间博弈关系[2]各异。其中，最主要的博弈关系有三对：士人与皇帝（王权），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氏族。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几乎无处不在。围绕政治上的权力分配、税赋上的分成等问题总是容易造成这种关系的紧张。韦伯在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的关系时说道，“皇帝巧妙地运用家产制所特有的手段，以维持个人的权力”，规定官吏任期很短，且不能在自己家乡所在的州省任职，另外还构建了由御史构成的“间谍网”——“然而，所有这一切措施都不足以建立起一套精确而统一的管理”，“中央对地方的州省更是无可奈何”。
平衡博弈双方此消彼长，共同促成了历史发展的平衡。博弈之上的，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儒为干、道释等为支共同构成的宗教伦理，这也是维系历史发展平衡的重要力量。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的第三部分《异端》中分析了这些信仰不抗衡儒教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或者由它们本身催生资本主义发展的缘故。道教与儒教的影响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反而“有助于儒教确保其优势地位”[3]；“就其作用而言，道教在本质上比正统的儒教更加具有传统主义的性质。”[4]佛教的影响“限于”某些佛教节日。“那些异端的、经常追求政治目的的，因此也常遭到政治迫害的教派”，尽管形成了共同体，但缺乏任何类似西方的灵魂关注的观念和“教会纪律”。可以说，中国的宗教信仰都没有像清教那样为个人以宗教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够强烈的动机。
二、博弈与“平衡”下的现代化走向
那么，在这种不断的博弈和“平衡”发展之中最终是否会走向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
工商业的发展 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场地，货币制度直接影响工商业发展。中国的城市几乎总是处于中央集权和军方的统治之下，管辖的官员也不断地被更换；中国的货币制度虽有所发展，但未形成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强大的小农经济将具有无与伦比吃苦耐劳精神的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强大的氏族制度也将众族人牵制——不管一个商人如何有钱，他都要对自己的氏族有所回馈。城市居民与农村的氏族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商人会将自己的钱用于置地，土地的多寡被看作财富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儒家的和平主义等大大抹煞了国家的侵略性，渺小的扩张欲望更多地被来自自我修养提高的召唤所替代。“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美德”，而非营利；“君子不器”等一系列思想让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缺乏科技上的更多探索，以及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张的动力。
现代化条件的缺失
韦伯认为，儒教与道教等共同构成的中华文明所奉行的宗教伦理是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的、物理的等）发展不充分、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的缺乏、对和平主义的崇尚等都阻碍了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演进。只能说，传统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某些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性因素，但缺乏实现现代化的条件。
如果没有西方 如果中国和西方一直处于隔绝状态，那么传统中国社会会自行发展并实现现代化吗？我认为，应该有三种可能的结局。
第一种结局是继续既有的循环状态：无休止地接近某个临界点，直到某个终结点。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系列波折，图1显示的是发展的总趋势。（图1中，平滑的曲线代表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不代表历史状况和波折起伏情况；曲线与函数的曲线相近，当趋向于正无穷大时，趋于0，即临界点）
第二种可能的结局是既有的文化生态链条发生某种形式的改变，从而打开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阀门（图2）。这种改变或者是漫长的改变，或者是外界强力的推动。但最有可能的来自政府的推动。（只要阀门A打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便开启了。）
第三种可能是中华文明的中断。很多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在十世纪前后就开始步入了老年——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骚扰，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振奋和基因更新，很可能中华文明就会老去。这种危险应该说是存在的。但这种中断来自文明内部的前提是自然条件的急剧变化，或者持续时间特别长的内战骚乱状态；来自外部的最大可能则是更加凶悍的民族，尽管这种可能就历史演变来看几乎不可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总是高于周邊民族，而我们的前提是东西方隔绝）。
三、韦伯的历史视角与评价
韦伯的历史视角是片面的。他在书中“只提及大禹治水的故事，但避而不谈尧舜圣君或桀纣暴君等等‘有为’或‘昏庸’的君主；只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史实，而不谈秦汉、隋唐等朝代的兴替……”这种写法带有明显的“截层”特征。
韦伯所依据的是来自汉学家的论述著作、史书中的某些记载和《京报》所刊报道等。他的叙述很多基于零散的史实。韦伯的关注方式犹如森林里研究生态系统的植物学家：如果将传统中国比作一个森林，那么韦伯依据的是生物的垂直群落结构，他关注的是浅地表和草本植物[5]这两层。草本植物层是大量草本以及乔木和灌木茎的根部，对应到书中是大量的如经济生活中、氏族政治中的事例——这些事例有的是孤立的（如草本），有的则导致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灌木或乔木，如徭役制度的改革可能导致农民起义，甚至王朝的灭亡）；浅地表层首先是肥沃的土壤，同时还有植物根与茎的结合部和枢纽，对应的分别是中国社会宗教伦理和中国的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 可以想象一个近代的植物学家（而非传统中国的采药师）在森林里工作的景象：拿着齐全设备的Mr. White在X森林里走了3.2km之后发现了珍稀草本植物K，他为此发现感到兴奋的同时从工具箱中取出设备将土壤进行取样并制成标本以供带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他同时观察了周围的植物生长状况，他发现乔木F非常高大……回到实验室，他利用一系列仪器开始了快乐的实验和思辨之旅，他惊喜地发现这里土壤的特殊构成……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说到底与这种实证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韦伯并未到中国切实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论述主要基于史书、报道和相关的研究论述，以及他光芒四射的思辨。基于中国的“影（印）像”资料的加工和思辨形成的二次“影像”必然有更多失真。
