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一个被诗神所钟情的诗人一样，张琳从写下第一首诗开始就将诗与人自觉地结合为一个自然共同体，她的诗仿佛一块璞玉，不经雕琢就已经发出温润的光泽。
　　评论家吴思敬在一篇关于张琳诗歌的短文中说：“诗人张琳绝对是有一颗通灵之心的。”“读张琳的诗，你会吃惊于她对诗意瞬间的捕捉能力，她只要写出来，就带来了一个充满诗意情趣的美好世界。”
　　这无疑是对一个诗人写作准备与写作能力诚恳的认同。
　　我一直以为，艺术无非是回答一个关于美的问题，而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集体努力为悬而未决的美寻找一个完美的家园。
　　对于一个出生于1989年的诗写者而言，她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她可以沿着几代诗人共同发现的林中路欣然接近艺术的圣殿，同时，她的局限性也会由此而生，当她靠近圣殿门口的时候，可供容身的地方已经不多。幸运的是，诗人张琳在承上启下的十字路口未经犹豫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她的诗丝毫没有娱乐时代的浮躁，也没有消费时代的飘忽，诗人用一颗诗心成功地绕过了流行写作的藩篱，她总是可以从日常中看见光芒，从平淡中获得力量。
　　讀张琳的诗，最令人惊讶的是她在虚实之间游刃有余的平衡能力。一个诗人不仅要写出眼中之美，更需要写出心中之美。
　　美国诗人惠特曼清醒地意识到诗人不只是指出那些无言的实物所常常具有的美和尊严，而是指出现实与他们灵魂之间的通道。
　　张琳在《蓝调》中写下：让生活的光照进心里/让心里的光来到世上。这是一种近乎禅悟的平静，却说出了诗人与世界长久保持的友好的、秘密的联系。诗人之心，充当了内部与外部的桥梁，来来往往的则是温暖、明亮的光芒。
　　这是因为她深信人间之美由来已久。
　　海德格尔说美是真理。那么，一个懂得赞美的诗人，也就是真理的信使。诗人张琳似乎甘心为美而生，情愿做一个美的传道者。花朵，蝴蝶，月亮，青草，无一不是诗人眼中的浮屠，她愿意皈依这博大的人间之美，用一生，做一个忠实的赞美者。美好的日子应该是这样的：清晨在鸟鸣中醒来，一颗心/托付给温暖的光线。（《像春天一样美丽》）只有体察到细微诗意的人才配得上诗的加冕。一首诗的魅力往往是在宁静如清晨中被鸟鸣和花香流露出来的。张琳的诗总是默默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美好感受，这是源于其真景和真情的和谐统一，诗人看到的物象经由内心的镀金工艺处理之后，化为诗中的意象，巧拙相宜，动静交融。她让自己的灵魂安居在写下的每一首诗中，而每一行诗句又都因为灵魂的在场而富有生命的律动。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的诗集《冬日的交谈》序言中写到：“艺术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诚然，美中永远有不足，然而，艺术不就是肩负着女娲补天般的超常使命吗？
　　“一个人究竟要出生几次/才可以生而为人。”这样的探询犹如钟声，不停地来到读者的耳中，又仿佛海水在天空下荡漾。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诗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解：有诗真好。再不用找家了/不用找故乡了/一行诗足以埋下一个人。这似乎是诗人之所以写诗的因与果，一场精神的还乡之旅给予她醍醐灌顶的美妙召唤，张琳恍然对时间有了近距离的彻察：我将一岁和现在的照片挨着放下/仿佛我刚刚出生/就已长大。（《在一本旧相册中看见自己》），她也由此懂得了：当然，我写什么已不重要/我将一万种事物写入诗中（《别人的孤独》）。是的，诗人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获得了一颗诗心，就像夜晚有了高悬的明月。
　　所有的诗人，实际上终其一生都在完成着同一首诗，这似乎更像一个庄严的唱诗班，他们取消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腾出广袤的天地供我们永恒栖居。一个后来者诗人，听见了前辈诗人的领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去，唱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
　　张琳就是这样的后来者。
　　她有着先天的歌唱禀赋，也有着从容不迫的言说能力。生活中的细小浪花一经她的注视就有了险绝的瀑布之形。她写爱，写美，她写什么，什么就有了诗意的美好。
　　作为一个被诗选中的人，张琳显然乐意做一个诗人。
　　在一个去抒情化的时代，张琳坚持着自己的现代抒情品质，这是诗赋予她的一种音调，也是她为诗带来的新的荣耀。作为诗人的张琳，她“看见什么/什么就高如星辰”（《夏日咏叹调》）。她似乎愿意做这光芒的一部分，美的一部分。她总是想掠过浮华的表面深入其中，将光芒和温暖辗转传递给我们。无论青草、雪花、雨滴等自然的恩宠，还是萦绕心间挥之不去的记忆，都从诗的小径找到了她。在张琳的诗中，我们可以与朴素而永恒的事物邂逅，感受到自然无痕的文字力量，可以看见她不遗余力通过诗歌修补着不完美的世界。
　　博尔赫斯说诗人是一个伟大的做梦者，对张琳而言，那无疑就是一个最美的做梦者做着最美的梦。
　　责任编辑|李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