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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话：
电视和报刊一样，都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本来，一家电视台开办一档栏目是非常平常的事，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那要看这是哪家电视台开办的什么内容的栏目。就说央视开办的《百家讲坛》。本来，在这个栏目刚开始办的时候，尽管有刘心武讲《红楼梦》，但始终没能真正把大众的眼球吸引过去。可是，自从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登上了《百家讲坛》“品三国”后，其意义就不同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易中天和《百家讲坛》在2006年尽显文化潮头。紧随其后，《百家讲坛》又相继推出纪连海、阎崇年，直至出现于丹讲《论语》，真可谓把《百家讲坛》演绎成大众文化的神坛。诚然，《百家讲坛》在向大众传播历史文化方面确实有着它积极的意义。然而，在我们看过数家讲座后，我们会发现有的专家学者在叙述历史、品评人物时，并非完全以科学的唯物史观去审视，往往根据自己的好恶去戏说。粉丝们其实从内心里并不仅仅关心专家们所讲的历史究竟怎样，而更欣赏的是专家们讲座的形式。我们虽然没有能力要求每个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去钻进历史的故事里，但我们有责任提醒人们在娱乐的同时，应该自觉地树立起辩证的唯物史观。作家石英先生的下面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我们打开一条认识《百家讲坛》这一文化现象的通道——
据说近期以来，不论是文学中之散文还是电视中的相关栏目，一沾个“史”字的都能受到听众和读者的青睐，而且有愈来愈“火”之势。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各行各业的求知者，或因过去成长中的某个时期，文史方面知识由于各种原因而缺乏，或因虽曾雨过地皮湿地“过”了一遍，但都不甚了了，偶尔打开电视，见到某某“讲坛”相关栏目，一听一看颇觉有趣，甚至极为新鲜，在许多情况下，不似久别，但像是乍遇而倾心。
这无疑是个增长知识，丰富生活内容，也没准儿还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渠道。
不过，这中间也未见得能事事如意，人人称心。在我看来，难免还是良莠不一，清浊杂糅，也难怪在下面还有种种争议，仔细翻检与回味，确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
但当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听阎崇年先生讲到与袁崇焕有关的几课，我心头不禁为之一振。这样的宣讲内容还有阎先生在讲解中那种感情与气势，都使我有一种久违之感，也是我期盼已久的“课目”。我曾经在年前的一篇文章最后情不自禁地感慨并呼吁过：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有那么多赤心烈胆的杰士仁人，有那么多在各个方面为民族为后世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中最突出的代表无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在他们身上秉有一种浩然正气，他们的思想代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自不必说，其作为往往都是自觉地为社会与人生做着最大的贡献。注意，是自觉的，不是那种曲里拐弯的“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云云。那么，为什么我们“最有地位、最不可代替、波及面最广泛”的传媒工具不在“讲坛”上多安排讲讲这样的一些人和他们的作为呢？难道他们的名字和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作为在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励志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过时了？还是因为我们老中青国人的头脑中已经塞满了先贤的名录和故事已觉不新鲜了呢？我反复思量了之后，觉得好像都不是。上述第一个设问不难明白，绝对没有过时，而且我们今天的一些能感动国人的先进人物身上就秉有这种浩然正气；设问之二好像也不是，从电视镜头上看，当大腕讲授者所讲的内容本是在以往乡里农夫口耳相传中已经滚瓜烂熟的历史（或戏曲中）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眼前我们听众听着似乎都很新鲜，常作眉开眼笑状，这说明他们的知识需求还是很有容量的。那么第三个设问呢，分明也不是，阎崇年先生所讲就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这就是——
袁崇焕自福建邵武县令请缨远赴辽东征战至他被诬陷而惨遭杀戮以及他身后发生的种种事态，不仅不沉闷，而且其事本身不加任何虚饰就颇具故事性。再者，这里所说的故事性与另外些人的故事性不同点还在于：其每节每段都浸沥在事主胸中的浩然正气之中，毫无权诈卑微的“佐料”在内。至于袁崇焕英烈的详细事迹不作铺叙，阎崇年先生已讲得十分到位。这里只强调三点：