而且，韦伯进行这些分析和论述更主要的是要用中国的不成功来佐证西方的成功，逻辑是“清教伦理——西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生”。这就像研究研究苹果树未能结出桃子一样，逻辑类似于“因为只有桃树能产桃子，苹果树不是桃树（分列苹果树所不具备桃树的特点ABCD），所以苹果树不能产桃子”。然而，苹果树虽不能结出桃子，但能结出苹果——这就是说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和在不被干扰前提下发展的不同未来。
这也是之所以说韦伯研究的仅为“浅地表”而非整个土壤层的缘故。整个土壤层是植物系统吸收营养的总来源。韦伯之所以关注宗教伦理，主要是基于对西方社会发展特点的研判；而中国的国情迥异于西方，也往往更加复杂。那么，儒教与道教等之外，是否还有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力量的存在？韦伯虽然努力去揭示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但《儒教与道教》与这一目标实在有较大差距。
四、传统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儒教与道教》成于1915年，但未将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纳入关注视野；韦伯逝于1920年，自然无法目睹近九十年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但不可否认，儒教与道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思想被广泛认为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因素，因此“打倒儒家店”成为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对此批评说：“儒家是粮店……五四时期……偏偏要打倒粮店。让中国人只好吃洋面包，结果不习惯，胃出了毛病。” [6]
这种不习惯是中国现代化痛苦的重要来由。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唯一标准的现代化被长期认为与儒家等伦理相斥。但197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开始让人们转变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關系的认识。许多学者认为，亚洲（东亚、东南亚）的崛起，说明儒教的部分精神可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伦理基础。例如，时政中推行的和谐社会等思想来自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一些道德也受到强调——尽管这些措施的目的与王朝的政策有一定差异，其要解决的问题和效果也未必与现代化全然一致。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传统宗教伦理依然保持着稳固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学者也在为“国学”的复兴奔走呼喊——这让人联想起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的追忆和呼求更是中国社会正在进行深刻变革的体现。
结 语
《儒教与道教》一书对中国社会宗教伦理的分析和批判放在当下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不管我们多么地不愿意承认儒教与道教就一定让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世界毕竟不是相互隔绝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让在传统的“魔咒”之中“不能自拔”的中国保守枪炮之苦。这一历史教训深刻。
尤其是，作为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量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宗教伦理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著作中也得到阐释。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东方的这一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为在儒教与道教等传统社会宗教伦理支配下，东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发展科学技术上的好奇、兴趣、方法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传统宗教伦理也成为制约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由萌芽走向勃兴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一结论同样涵盖于其对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关系不畅与难谐之中。
但无论如何，儒教与道教等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不可能也不应该被轻易打破。我们更应本着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传统，而不是彻底否定而拥抱“西化”。援引前文中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让苹果树长出桃子，而是让苹果树长出更大的苹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本书第38页。这一点也是中国与西方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区别。
[2] 不同力量之间关系复杂，“博弈”关系关注的是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
[3] 本书第212页。韦伯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于神秘主义者（即道教徒）态度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
[4] 本书第231页。韦伯对此的解释是“这完全决定于道教专事以巫术为取向的救世技术”。
[5] “浅地表”并非生态学上的学术用语，此处用该词表示土壤层最上面的一层，这里的各种交换最为频繁。
[6] 南怀瑾对儒家的论述出自南怀瑾著《论语别裁》。
【关键词】 韦伯 儒教与道教 宗教伦理 资本主义 现代化
《儒教与道教》一书，成于1915年，主要论证了儒教与道教等作为宗教意识形态的存在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原因。韦伯首先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着手分析物质的条件，继而分析儒教正统和道教等“异端”作为精神条件的作用。本书既可以帮助我们借西方学者的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同样也可籍此，探索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定位。
