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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雅称凤城，位于江海平原中央。古来战略地位十分险要。1940年底，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七团与日伪军和顽固派军队在此浴血奋战，这场被后人称之为余东阻击战的战斗是新四军东进通东首战。随着硝烟远去，记忆这段珍贵历史的人几乎难找。为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悲壮的历史，本人整理了该镇老党员高学仁同志的口述，这是我作为一名农村普通党员的愿望，也是当年背着父母参加地方人民武装的我父亲的夙愿。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11月初，辽阔的苏北平原上，乌云翻滚，寒气逼人。当时，南通地区称为苏四区，季方任游击纵队总指挥，如皋县县长薛承宗和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员徐承德任副总指挥。新四军战地记者陈同生紧随季方，奉陈毅司令员的命令，匆匆到了苏北的掘港，调和国共两军合作的抗战大事。季、陈刚来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密受蒋介石指令“先安内后攘外”，也急忙赶来如地。韩德勤到后，表面上赞同抗日，愿同新四军合作，暗中却加紧勾结顽固派徐承德，常对新四军及抗日武装力量制造磨擦，甚至暗中勾结日伪军，向他们传递新四军情报，故新四军驻地常遭敌机轰炸。季方及时地将情况向陈毅、粟裕司令员作了汇报。陈、粟当即派挺进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到季方处一同抗战。徐承德见状，一方面下令部队加紧备战，一方面闭门谢客。司令部请徐开会，他也装病不参加。季方为了抗日救国大局，先后数次到徐承德处做工作，徐还是口是心非。
回击 1940年12月26日夜，盘踞在苏四区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出动了5000兵力，夜袭如东掘港新四军驻地，企图一口吞下如地的新四军及抗日武装，然后向蒋介石领功请赏。当时掘港新四军指挥部里只剩毛珵和韩念龙两同志及警备旅一个营、陶勇部的两个连。面临徐承德的大队人马突然袭击，毛、韩沉着指挥，一面组织将士们奋力抵抗，一面速派专人奔往海安报告。正在海安开会的季方、陶勇等惊悉事变后，陶司令亲率主力部队，十万火急地回援掘港，同徐部展开激战。新四军战士不怕牺牲，忍饥挨饿，并与毛、韩所率的将士们里应外合，英勇拼杀，终于打垮了徐承德。徐见大势已去，队伍溃不成军，就分兵数路突围。其中有一路残兵败将400多人，在12月30日窜至古镇凤城，为首的正是徐承德。
打了败仗的徐承德一进余东镇，气势汹汹，到处拉夫，加挖战壕，加修工事，抢门板，索棉被，布岗哨，搞得全镇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诸多商家被抢劫一空。
追击 工作在余东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镇长张镇，亲眼目睹了徐承德一伙给余东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迅速摸清了敌军兵力、装备及布防情况，连夜赶往新四军驻地北兴桥，通过南通县长梁灵光找到了新四军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向其汇报了余东新近发生的敌情变化。陶司令当机立断，趁敌立足未稳，亲率三纵七团，马不停蹄地向余东追来。
1940年12月30日下午3时，徐承德为阻击新四军，派出了两个排60多人到余东的五里墩小镇要道口设卡布防，其中一个排的兵力守在小镇东市梢的梁隆兴香烛店，另一个排的兵力守在小镇北坝头的钱家米行，顽军在房顶上架起了机枪。至晚上九时，新四军先头部队刚赶到，立即吹响了冲锋号，向五里墩的顽军发起了冲锋。徐部的两个排一看新四军主力部队追来，顿时慌了手脚，不战而退，拖着枪逃命。有个顽军想抵抗，被击毙在公路南边。
五里墩小镇恢复了宁静。新四军见敌人逃走，也未追赶，就在五里墩安营扎寨。老百姓则家家户户把门打开，让新四军入屋休息。大家看到军衣袖上都戴着一个“挺”字符号，知道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忙烧饭倒茶慰劳，军民欢聚一堂，亲如一家。
12月31日清晨，在五里墩东庙场上，新四军和当地群众近千人，召开了攻打余东镇的战前动员大会。会场上摆放着各式轻重武器，有小钢炮、重机枪。战士们全副武装，整装待发。
上午8时，又从包场方向开来了100多名新四军战士，部队共计400多人。然后，陶司令员将队伍兵分两路，命令第一路负责攻打余东南门，第二路直取东门。激战开始，战士们有的掩护，有的攻城。此时，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连成一片，从远处听，犹如万马奔腾。激战一直相持到中午，东、南城防方才攻破。徐承德一看不是新四军的对手，便兵分两路逃跑。徐一路向余东西南方向逃窜，直奔青龙港长江边。另一路从余东北城门外往西奔逃，企图投四甲敌营。奔逃时，他们从老街商店内抢了火油、柴草、木料等，堆在北高桥上，放起了熊熊大火，妄图阻止新四军追击。战士们冒着大火、顶着顽军的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跟踪追击。约有100多顽军退至仓头渡口时，正巧被埋伏的新四军碰上。一阵痛击，一批顽军应声倒下，其余83人见势不妙，缴械投降当了俘虏。
