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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庆阳革命歌谣是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的形象记录，也是民众政治心理的最直接写照。其政治心理具有认知单纯、态度鲜明、动机现实的特征。庆阳革命歌谣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庆阳 革命歌谣 政治心理
甘肃庆阳是西北最早建立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地区。1929年刘志丹进入庆阳，点燃了这片热土上的革命星火。当地军民在原有山歌民谣的基础上溶入饱含战斗激情的新鲜词汇，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歌谣。这些革命歌谣，因其宣传赤色革命的政治倾向强烈，故而也称“红色歌谣”。笔者将对庆阳革命歌谣所展现的民众政治心理进行分析，以期为庆阳革命老区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
一.庆阳革命歌谣的生成
庆阳民间歌谣源远流长，靓丽多姿。远在周代，时属北豳的今庆阳市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收录于《诗经》的《豳风·七月》《大雅·采薇》《豳风·东山》等吟咏古豳先民生活、劳动和社会风貌的歌谣。自古以来，歌谣就是劳动人民心声的真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赋予了庆阳歌谣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更加强盛的生命力、战斗力，开辟了庆阳歌谣的新境界。从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激发了苏区民众的革命热情，他们自发创作了大量革命歌谣，运用熟悉的民歌民谣形式揭露旧社会、抨击反动派、支持革命军、憧憬新生活，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庆阳革命歌谣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歌的比兴手法，章节自由，句式灵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红色歌谣把新的革命词汇和革命道理融入歌谣当中，时代特色鲜明。庆阳革命歌谣大部分是民众自己创作的，最真实地反映了苏区民众的生活和心理，具有真实性。红色歌谣因革命而生，其内容是对当时革命斗争实践和革命思想的真实反映，充满了革命激情，具有革命性。红色歌谣植根于民间艺术，为民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群众性。可以说，庆阳革命歌谣是苏区军民在继承古代民歌民谣艺术手法的基础上，接受时代革命斗争洪流激荡而产生的时代之歌。
二.民众政治心理在革命歌谣中的展现
政治心理，指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1]（p113）以军民集体创作为主的庆阳革命歌谣是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的形象记录，也是民众政治心理的直接写照。
（一）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憎恨和反对
庆阳地理位置偏僻，生存环境恶劣，文化闭塞，經济落后。由于长期遭受军阀的残酷统治和封建地主的血腥剥削，当地的大多数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白日里出的哟牛马力，黑夜间睡的哟牲口圈”[2]（p4），“焦头头筷子泥糊糊碗，穷人的日子难上难”[2]（p10），这是对贫富悬殊世道的血泪控诉。而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基层官员的趁机贪污使当地老百姓陷入妻离子散的困境之中：“催粮员，真有钱，一年能刮几千元。小百姓，实在冤，卖了牛羊又卖田”[2]（p13），“拆房卖瓦交洋款，槽上牛驴都卖完”[2]（p12），这字字血、声声泪，流淌着的不仅仅是苦难冤屈，更是仇恨和反抗怒火。
（二）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拥护和爱戴
共产党一到庆阳，就一心为穷人谋利益：“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若要不反，离死不远;大家起来，实行共产。”[2]（p93）共产党带领苏区民众翻身解放，民众对共产党充满了崇敬和爱戴。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救星，是太阳：“共产党来救星来，穷人翻身见太阳”[2]（p95）;他们把共产党领袖当作救命恩人：“南梁来了刘志丹，要把世事颠倒颠”[3]（p15）;“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苦根翻了身”[3]（p101）。因此，他们誓死跟随共产党，永不离弃：“穷人离了共产党，黑里走路没方向”[3]（p50），“娃娃吃奶不离娘，穷人离不得共产党”[3]（p190）。这种拥护和爱戴最终成为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动力之源。
（三）对红军的认同和信任
红军进入庆阳后，一方面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给穷人以土地，打击恶霸，帮助女子放足。通过建立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民众充分的信任。他们把红军视同家人：“百姓红军是一家人，打倒豪绅享太平”[3]（p36）。尤其是在红军离开之时，民众更是依依不舍：“红军前脚走，大人娃娃后脚跟……爷爷拿出老旱烟，奶奶送上糖油饼”[3]（p48）。红军离开后，民众怀念红军，并坚信红军还会回来：“花儿开在崖畔上，红军常在咱心上”[3]（p52），“鲜花谢了还要开，红军走了还要来”[2]（p147），民众对红军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如此坚定。
（四）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参与
庆阳苏区民众深刻地意识到，只有跟着红军干革命，才能求得民主平等、谋得自己幸福。他们一方面积极做好对革命事业经济上、物质上的支持：“太阳出来照北崖，妹子崖下做棉鞋，做下棉鞋接红军，红军不来苦难挨”[3]（p90），“大妈河边洗衣裳，棒槌打得响连天。洗下衣裳给谁穿，子弟兵来千千万”[3]（p88）。另一方面青年人都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老人、妇女则满心支持家人参军，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事业：“情郎哥哥随红军，妹妹送你上路行”[3]（p56），“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八路军”[3]（p73），苏区民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参与踊跃而执着。
（五）对新制度的憧憬和向往
庆阳苏区民众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带领下，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新制度、新社会满怀憧憬和希望。人民政府除旧布新的举措让长期受压的民众感受到了新社会、新制度的温暖。从包办买卖婚姻、缠脚陋习中解放出来的广大妇女终于扬眉吐气：“妇女婚姻自由了，自己对象自己找”[3]（p95），“大脚就比小脚强十分，样样工作都能行”[3]（p89）。在革命过程中，苏区民众渐渐形成了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没有压迫和剥削，共产主义多光明，不缺吃来不缺穿，大家都是平等人”[2]（p192），他们激情满怀，矢志不移地投身到实现理想的革命洪流中。