一、传统中国几大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平衡
马克思·韦伯在书中认为传统中国有几大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平衡构成现代发展的现实土壤。
博弈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存在这样几大力量：皇帝（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具有神性的祭司”[1]）、士人（文官）、武官（将）和军队、商贾、地主和农民等。不同力量之间博弈关系[2]各异。其中，最主要的博弈关系有三对：士人与皇帝（王权），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氏族。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几乎无处不在。围绕政治上的权力分配、税赋上的分成等问题总是容易造成这种关系的紧张。韦伯在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的关系时说道，“皇帝巧妙地运用家产制所特有的手段，以维持个人的权力”，规定官吏任期很短，且不能在自己家乡所在的州省任职，另外还构建了由御史构成的“间谍网”——“然而，所有这一切措施都不足以建立起一套精确而统一的管理”，“中央对地方的州省更是无可奈何”。
平衡博弈双方此消彼长，共同促成了历史发展的平衡。博弈之上的，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儒为干、道释等为支共同构成的宗教伦理，这也是维系历史发展平衡的重要力量。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的第三部分《异端》中分析了这些信仰不抗衡儒教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或者由它们本身催生资本主义发展的缘故。道教与儒教的影响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反而“有助于儒教确保其优势地位”[3]；“就其作用而言，道教在本质上比正统的儒教更加具有传统主义的性质。”[4]佛教的影响“限于”某些佛教节日。“那些异端的、经常追求政治目的的，因此也常遭到政治迫害的教派”，尽管形成了共同体，但缺乏任何类似西方的灵魂关注的观念和“教会纪律”。可以说，中国的宗教信仰都没有像清教那样为个人以宗教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够强烈的动机。
二、博弈与“平衡”下的现代化走向
那么，在这种不断的博弈和“平衡”发展之中最终是否会走向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
工商业的发展 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场地，货币制度直接影响工商业发展。中国的城市几乎总是处于中央集权和军方的统治之下，管辖的官员也不断地被更换；中国的货币制度虽有所发展，但未形成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强大的小农经济将具有无与伦比吃苦耐劳精神的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强大的氏族制度也将众族人牵制——不管一个商人如何有钱，他都要对自己的氏族有所回馈。城市居民与农村的氏族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商人会将自己的钱用于置地，土地的多寡被看作财富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儒家的和平主义等大大抹煞了国家的侵略性，渺小的扩张欲望更多地被来自自我修养提高的召唤所替代。“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美德”，而非营利；“君子不器”等一系列思想让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缺乏科技上的更多探索，以及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张的动力。
现代化条件的缺失
韦伯认为，儒教与道教等共同构成的中华文明所奉行的宗教伦理是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的、物理的等）发展不充分、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的缺乏、对和平主义的崇尚等都阻碍了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演进。只能说，传统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某些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性因素，但缺乏实现现代化的条件。
如果没有西方 如果中国和西方一直处于隔绝状态，那么传统中国社会会自行发展并实现现代化吗？我认为，应该有三种可能的结局。
第一种结局是继续既有的循环状态：无休止地接近某个临界点，直到某个终结点。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系列波折，图1显示的是发展的总趋势。（图1中，平滑的曲线代表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不代表历史状况和波折起伏情况；曲线与函数的曲线相近，当趋向于正无穷大时，趋于0，即临界点）
第二种可能的结局是既有的文化生态链条发生某种形式的改变，从而打开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阀门（图2）。这种改变或者是漫长的改变，或者是外界强力的推动。但最有可能的来自政府的推动。（只要阀门A打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便开启了。）
第三种可能是中华文明的中断。很多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在十世纪前后就开始步入了老年——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骚扰，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振奋和基因更新，很可能中华文明就会老去。这种危险应该说是存在的。但这种中断来自文明内部的前提是自然条件的急剧变化，或者持续时间特别长的内战骚乱状态；来自外部的最大可能则是更加凶悍的民族，尽管这种可能就历史演变来看几乎不可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总是高于周邊民族，而我们的前提是东西方隔绝）。
三、韦伯的历史视角与评价
韦伯的历史视角是片面的。他在书中“只提及大禹治水的故事，但避而不谈尧舜圣君或桀纣暴君等等‘有为’或‘昏庸’的君主；只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史实，而不谈秦汉、隋唐等朝代的兴替……”这种写法带有明显的“截层”特征。