一是过去有人只把袁崇焕指挥的明军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麾下的后金（清）八旗军视为民族之间的攻防厮杀；或者仅视为袁大督师为维护明朝皇帝的权位而阻止清朝统治者取而代之。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的逻辑。当我们统查了袁崇焕当时能够剖露心迹的资料和他的全部行为上看，他在忠君卫疆的旗号下，实质上是担负了反欺凌反掠夺保土卫民的最重大最艰难的责任。因为当时明军从总的方面说是守的一方，而后金（清）军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攻略之势，在他们完全占领辽东并几次突进关内直凌直棣、山东等地，并施以烧杀劫掠的暴行。所以，袁崇焕的守土抗清的实质意义是正义的行为。如果只是表面的、机械地着眼于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厮杀而不作更深层的透视，是永远不能洞察问题的实质的。
二是袁崇焕面对辽东虎偏向虎山行，明知众皆畏葸披靡却自从容迎敌，而且必欲胜之。他本来是能够做到的，但由于各种条件所掣肘乃至破坏，他空有一腔宏志终于付诸东流，而且遭寸磔惨死。应该说，他是彻头彻尾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守土保民他一腔公义，给后世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三是从袁崇焕的悲惨结局中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无信、无义、无行，他们施暴往往对准正直有为的人中之杰，民族脊梁，因为后者是他们最主要的猜忌对象。也许正因如此，笔者在二十年前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阴谋与猜忌一见钟情，崇祯与皇太极既是死敌又是情人”。事实的真相是：皇太极的恶毒反间计，加大了崇祯对大功臣袁崇焕的猜忌。袁也就成为他们联手“杰作”的牺牲品。
正因如此，当闫崇年先生充满感情地推崇袁崇焕的“浩然正气”时，我由衷地表示称赞，并感到由于这种注入也使“讲坛”增加了不少正气。
正气者，按古人的定义是“至大至刚”之气，是人的最高正气和节操，“皆合于义”。文天祥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溟。”文天祥是不折不扣地实践了他对正气的信仰。
稍许遗憾的是，充塞于一些“讲坛”中的“课目”，所讲得一些历史段落、人物和他们的种种轶事，能够体现出的这样鼓荡人心的浩然正气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讲授者态度还是严肃的，用事也是严谨的，客观地给了我们一些某个历史段落、历史事件比较系统的知识，这应该说也是必要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尚有许多的“课目”内容则是统治集团、权诈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阴谋斗法，最高宫闱内的私秘险情考据和他们令贪婪者艳羡的纵情展示，还有封建统治者乖戾变态、无所不用其极地虐杀和虐待狂种种，较为轻松些的则是风流士大夫的家世考据以及传说轶闻的玩味……我不是说这些“课目”的内容有所不可，或者低估了它们的受众面和“卖点”，也不是说一提浩然正气就得一味板着脸地沉重再沉重，不是的，而是说——
不论讲的是哪段历史，哪个人物，都或多或少得有一种较为正确的评价，说出来也好没有直说出来也罢，说穿了任何的“客观”都还是有倾向的，都是有无可掩饰的评价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只是倾向面大小强烈程度不同罢了。这里的标准和分界线仍是正邪与善恶，如果说到了某个时候这些界线和区别点就没有了，那是“赚人”。即使是采取玩味、调侃、自我欣赏的插科打诨，表面上是轻松了，内瓤里还是摆脱不了自己的感情倾向。
还有一种说法：只是传播知识，不承担教化之责。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不管如何虚称，凡是讲了，就有教化的成分，而听者，就有被教化受影响的成分，只不过是教化的是什么，受了什么教化而已。
教化了什么，我没有做过精细的调查，不知那些大睁着虔诚的眼睛的听讲者还有多得无数倍电视听众们都得到哪些有益的收获，反正就我粗略地加以统计的结果：一些“讲坛”主流的“课目”还是以皇帝、皇后及皇帝身边帮闲们的功业和轶事，间有文人、艺术家的内容其侧重点也值得商榷。
这一直是我有所解而又未得全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影视、小说随之而来的又有热播的“讲坛”，那么倾情于皇帝、后妃和权贵之类！我们今天不必简单地只是宣讲人民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但要说就是皇帝、后妃与他们有关的权贵大腕创造了历史恐怕也是一种不无悖谬的颠倒。当然，中国是一个盛产皇帝的国度，自秦至清末大小有四百多位。