关键词：庆阳 革命歌谣 政治心理
甘肃庆阳是西北最早建立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地区。1929年刘志丹进入庆阳，点燃了这片热土上的革命星火。当地军民在原有山歌民谣的基础上溶入饱含战斗激情的新鲜词汇，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歌谣。这些革命歌谣，因其宣传赤色革命的政治倾向强烈，故而也称“红色歌谣”。笔者将对庆阳革命歌谣所展现的民众政治心理进行分析，以期为庆阳革命老区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
一.庆阳革命歌谣的生成
庆阳民间歌谣源远流长，靓丽多姿。远在周代，时属北豳的今庆阳市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收录于《诗经》的《豳风·七月》《大雅·采薇》《豳风·东山》等吟咏古豳先民生活、劳动和社会风貌的歌谣。自古以来，歌谣就是劳动人民心声的真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赋予了庆阳歌谣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更加强盛的生命力、战斗力，开辟了庆阳歌谣的新境界。从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激发了苏区民众的革命热情，他们自发创作了大量革命歌谣，运用熟悉的民歌民谣形式揭露旧社会、抨击反动派、支持革命军、憧憬新生活，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庆阳革命歌谣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歌的比兴手法，章节自由，句式灵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红色歌谣把新的革命词汇和革命道理融入歌谣当中，时代特色鲜明。庆阳革命歌谣大部分是民众自己创作的，最真实地反映了苏区民众的生活和心理，具有真实性。红色歌谣因革命而生，其内容是对当时革命斗争实践和革命思想的真实反映，充满了革命激情，具有革命性。红色歌谣植根于民间艺术，为民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群众性。可以说，庆阳革命歌谣是苏区军民在继承古代民歌民谣艺术手法的基础上，接受时代革命斗争洪流激荡而产生的时代之歌。
二.民众政治心理在革命歌谣中的展现
政治心理，指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1]（p113）以军民集体创作为主的庆阳革命歌谣是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的形象记录，也是民众政治心理的直接写照。
（一）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憎恨和反对
庆阳地理位置偏僻，生存环境恶劣，文化闭塞，經济落后。由于长期遭受军阀的残酷统治和封建地主的血腥剥削，当地的大多数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白日里出的哟牛马力，黑夜间睡的哟牲口圈”[2]（p4），“焦头头筷子泥糊糊碗，穷人的日子难上难”[2]（p10），这是对贫富悬殊世道的血泪控诉。而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基层官员的趁机贪污使当地老百姓陷入妻离子散的困境之中：“催粮员，真有钱，一年能刮几千元。小百姓，实在冤，卖了牛羊又卖田”[2]（p13），“拆房卖瓦交洋款，槽上牛驴都卖完”[2]（p12），这字字血、声声泪，流淌着的不仅仅是苦难冤屈，更是仇恨和反抗怒火。
（二）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拥护和爱戴
共产党一到庆阳，就一心为穷人谋利益：“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若要不反，离死不远;大家起来，实行共产。”[2]（p93）共产党带领苏区民众翻身解放，民众对共产党充满了崇敬和爱戴。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救星，是太阳：“共产党来救星来，穷人翻身见太阳”[2]（p95）;他们把共产党领袖当作救命恩人：“南梁来了刘志丹，要把世事颠倒颠”[3]（p15）;“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苦根翻了身”[3]（p101）。因此，他们誓死跟随共产党，永不离弃：“穷人离了共产党，黑里走路没方向”[3]（p50），“娃娃吃奶不离娘，穷人离不得共产党”[3]（p190）。这种拥护和爱戴最终成为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动力之源。
（三）对红军的认同和信任
红军进入庆阳后，一方面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给穷人以土地，打击恶霸，帮助女子放足。通过建立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民众充分的信任。他们把红军视同家人：“百姓红军是一家人，打倒豪绅享太平”[3]（p36）。尤其是在红军离开之时，民众更是依依不舍：“红军前脚走，大人娃娃后脚跟……爷爷拿出老旱烟，奶奶送上糖油饼”[3]（p48）。红军离开后，民众怀念红军，并坚信红军还会回来：“花儿开在崖畔上，红军常在咱心上”[3]（p52），“鲜花谢了还要开，红军走了还要来”[2]（p147），民众对红军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如此坚定。
（四）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参与
庆阳苏区民众深刻地意识到，只有跟着红军干革命，才能求得民主平等、谋得自己幸福。他们一方面积极做好对革命事业经济上、物质上的支持：“太阳出来照北崖，妹子崖下做棉鞋，做下棉鞋接红军，红军不来苦难挨”[3]（p90），“大妈河边洗衣裳，棒槌打得响连天。洗下衣裳给谁穿，子弟兵来千千万”[3]（p88）。另一方面青年人都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老人、妇女则满心支持家人参军，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事业：“情郎哥哥随红军，妹妹送你上路行”[3]（p56），“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八路军”[3]（p73），苏区民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参与踊跃而执着。
（五）对新制度的憧憬和向往
庆阳苏区民众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带领下，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新制度、新社会满怀憧憬和希望。人民政府除旧布新的举措让长期受压的民众感受到了新社会、新制度的温暖。从包办买卖婚姻、缠脚陋习中解放出来的广大妇女终于扬眉吐气：“妇女婚姻自由了，自己对象自己找”[3]（p95），“大脚就比小脚强十分，样样工作都能行”[3]（p89）。在革命过程中，苏区民众渐渐形成了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没有压迫和剥削，共产主义多光明，不缺吃来不缺穿，大家都是平等人”[2]（p192），他们激情满怀，矢志不移地投身到实现理想的革命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