韦伯所依据的是来自汉学家的论述著作、史书中的某些记载和《京报》所刊报道等。他的叙述很多基于零散的史实。韦伯的关注方式犹如森林里研究生态系统的植物学家：如果将传统中国比作一个森林，那么韦伯依据的是生物的垂直群落结构，他关注的是浅地表和草本植物[5]这两层。草本植物层是大量草本以及乔木和灌木茎的根部，对应到书中是大量的如经济生活中、氏族政治中的事例——这些事例有的是孤立的（如草本），有的则导致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灌木或乔木，如徭役制度的改革可能导致农民起义，甚至王朝的灭亡）；浅地表层首先是肥沃的土壤，同时还有植物根与茎的结合部和枢纽，对应的分别是中国社会宗教伦理和中国的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 可以想象一个近代的植物学家（而非传统中国的采药师）在森林里工作的景象：拿着齐全设备的Mr. White在X森林里走了3.2km之后发现了珍稀草本植物K，他为此发现感到兴奋的同时从工具箱中取出设备将土壤进行取样并制成标本以供带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他同时观察了周围的植物生长状况，他发现乔木F非常高大……回到实验室，他利用一系列仪器开始了快乐的实验和思辨之旅，他惊喜地发现这里土壤的特殊构成……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说到底与这种实证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韦伯并未到中国切实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论述主要基于史书、报道和相关的研究论述，以及他光芒四射的思辨。基于中国的“影（印）像”资料的加工和思辨形成的二次“影像”必然有更多失真。
而且，韦伯进行这些分析和论述更主要的是要用中国的不成功来佐证西方的成功，逻辑是“清教伦理——西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生”。这就像研究研究苹果树未能结出桃子一样，逻辑类似于“因为只有桃树能产桃子，苹果树不是桃树（分列苹果树所不具备桃树的特点ABCD），所以苹果树不能产桃子”。然而，苹果树虽不能结出桃子，但能结出苹果——这就是说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和在不被干扰前提下发展的不同未来。
这也是之所以说韦伯研究的仅为“浅地表”而非整个土壤层的缘故。整个土壤层是植物系统吸收营养的总来源。韦伯之所以关注宗教伦理，主要是基于对西方社会发展特点的研判；而中国的国情迥异于西方，也往往更加复杂。那么，儒教与道教等之外，是否还有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力量的存在？韦伯虽然努力去揭示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但《儒教与道教》与这一目标实在有较大差距。
四、传统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儒教与道教》成于1915年，但未将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纳入关注视野；韦伯逝于1920年，自然无法目睹近九十年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但不可否认，儒教与道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思想被广泛认为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因素，因此“打倒儒家店”成为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对此批评说：“儒家是粮店……五四时期……偏偏要打倒粮店。让中国人只好吃洋面包，结果不习惯，胃出了毛病。” [6]
这种不习惯是中国现代化痛苦的重要来由。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唯一标准的现代化被长期认为与儒家等伦理相斥。但197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开始让人们转变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關系的认识。许多学者认为，亚洲（东亚、东南亚）的崛起，说明儒教的部分精神可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伦理基础。例如，时政中推行的和谐社会等思想来自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一些道德也受到强调——尽管这些措施的目的与王朝的政策有一定差异，其要解决的问题和效果也未必与现代化全然一致。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传统宗教伦理依然保持着稳固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学者也在为“国学”的复兴奔走呼喊——这让人联想起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的追忆和呼求更是中国社会正在进行深刻变革的体现。
结 语
《儒教与道教》一书对中国社会宗教伦理的分析和批判放在当下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不管我们多么地不愿意承认儒教与道教就一定让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世界毕竟不是相互隔绝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让在传统的“魔咒”之中“不能自拔”的中国保守枪炮之苦。这一历史教训深刻。
尤其是，作为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量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宗教伦理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著作中也得到阐释。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东方的这一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为在儒教与道教等传统社会宗教伦理支配下，东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发展科学技术上的好奇、兴趣、方法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传统宗教伦理也成为制约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由萌芽走向勃兴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一结论同样涵盖于其对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关系不畅与难谐之中。
但无论如何，儒教与道教等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不可能也不应该被轻易打破。我们更应本着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传统，而不是彻底否定而拥抱“西化”。援引前文中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让苹果树长出桃子，而是让苹果树长出更大的苹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本书第38页。这一点也是中国与西方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区别。
[2] 不同力量之间关系复杂，“博弈”关系关注的是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
[3] 本书第212页。韦伯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于神秘主义者（即道教徒）态度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
[4] 本书第231页。韦伯对此的解释是“这完全决定于道教专事以巫术为取向的救世技术”。
[5] “浅地表”并非生态学上的学术用语，此处用该词表示土壤层最上面的一层，这里的各种交换最为频繁。
[6] 南怀瑾对儒家的论述出自南怀瑾著《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