刨去少量建功立业夺得皇位的开国皇帝如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稍后几代又有汉武帝刘彻）、隋文帝杨坚、唐太宗（称之为高祖李渊，实质上应属太宗李世民）、宗太祖赵匡胤（虽系“黄袍加身”，但勉强可真），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朝复杂一些，入关前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入关后名之为清世祖福临，真正巩固大业者应为清圣祖玄烨（康熙）；再加上更少量的所谓“中兴之主”，如东汉光武帝，以及在风雨飘摇中被别人扶上皇帝宝座以续“大统”的德东晋元帝司马睿、南宋高宗赵构，还有中间篡夺了政权却还不失之有作为的大周皇帝武则天，明成祖朱棣；当然，还可以算上虽无皇帝名分以行皇帝之实后被追封的魏武帝曹操。这几类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二十人。其他的呢，大部分多是尚能守业者、勉强支撑者、平庸混饭者、及时行乐者、踢球打弹者，炼丹服药不理朝政者，被太监、权臣簇拥、阿谀、忽悠的傀儡或半傀儡，偶然也有稍具头脑、忽发灵感、有改良天意而倏忽流产者。只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强大惰力往往能使之“自转”而延续下来。这是一个很有趣也令人苦笑的历史现象。
然而，另有一个被人严重忽略的有力支点却是十分有形的，而且是十分突出而鲜明的现象，这就是那些杰士良将往往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危难于人众惶乱之前。而且往往由于他们对侵凌者进行了有效抵抗和英勇进击，使那个皇朝的命运转危为安，相对安定的局面得以延续。举例说：南宋初年正是由于岳飞、韩世忠（包括其妻女将梁红玉）连创大捷，才使南宋皇朝的偏安局面得以保持，不然金军完全可能大举过江，直破临安（杭州），赵构的政权势必难保。明朝中叶倭寇极其猖獗，东南数省备受侵凌，生灵涂炭，只是因为稍后涌现出戚继光等抗倭将领，才使倭患得以平定，从而使一日数惊的明皇朝当局暂时稳定下来。稍早些时，公元1449年，土木事变，瓦剌却俘获了明英宗并寇犯北京，正是于谦组织兵民英勇抗击，不仅保卫了北京，也使明朝运祚得以延续。另如南宋末年之四川合川钓鱼城，在历届守将余玠、张珏等组织率领下，发扬了人自为战、城自为战的大无畏精神，数十年此城不破，一直延续到南宋都城沦陷政权败亡之后若干年，慷慨悲壮，可歌可泣。更不必说上述之袁崇焕，实际上正是由于他连获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并驰援了京师，才使垂危的明朝政权得以延续了一二十年。因为在袁之前与袁之后，明朝对后金（清）军基本上都是败绩，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使皇朝局面得以稳定（或暂时稳定），城地士民相对得以保全，无不是英才志士一身忠勇，组织号召民众全力抗击的结果。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恰恰又是大义、大勇秉天地之正气的民族脊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才是使国家民族命运不致沉落至极的杰出代表。从本质上说，大部分历史进程恰恰不是皇帝自身发挥的“天子”英才的结果。刚好相反，常常是由于“天子”的骄奢淫逸、腐败无能，才往往导致了江山的颓败。譬如：北宋末年，如果不是皇帝老儿徽宗赵构宠信“六贼”，而竭力排挤阻遏主战的宗泽、李纲等人，开封很可能会得以保卫， 徽、钦父子俩也很可能不至被掳至五国城沦为了死囚。
事情是这样一清二楚，但匪夷所思的是：何以堂而皇之的“讲坛”对于皇帝、后妃、权贵、帮闲之辈是如此慷慨大方，而对顶天立地、正气浩然的民族脊梁却恁般的吝啬？难道只要沾了些皇气，哪管是凑数儿的哀帝、殇帝之类也比慷慨悲歌、铁肩义担的非龙种们更要另眼相看吗？
这里并不是说，对皇帝老儿不准大讲特讲，也不是说帝后妃们的轶事不是知识，而是说其兴趣倾向往往有意无意是在这类至尊的权贵身上，对他们实在逃不过的劣迹乃至罪过也多是一语带过，或轻描淡写。如将“讲坛”的内容汇集拢来，给我的基本感觉是：中国浩浩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后妃、权贵、帮闲们的活动史，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令人眼花缭乱的尊荣，灭绝人性的诈谋，以致不乏风流的冶游，等等。唯一缺乏的就是上述那种激撼人心的正气，其正属于脊梁的义行。人们其实已够宽容，深知对于至尊和权贵不能与平民以至一般士子统一标准，也理解这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不能采用一种“鉴定表”，但也不能绝对的双重标准对君王只重“业绩”不问人品。我们知道对于后来成为圣明天子“天可汗”的大唐太宗李世民杀死兄长和胞弟（尽管其人品尚欠端正）不能像对一般人那样应追究其“故意杀人罪”，但也不能对另一位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予像样的谴责。不说别的，就是这位洪武帝仅在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个案子中的虐杀狂，即造成数万人身首异处（有说是近十万人）。这么多人中，焉有那么多的政敌骨干分子，毫无疑义多数是胡乱株连的无辜之众。这在明朝初年经过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的基数中，肯定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比例。难怪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朱棣夺取皇位后也虐杀了不驯从于他的方孝孺“十族”，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当我们大写特写这位明成祖委派郑和带领庞大船只“下西洋”的成就之余，对于他的这种虐杀他人的恶行是不是不应那么轻描淡写，是否还应带点义愤多说上几句呢？
