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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政府权力”与“和谐的新政商关系”等话题受到人大代表和委员们的广泛关注。政府是积极充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还是充当规则的制定者?人们把国有企业当成企业来看待还是当做资产看待?企业究竟是企业家来经营还是官员“下海”来担任老总?这些问题在新政商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制定者?
“企业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给你一个大项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给你，你可能就得惨淡经营。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国情下还会持续很久。好的政商关系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王振侯的一番话说出了很多企业无奈的心声。两会期间，有关政商关系的话题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特别是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国资委的角色和定位也成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来自银行界的委员也表达了对一些政府部门过分干预企业经营的看法。华夏银行董事长刘海燕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其实就是政府财政的出纳，现在很多银行所谓的不良贷款都是当出纳时产生的。周小川分析银行两万亿元呆坏账产生原因时，就曾表示其中60％都是因为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上项目，结果项目瞎掉了，就变成了包袱。“这种现象在改变，政府也一直强调银政脱钩，不过这需要过程。”
有人表示“在资源短缺的中国，谁占据了资源谁就占有了长期的主动”，而“政府作为资源的主导者，手中权力太大自然会有‘变现’冲动，而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官员自然也就‘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所以拥有深厚政府背景的官员自然也就成了缺乏政治背景的企业，尤其是民企和外企竞争夺的对象。”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昕张承耀认为构，建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的出路，就是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韧，我国的政商关系经历了一个放权让利的阶段，但后来逐步发现，企业权力过分集中在国有企业领导人一个人身上，出现了贪污腐化、资产流失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得又逐步把部分权力向政府部门集中。而国资委的成立既是打破部门条块分割的产物，也是权力集中的具体体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委本身却缺乏法制的监管，同时扮演着市场主体和监管者双面人的角色，于是不少人觉得“政府究竟是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制定者”的角色定位，又出现了反复和模糊。专家表示，究竟如何选择和定位，对于构建新型的和谐的政商关系意义重大。
在记者就“什么才是新型的政商关系”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华夏银行董事长、原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时，刚好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约他第二天下午见面。他告诉记者，这是他到华夏银行任职两年以来，政府领导第一次找他谈话。“政府其实正在逐步放权，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求全责备。”做过官员也领导过企业的刘海燕坚定地表示。
把国有企业当成企业看待还是资产看待?
政府的缺位和越位似乎让许多企业都感受到了切身的压力，种种难题背后的症结何在呢?尽管质疑声此起彼伏，但不少人都还是认为政府是在行使自己作为出资人的权力。
“政府是大股东，跟股东说说话、汇报汇报情况有什么不对呢?就算是上市公司，你不也得向董事会和全体股民披露信息、有所交代吗?”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总裁孙丕恕谈了他的“政商观”。事实上，他们跟政府的关系的确处理得很好，这种积极的心态或许不无裨益。
然而，其实更多人认为政府作为所有者，就应该管得具体一点。不过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必要充当企业的所有者，在一些竞争性行业是否应该考虑退出。刘海燕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很多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都应该通过改制更好地参与到市场主体竞争当中，而剩余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就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他认为通过产权调整或许能较好地解决眼下遇到的很多政商新课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国有资产评估问题。当前的评估方式太过简单，缺乏科学性。”
“北京隆福大厦歇业一年多了，但一千多万的工资却照发不误。因为它背后有国有大股东。但问题是谁也不去过问它的生死，因为弄不好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承耀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就在MBO喊停、国资流失恐慌不断蔓延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大胆地提出了一项利用非公经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建议。在他看来，国家的财富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谁是名义上的拥有者并不重要。但这一观点目前可能还无法被广泛接受。
专家指出，其实这还只是当前那场声势浩大的国资角力中的一些片段，但现象背后其实蕴涵着一个重大的新政商课题。《中国经营报》副总编张曙光表示，问题的症结其实并非资产处置的问题，而是企业定位的问题。究竟把国有企业当成企业看待还是资产看待，将直接决定政府对当前企业改革和市场经营中碰到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最终结果。
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案其实在企业的定位问题上。如果把国有企业当做企业来看待，关注的必然是控制和赢利的问题，起码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但如果把其中的一部分(除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外)当咸资产来经营，那么就会把它当成一种财富，寻求收益最大化。
不过这个问题能否破题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全世界最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
“商而优则仕”，可能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无法摆脱的政治情怀，只不过深浅不同罢了。大到国富民强的宏伟蓝图，小到自身经营的风险难题，政协会议已经成为了当前企业家阶层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黄宏生为企业家生存环境进行的大声疾呼引人注意，倪润峰的三缄其口同样耐人寻味。无论其本人究竟有怎样的是非功过，两会期间两位知名企业家的出现还是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新政商关系下企业家的生存环境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我们有全世界最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社会对企业家价值的认同和尊敬正成为新政商实践的又一课题。
很多人都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当成官员，而事实上，除了有一定行政级别之外，的确还有不少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根本就是从政府官员直接通过行政命令调任的，来去一纸公文。这些人究竟是否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企业家尚需求证，但角色定位的模糊和价值目标的飘忽不定本身造成了他们对企业缺乏责任感和领导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就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大多企业领导仍然是官员转化的，起码有官员意识，而且企业经营的好坏对他个人似乎没多大影响。他只能多拿钱，没有少拿钱的时候。这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如果说企业家目标的模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效率低下，那么企业家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双重缺位带来的影响更加不容小觑。
杨卫泽认为好的企业家的产生要有好的制度保障，要有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他表示国有资产经营者应该逐步市场化，应该在国企大力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要知道即使是一些家族企业，很多经营活动也是聘请能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人来干。”
另外，宗庆后表示，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认识有问题，对劳动成果没有一种认同。搞和谐社会，但决不能关注了公平，就忘记了效率优先。而企业家正是效率的创造者，允许他们先富起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才是和谐的新政商关系。
政府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制定者?