否则，如果应有的义愤也没有了， 义薄云天的志士当然也就缺席了。我们当然大可不必像过去某个时间段那样，对于至尊、至圣、至宠之类人物口诛笔伐，举行现场批判会，却也不宜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我联想到小时候在故乡读解放区出的课本，几乎均将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似有取代帝王、喧宾夺主之势。这肯定是另一种偏颇，但也不宜因此而不加分析地贬斥为盗贼、腐化分子带着一帮乌合之众呀！
所以弄来弄去，还得把至尊、至圣、至宠们请出来，在“讲坛”上作为主导。如上所述，几个“圣明天子”也就把一大帮混吃混喝的续大统的子子孙孙甚至“哀帝”“殇帝”都带起来了，好像真的都那么金碧辉煌、熠熠生辉了。
不，那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不应忽略不应轻视了中国历史上那些除至尊、至圣、至宠们以外的仁人志士，更能激发人们奋勇前行的“脊梁”。他们中不仅有披坚执锐、戎马万机的时代烽火中的英烈，也包括那些类如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以光辉的思想照耀夜空的杰出思想家，还有其他领域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亚于某些至尊、至圣的杰出人物（虽然未必要像秤和戥那样论斤论两）。他们往往以非凡的精神境界和业绩而充满传奇色彩，绝不会如某些抱偏见者所虑的那样缺少“故事性”与“卖点”。当然，如硬要将庄严的内容解释和勾兑成带有娱乐性的笑料那宁可不上“论坛”也罢。
至于帝后之属在影视和“讲坛”上何以具有长盛不衰的“卖点”，这些年人们作过反复探索，我为此也写过几篇文章力图释析，此处不想赘述。将所有的因素提炼为一点，还不能脱离鲁迅先生当年一针见血指出的国民性问题。至少在相当一些人的头脑中，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有一种生成基因般的崇恭，对帝后妃们的享乐无度的生活抱有某种神秘感和急于了解的探求欲。这正如许多人们对富豪的心理感觉，也许一部分人在求之而不可得之后便产生出“仇富”心理，但对更多的人说来，恐怕主要还是“羡富”。在封建社会里更是如此，少部分人仇富者有可能揭竿而起，乃至于酿成对皇朝当局的造反行动；但在我看来，更多的人还是为顶礼膜拜的思想所主宰，奉“圣明天子”为神祇。这种影响虽历经千数百年也还可能相当强劲；而到今天在商品大潮的推助下极有可能在某些人头脑中重新发酵，与某种浮躁心理、享乐思想一拍即合。纵不能真的称为帝后妃，也可以大大追恭一把，甚至做一点变相实验也好。
精神力量的弱化、道德水准的滑坡，也许在一定的时期内其恶果还未完全显露，至少从表面上还没有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但如不予充分重视，使许多人思想中和行为上物欲膨胀，那结果可想而知。所以，目前大力倡导正确的荣辱观是非常及时的，五光十色，极端膨胀的物欲对于意志薄弱、防线松弛的人们诱惑力颇大，什么英雄行为，什么浩然正气，什么是非荣辱，甚至就连做人底线民族气节也会视若敝屣。
而且，从历史上的一些忠烈之士的结局来看，的确往往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于是生死大关便成为一个最严峻的考验。而一些投机取巧，以卑污而求荣的奸佞在一定时期内又的确不须涉险，且恩荣有加。仅以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风波亭冤案为例，飞时仅39岁即遭惨死，而主谋和凶手秦桧则活了65岁，对飞酷刑逼供具体搞“莫须有”罪状的万俟则活了75岁，作伪证置飞于死地的张俊69岁，东窗设计的主谋之一、秦桧之妻王氏卒年未考，但他们都是“善终”则是确凿的。不过，他们死后终于还是没逃过正义的惩罚，杭州西湖岳坟前跪着遭唾弃的四个铁人就是下场（当然近年来，也有人吵嚷要叫铁人站起来，恐也难）！
英雄之所以伟大与可敬，是因为他们为了国家命运、民族大业付出了很多很多，包括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生命。仅自宋至清的近千年间，顶天立地正气浩然的著名民族英雄，除戚继光、郑成功等极少数得以“善终”外，多数则悲壮地死难。然一人倒下，国家民族命运不泯；躯体虽捐，气冲霄汉，其精神力量鼓舞着世代后来者，为国家民族做出最大的奉献，英雄们（包括近世的英雄杨靖宇、方志敏、赵一曼、张自忠等）永远是民族的骄傲，做人的楷模。我们这里讲他们不畏死，不是说不去珍重生命，而是要从英雄的身上汲取那种无尽的精神力量，使人间多一些正气，生活中多一些真善美；使邪恶之气、假恶丑的东西受到应有的遏制，而不至正邪颠倒，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岂不悲夫？
物欲是“好玩”的，但如果物欲横流也是危险的。物欲走向极端化则是“躯体价值论”，仿佛一夜间明白了身体和器官的无价而期望无限地加大使用和发挥。在文学上的“下半身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物欲极端化的折光反映，也可以说是一种变态的追逐。其规律是：只重物欲而消解精神价值，结果是肉虽肥硕亦是腐肉；而在精神力量支持之下的物质需求，则可保鲜，是真营养。