“企业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给你一个大项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给你，你可能就得惨淡经营。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国情下还会持续很久。好的政商关系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王振侯的一番话说出了很多企业无奈的心声。两会期间，有关政商关系的话题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特别是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国资委的角色和定位也成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来自银行界的委员也表达了对一些政府部门过分干预企业经营的看法。华夏银行董事长刘海燕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其实就是政府财政的出纳，现在很多银行所谓的不良贷款都是当出纳时产生的。周小川分析银行两万亿元呆坏账产生原因时，就曾表示其中60％都是因为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上项目，结果项目瞎掉了，就变成了包袱。“这种现象在改变，政府也一直强调银政脱钩，不过这需要过程。”
有人表示“在资源短缺的中国，谁占据了资源谁就占有了长期的主动”，而“政府作为资源的主导者，手中权力太大自然会有‘变现’冲动，而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官员自然也就‘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所以拥有深厚政府背景的官员自然也就成了缺乏政治背景的企业，尤其是民企和外企竞争夺的对象。”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昕张承耀认为构，建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的出路，就是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韧，我国的政商关系经历了一个放权让利的阶段，但后来逐步发现，企业权力过分集中在国有企业领导人一个人身上，出现了贪污腐化、资产流失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得又逐步把部分权力向政府部门集中。而国资委的成立既是打破部门条块分割的产物，也是权力集中的具体体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委本身却缺乏法制的监管，同时扮演着市场主体和监管者双面人的角色，于是不少人觉得“政府究竟是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制定者”的角色定位，又出现了反复和模糊。专家表示，究竟如何选择和定位，对于构建新型的和谐的政商关系意义重大。
在记者就“什么才是新型的政商关系”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华夏银行董事长、原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时，刚好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约他第二天下午见面。他告诉记者，这是他到华夏银行任职两年以来，政府领导第一次找他谈话。“政府其实正在逐步放权，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求全责备。”做过官员也领导过企业的刘海燕坚定地表示。
把国有企业当成企业看待还是资产看待?
政府的缺位和越位似乎让许多企业都感受到了切身的压力，种种难题背后的症结何在呢?尽管质疑声此起彼伏，但不少人都还是认为政府是在行使自己作为出资人的权力。
“政府是大股东，跟股东说说话、汇报汇报情况有什么不对呢?就算是上市公司，你不也得向董事会和全体股民披露信息、有所交代吗?”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总裁孙丕恕谈了他的“政商观”。事实上，他们跟政府的关系的确处理得很好，这种积极的心态或许不无裨益。
然而，其实更多人认为政府作为所有者，就应该管得具体一点。不过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必要充当企业的所有者，在一些竞争性行业是否应该考虑退出。刘海燕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很多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都应该通过改制更好地参与到市场主体竞争当中，而剩余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就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他认为通过产权调整或许能较好地解决眼下遇到的很多政商新课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国有资产评估问题。当前的评估方式太过简单，缺乏科学性。”
“北京隆福大厦歇业一年多了，但一千多万的工资却照发不误。因为它背后有国有大股东。但问题是谁也不去过问它的生死，因为弄不好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承耀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就在MBO喊停、国资流失恐慌不断蔓延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大胆地提出了一项利用非公经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建议。在他看来，国家的财富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谁是名义上的拥有者并不重要。但这一观点目前可能还无法被广泛接受。
专家指出，其实这还只是当前那场声势浩大的国资角力中的一些片段，但现象背后其实蕴涵着一个重大的新政商课题。《中国经营报》副总编张曙光表示，问题的症结其实并非资产处置的问题，而是企业定位的问题。究竟把国有企业当成企业看待还是资产看待，将直接决定政府对当前企业改革和市场经营中碰到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最终结果。
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案其实在企业的定位问题上。如果把国有企业当做企业来看待，关注的必然是控制和赢利的问题，起码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但如果把其中的一部分(除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外)当咸资产来经营，那么就会把它当成一种财富，寻求收益最大化。
不过这个问题能否破题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全世界最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
“商而优则仕”，可能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无法摆脱的政治情怀，只不过深浅不同罢了。大到国富民强的宏伟蓝图，小到自身经营的风险难题，政协会议已经成为了当前企业家阶层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黄宏生为企业家生存环境进行的大声疾呼引人注意，倪润峰的三缄其口同样耐人寻味。无论其本人究竟有怎样的是非功过，两会期间两位知名企业家的出现还是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新政商关系下企业家的生存环境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我们有全世界最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社会对企业家价值的认同和尊敬正成为新政商实践的又一课题。
很多人都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当成官员，而事实上，除了有一定行政级别之外，的确还有不少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根本就是从政府官员直接通过行政命令调任的，来去一纸公文。这些人究竟是否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企业家尚需求证，但角色定位的模糊和价值目标的飘忽不定本身造成了他们对企业缺乏责任感和领导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就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大多企业领导仍然是官员转化的，起码有官员意识，而且企业经营的好坏对他个人似乎没多大影响。他只能多拿钱，没有少拿钱的时候。这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如果说企业家目标的模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效率低下，那么企业家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双重缺位带来的影响更加不容小觑。
杨卫泽认为好的企业家的产生要有好的制度保障，要有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他表示国有资产经营者应该逐步市场化，应该在国企大力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要知道即使是一些家族企业，很多经营活动也是聘请能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人来干。”
另外，宗庆后表示，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认识有问题，对劳动成果没有一种认同。搞和谐社会，但决不能关注了公平，就忘记了效率优先。而企业家正是效率的创造者，允许他们先富起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才是和谐的新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