总之正气弱化必然邪气近身。正因为如此，所以听阎崇年带着感情讲浩然正气，虽在“讲坛”上初见端倪，也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电视和报刊一样，都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本来，一家电视台开办一档栏目是非常平常的事，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那要看这是哪家电视台开办的什么内容的栏目。就说央视开办的《百家讲坛》。本来，在这个栏目刚开始办的时候，尽管有刘心武讲《红楼梦》，但始终没能真正把大众的眼球吸引过去。可是，自从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登上了《百家讲坛》“品三国”后，其意义就不同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易中天和《百家讲坛》在2006年尽显文化潮头。紧随其后，《百家讲坛》又相继推出纪连海、阎崇年，直至出现于丹讲《论语》，真可谓把《百家讲坛》演绎成大众文化的神坛。诚然，《百家讲坛》在向大众传播历史文化方面确实有着它积极的意义。然而，在我们看过数家讲座后，我们会发现有的专家学者在叙述历史、品评人物时，并非完全以科学的唯物史观去审视，往往根据自己的好恶去戏说。粉丝们其实从内心里并不仅仅关心专家们所讲的历史究竟怎样，而更欣赏的是专家们讲座的形式。我们虽然没有能力要求每个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去钻进历史的故事里，但我们有责任提醒人们在娱乐的同时，应该自觉地树立起辩证的唯物史观。作家石英先生的下面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我们打开一条认识《百家讲坛》这一文化现象的通道——
据说近期以来，不论是文学中之散文还是电视中的相关栏目，一沾个“史”字的都能受到听众和读者的青睐，而且有愈来愈“火”之势。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各行各业的求知者，或因过去成长中的某个时期，文史方面知识由于各种原因而缺乏，或因虽曾雨过地皮湿地“过”了一遍，但都不甚了了，偶尔打开电视，见到某某“讲坛”相关栏目，一听一看颇觉有趣，甚至极为新鲜，在许多情况下，不似久别，但像是乍遇而倾心。
这无疑是个增长知识，丰富生活内容，也没准儿还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渠道。
不过，这中间也未见得能事事如意，人人称心。在我看来，难免还是良莠不一，清浊杂糅，也难怪在下面还有种种争议，仔细翻检与回味，确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
但当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听阎崇年先生讲到与袁崇焕有关的几课，我心头不禁为之一振。这样的宣讲内容还有阎先生在讲解中那种感情与气势，都使我有一种久违之感，也是我期盼已久的“课目”。我曾经在年前的一篇文章最后情不自禁地感慨并呼吁过：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有那么多赤心烈胆的杰士仁人，有那么多在各个方面为民族为后世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中最突出的代表无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在他们身上秉有一种浩然正气，他们的思想代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自不必说，其作为往往都是自觉地为社会与人生做着最大的贡献。注意，是自觉的，不是那种曲里拐弯的“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云云。那么，为什么我们“最有地位、最不可代替、波及面最广泛”的传媒工具不在“讲坛”上多安排讲讲这样的一些人和他们的作为呢？难道他们的名字和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作为在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励志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过时了？还是因为我们老中青国人的头脑中已经塞满了先贤的名录和故事已觉不新鲜了呢？我反复思量了之后，觉得好像都不是。上述第一个设问不难明白，绝对没有过时，而且我们今天的一些能感动国人的先进人物身上就秉有这种浩然正气；设问之二好像也不是，从电视镜头上看，当大腕讲授者所讲的内容本是在以往乡里农夫口耳相传中已经滚瓜烂熟的历史（或戏曲中）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眼前我们听众听着似乎都很新鲜，常作眉开眼笑状，这说明他们的知识需求还是很有容量的。那么第三个设问呢，分明也不是，阎崇年先生所讲就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这就是——
袁崇焕自福建邵武县令请缨远赴辽东征战至他被诬陷而惨遭杀戮以及他身后发生的种种事态，不仅不沉闷，而且其事本身不加任何虚饰就颇具故事性。再者，这里所说的故事性与另外些人的故事性不同点还在于：其每节每段都浸沥在事主胸中的浩然正气之中，毫无权诈卑微的“佐料”在内。至于袁崇焕英烈的详细事迹不作铺叙，阎崇年先生已讲得十分到位。这里只强调三点：
一是过去有人只把袁崇焕指挥的明军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麾下的后金（清）八旗军视为民族之间的攻防厮杀；或者仅视为袁大督师为维护明朝皇帝的权位而阻止清朝统治者取而代之。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的逻辑。当我们统查了袁崇焕当时能够剖露心迹的资料和他的全部行为上看，他在忠君卫疆的旗号下，实质上是担负了反欺凌反掠夺保土卫民的最重大最艰难的责任。因为当时明军从总的方面说是守的一方，而后金（清）军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攻略之势，在他们完全占领辽东并几次突进关内直凌直棣、山东等地，并施以烧杀劫掠的暴行。所以，袁崇焕的守土抗清的实质意义是正义的行为。如果只是表面的、机械地着眼于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厮杀而不作更深层的透视，是永远不能洞察问题的实质的。
二是袁崇焕面对辽东虎偏向虎山行，明知众皆畏葸披靡却自从容迎敌，而且必欲胜之。他本来是能够做到的，但由于各种条件所掣肘乃至破坏，他空有一腔宏志终于付诸东流，而且遭寸磔惨死。应该说，他是彻头彻尾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守土保民他一腔公义，给后世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三是从袁崇焕的悲惨结局中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无信、无义、无行，他们施暴往往对准正直有为的人中之杰，民族脊梁，因为后者是他们最主要的猜忌对象。也许正因如此，笔者在二十年前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阴谋与猜忌一见钟情，崇祯与皇太极既是死敌又是情人”。事实的真相是：皇太极的恶毒反间计，加大了崇祯对大功臣袁崇焕的猜忌。袁也就成为他们联手“杰作”的牺牲品。
正因如此，当闫崇年先生充满感情地推崇袁崇焕的“浩然正气”时，我由衷地表示称赞，并感到由于这种注入也使“讲坛”增加了不少正气。
正气者，按古人的定义是“至大至刚”之气，是人的最高正气和节操，“皆合于义”。文天祥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溟。”文天祥是不折不扣地实践了他对正气的信仰。
稍许遗憾的是，充塞于一些“讲坛”中的“课目”，所讲得一些历史段落、人物和他们的种种轶事，能够体现出的这样鼓荡人心的浩然正气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讲授者态度还是严肃的，用事也是严谨的，客观地给了我们一些某个历史段落、历史事件比较系统的知识，这应该说也是必要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尚有许多的“课目”内容则是统治集团、权诈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阴谋斗法，最高宫闱内的私秘险情考据和他们令贪婪者艳羡的纵情展示，还有封建统治者乖戾变态、无所不用其极地虐杀和虐待狂种种，较为轻松些的则是风流士大夫的家世考据以及传说轶闻的玩味……我不是说这些“课目”的内容有所不可，或者低估了它们的受众面和“卖点”，也不是说一提浩然正气就得一味板着脸地沉重再沉重，不是的，而是说——
不论讲的是哪段历史，哪个人物，都或多或少得有一种较为正确的评价，说出来也好没有直说出来也罢，说穿了任何的“客观”都还是有倾向的，都是有无可掩饰的评价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只是倾向面大小强烈程度不同罢了。这里的标准和分界线仍是正邪与善恶，如果说到了某个时候这些界线和区别点就没有了，那是“赚人”。即使是采取玩味、调侃、自我欣赏的插科打诨，表面上是轻松了，内瓤里还是摆脱不了自己的感情倾向。
还有一种说法：只是传播知识，不承担教化之责。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不管如何虚称，凡是讲了，就有教化的成分，而听者，就有被教化受影响的成分，只不过是教化的是什么，受了什么教化而已。
教化了什么，我没有做过精细的调查，不知那些大睁着虔诚的眼睛的听讲者还有多得无数倍电视听众们都得到哪些有益的收获，反正就我粗略地加以统计的结果：一些“讲坛”主流的“课目”还是以皇帝、皇后及皇帝身边帮闲们的功业和轶事，间有文人、艺术家的内容其侧重点也值得商榷。
这一直是我有所解而又未得全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影视、小说随之而来的又有热播的“讲坛”，那么倾情于皇帝、后妃和权贵之类！我们今天不必简单地只是宣讲人民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但要说就是皇帝、后妃与他们有关的权贵大腕创造了历史恐怕也是一种不无悖谬的颠倒。当然，中国是一个盛产皇帝的国度，自秦至清末大小有四百多位。刨去少量建功立业夺得皇位的开国皇帝如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稍后几代又有汉武帝刘彻）、隋文帝杨坚、唐太宗（称之为高祖李渊，实质上应属太宗李世民）、宗太祖赵匡胤（虽系“黄袍加身”，但勉强可真），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朝复杂一些，入关前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入关后名之为清世祖福临，真正巩固大业者应为清圣祖玄烨（康熙）；再加上更少量的所谓“中兴之主”，如东汉光武帝，以及在风雨飘摇中被别人扶上皇帝宝座以续“大统”的德东晋元帝司马睿、南宋高宗赵构，还有中间篡夺了政权却还不失之有作为的大周皇帝武则天，明成祖朱棣；当然，还可以算上虽无皇帝名分以行皇帝之实后被追封的魏武帝曹操。这几类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二十人。其他的呢，大部分多是尚能守业者、勉强支撑者、平庸混饭者、及时行乐者、踢球打弹者，炼丹服药不理朝政者，被太监、权臣簇拥、阿谀、忽悠的傀儡或半傀儡，偶然也有稍具头脑、忽发灵感、有改良天意而倏忽流产者。只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强大惰力往往能使之“自转”而延续下来。这是一个很有趣也令人苦笑的历史现象。
然而，另有一个被人严重忽略的有力支点却是十分有形的，而且是十分突出而鲜明的现象，这就是那些杰士良将往往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危难于人众惶乱之前。而且往往由于他们对侵凌者进行了有效抵抗和英勇进击，使那个皇朝的命运转危为安，相对安定的局面得以延续。举例说：南宋初年正是由于岳飞、韩世忠（包括其妻女将梁红玉）连创大捷，才使南宋皇朝的偏安局面得以保持，不然金军完全可能大举过江，直破临安（杭州），赵构的政权势必难保。明朝中叶倭寇极其猖獗，东南数省备受侵凌，生灵涂炭，只是因为稍后涌现出戚继光等抗倭将领，才使倭患得以平定，从而使一日数惊的明皇朝当局暂时稳定下来。稍早些时，公元1449年，土木事变，瓦剌却俘获了明英宗并寇犯北京，正是于谦组织兵民英勇抗击，不仅保卫了北京，也使明朝运祚得以延续。另如南宋末年之四川合川钓鱼城，在历届守将余玠、张珏等组织率领下，发扬了人自为战、城自为战的大无畏精神，数十年此城不破，一直延续到南宋都城沦陷政权败亡之后若干年，慷慨悲壮，可歌可泣。更不必说上述之袁崇焕，实际上正是由于他连获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并驰援了京师，才使垂危的明朝政权得以延续了一二十年。因为在袁之前与袁之后，明朝对后金（清）军基本上都是败绩，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使皇朝局面得以稳定（或暂时稳定），城地士民相对得以保全，无不是英才志士一身忠勇，组织号召民众全力抗击的结果。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恰恰又是大义、大勇秉天地之正气的民族脊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才是使国家民族命运不致沉落至极的杰出代表。从本质上说，大部分历史进程恰恰不是皇帝自身发挥的“天子”英才的结果。刚好相反，常常是由于“天子”的骄奢淫逸、腐败无能，才往往导致了江山的颓败。譬如：北宋末年，如果不是皇帝老儿徽宗赵构宠信“六贼”，而竭力排挤阻遏主战的宗泽、李纲等人，开封很可能会得以保卫， 徽、钦父子俩也很可能不至被掳至五国城沦为了死囚。
事情是这样一清二楚，但匪夷所思的是：何以堂而皇之的“讲坛”对于皇帝、后妃、权贵、帮闲之辈是如此慷慨大方，而对顶天立地、正气浩然的民族脊梁却恁般的吝啬？难道只要沾了些皇气，哪管是凑数儿的哀帝、殇帝之类也比慷慨悲歌、铁肩义担的非龙种们更要另眼相看吗？
这里并不是说，对皇帝老儿不准大讲特讲，也不是说帝后妃们的轶事不是知识，而是说其兴趣倾向往往有意无意是在这类至尊的权贵身上，对他们实在逃不过的劣迹乃至罪过也多是一语带过，或轻描淡写。如将“讲坛”的内容汇集拢来，给我的基本感觉是：中国浩浩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后妃、权贵、帮闲们的活动史，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令人眼花缭乱的尊荣，灭绝人性的诈谋，以致不乏风流的冶游，等等。唯一缺乏的就是上述那种激撼人心的正气，其正属于脊梁的义行。人们其实已够宽容，深知对于至尊和权贵不能与平民以至一般士子统一标准，也理解这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不能采用一种“鉴定表”，但也不能绝对的双重标准对君王只重“业绩”不问人品。我们知道对于后来成为圣明天子“天可汗”的大唐太宗李世民杀死兄长和胞弟（尽管其人品尚欠端正）不能像对一般人那样应追究其“故意杀人罪”，但也不能对另一位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予像样的谴责。不说别的，就是这位洪武帝仅在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个案子中的虐杀狂，即造成数万人身首异处（有说是近十万人）。这么多人中，焉有那么多的政敌骨干分子，毫无疑义多数是胡乱株连的无辜之众。这在明朝初年经过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的基数中，肯定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比例。难怪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朱棣夺取皇位后也虐杀了不驯从于他的方孝孺“十族”，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当我们大写特写这位明成祖委派郑和带领庞大船只“下西洋”的成就之余，对于他的这种虐杀他人的恶行是不是不应那么轻描淡写，是否还应带点义愤多说上几句呢？
否则，如果应有的义愤也没有了， 义薄云天的志士当然也就缺席了。我们当然大可不必像过去某个时间段那样，对于至尊、至圣、至宠之类人物口诛笔伐，举行现场批判会，却也不宜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我联想到小时候在故乡读解放区出的课本，几乎均将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似有取代帝王、喧宾夺主之势。这肯定是另一种偏颇，但也不宜因此而不加分析地贬斥为盗贼、腐化分子带着一帮乌合之众呀！
所以弄来弄去，还得把至尊、至圣、至宠们请出来，在“讲坛”上作为主导。如上所述，几个“圣明天子”也就把一大帮混吃混喝的续大统的子子孙孙甚至“哀帝”“殇帝”都带起来了，好像真的都那么金碧辉煌、熠熠生辉了。
不，那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不应忽略不应轻视了中国历史上那些除至尊、至圣、至宠们以外的仁人志士，更能激发人们奋勇前行的“脊梁”。他们中不仅有披坚执锐、戎马万机的时代烽火中的英烈，也包括那些类如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以光辉的思想照耀夜空的杰出思想家，还有其他领域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亚于某些至尊、至圣的杰出人物（虽然未必要像秤和戥那样论斤论两）。他们往往以非凡的精神境界和业绩而充满传奇色彩，绝不会如某些抱偏见者所虑的那样缺少“故事性”与“卖点”。当然，如硬要将庄严的内容解释和勾兑成带有娱乐性的笑料那宁可不上“论坛”也罢。
至于帝后之属在影视和“讲坛”上何以具有长盛不衰的“卖点”，这些年人们作过反复探索，我为此也写过几篇文章力图释析，此处不想赘述。将所有的因素提炼为一点，还不能脱离鲁迅先生当年一针见血指出的国民性问题。至少在相当一些人的头脑中，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有一种生成基因般的崇恭，对帝后妃们的享乐无度的生活抱有某种神秘感和急于了解的探求欲。这正如许多人们对富豪的心理感觉，也许一部分人在求之而不可得之后便产生出“仇富”心理，但对更多的人说来，恐怕主要还是“羡富”。在封建社会里更是如此，少部分人仇富者有可能揭竿而起，乃至于酿成对皇朝当局的造反行动；但在我看来，更多的人还是为顶礼膜拜的思想所主宰，奉“圣明天子”为神祇。这种影响虽历经千数百年也还可能相当强劲；而到今天在商品大潮的推助下极有可能在某些人头脑中重新发酵，与某种浮躁心理、享乐思想一拍即合。纵不能真的称为帝后妃，也可以大大追恭一把，甚至做一点变相实验也好。
精神力量的弱化、道德水准的滑坡，也许在一定的时期内其恶果还未完全显露，至少从表面上还没有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但如不予充分重视，使许多人思想中和行为上物欲膨胀，那结果可想而知。所以，目前大力倡导正确的荣辱观是非常及时的，五光十色，极端膨胀的物欲对于意志薄弱、防线松弛的人们诱惑力颇大，什么英雄行为，什么浩然正气，什么是非荣辱，甚至就连做人底线民族气节也会视若敝屣。
而且，从历史上的一些忠烈之士的结局来看，的确往往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于是生死大关便成为一个最严峻的考验。而一些投机取巧，以卑污而求荣的奸佞在一定时期内又的确不须涉险，且恩荣有加。仅以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风波亭冤案为例，飞时仅39岁即遭惨死，而主谋和凶手秦桧则活了65岁，对飞酷刑逼供具体搞“莫须有”罪状的万俟则活了75岁，作伪证置飞于死地的张俊69岁，东窗设计的主谋之一、秦桧之妻王氏卒年未考，但他们都是“善终”则是确凿的。不过，他们死后终于还是没逃过正义的惩罚，杭州西湖岳坟前跪着遭唾弃的四个铁人就是下场（当然近年来，也有人吵嚷要叫铁人站起来，恐也难）！
英雄之所以伟大与可敬，是因为他们为了国家命运、民族大业付出了很多很多，包括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生命。仅自宋至清的近千年间，顶天立地正气浩然的著名民族英雄，除戚继光、郑成功等极少数得以“善终”外，多数则悲壮地死难。然一人倒下，国家民族命运不泯；躯体虽捐，气冲霄汉，其精神力量鼓舞着世代后来者，为国家民族做出最大的奉献，英雄们（包括近世的英雄杨靖宇、方志敏、赵一曼、张自忠等）永远是民族的骄傲，做人的楷模。我们这里讲他们不畏死，不是说不去珍重生命，而是要从英雄的身上汲取那种无尽的精神力量，使人间多一些正气，生活中多一些真善美；使邪恶之气、假恶丑的东西受到应有的遏制，而不至正邪颠倒，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岂不悲夫？
物欲是“好玩”的，但如果物欲横流也是危险的。物欲走向极端化则是“躯体价值论”，仿佛一夜间明白了身体和器官的无价而期望无限地加大使用和发挥。在文学上的“下半身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物欲极端化的折光反映，也可以说是一种变态的追逐。其规律是：只重物欲而消解精神价值，结果是肉虽肥硕亦是腐肉；而在精神力量支持之下的物质需求，则可保鲜，是真营养。
总之正气弱化必然邪气近身。正因为如此，所以听阎崇年带着感情讲浩然正气，虽在“讲坛”上初见端倪，也难能可贵，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