阻击 12月31日中午1时，在凤城的关帝庙前广场上，四乡八里来的老百姓人山人海，军民扬眉吐气，共同庆祝追击战的胜利。审判大会上，一名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顽军头子被当场枪决。就在这时，会场内突然发生了一阵骚乱，原来驻在四甲、三厂两镇的日伪军已经赶来。身经百战的陶司令员临危不惧，为保存新四军七团的主力、减少人员伤亡，他当机立断：留下一个加强排，阻击吸引敌人。大部队押着战俘，迅速向东南根据地转移。
加强排38位官兵受任务后，不顾连日来的饥饿和疲劳，立即进入阵地。谁知狡猾的日伪军兵分三路拉网式包围古镇余东，三厂之敌直攻余东南门，四甲之敌一路进攻老西门，另一路插到余东东门外二里处的曹家坝，他们拉了数只渔船，伪装成渔民，偷袭余东的东门。加强排腹背受敌，而且兵力悬殊。战士们在排长武怀念的带领下固守阵地，奋勇阻击，一连打退了敌人多次围攻。
后来，战士们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投光了，就用枪托、刺刀同日伪军展开白刃格斗。刺刀拼弯了，枪托打断了，战士们就赤手空拳同敌人肉搏，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前，全排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日伪军在凤城不敢久留，拖着同伴的尸体缩回了三厂、四甲据点。
英烈墓 1941年的元旦，是个极其悲痛的节日，也是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新四军便衣队会同地方党组织，组织当地群众，沉痛地为阵亡的英烈们举行葬礼。参加收葬的有余东南门的王茂茂、王元凯、洪宝珍，街西门的朱富富、彭长元，余南村的张召其、张召林、张召潢等20多人。
烈士遗体下葬前，有一个家属赶来，认去了一位可能是启东籍的烈士遗体，用小车装着，从老通吕公路上往东推回，故埋在余东的有37具新四军英烈。开挖的土坑是东西向长方形的，葬在城东门陈家染布店往东40米的河塘南边。
在每一位烈士的坟头，都插有一根竹片，竹片上写着姓名、住址。有姓费的，姓祁的，姓杨的……家住滨海的，沭阳的，白米镇的……时间一久，坟头上的竹片被顽童拔了，烈士的部队番号、姓名等信息及遗物由时任宝山乡长的王宝林保存。
1946年春，东南行署富余区民主政府将烈士墓迁至余东东门的公路北边，在掘坑时还挖出半支钢笔、一把生了锈的手电筒和一枚牛角篆体大图章，章上有“武怀念章”四个字，全都交给了时任余东乡民政股长的从茂德。
几天后，区政府从老街城隍庙里找来一块大青石板，请镇里老秀才张兰轩先生题了“民族英烈墓”五个大字，由石匠镌刻在青石碑上，落款是区长邰曼伯，政委许云程。
1984年清明前，地方政府将英烈墓东移至老运盐河南岸，老通吕公路北侧烈士陵园内。
1986年3月，镇党委、政府重修烈士陵园，在陵园西侧，还建造了一排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时任中顾委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韩念龙为建造的新碑题写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责任编辑 魏冉）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11月初，辽阔的苏北平原上，乌云翻滚，寒气逼人。当时，南通地区称为苏四区，季方任游击纵队总指挥，如皋县县长薛承宗和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员徐承德任副总指挥。新四军战地记者陈同生紧随季方，奉陈毅司令员的命令，匆匆到了苏北的掘港，调和国共两军合作的抗战大事。季、陈刚来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密受蒋介石指令“先安内后攘外”，也急忙赶来如地。韩德勤到后，表面上赞同抗日，愿同新四军合作，暗中却加紧勾结顽固派徐承德，常对新四军及抗日武装力量制造磨擦，甚至暗中勾结日伪军，向他们传递新四军情报，故新四军驻地常遭敌机轰炸。季方及时地将情况向陈毅、粟裕司令员作了汇报。陈、粟当即派挺进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到季方处一同抗战。徐承德见状，一方面下令部队加紧备战，一方面闭门谢客。司令部请徐开会，他也装病不参加。季方为了抗日救国大局，先后数次到徐承德处做工作，徐还是口是心非。
回击 1940年12月26日夜，盘踞在苏四区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出动了5000兵力，夜袭如东掘港新四军驻地，企图一口吞下如地的新四军及抗日武装，然后向蒋介石领功请赏。当时掘港新四军指挥部里只剩毛珵和韩念龙两同志及警备旅一个营、陶勇部的两个连。面临徐承德的大队人马突然袭击，毛、韩沉着指挥，一面组织将士们奋力抵抗，一面速派专人奔往海安报告。正在海安开会的季方、陶勇等惊悉事变后，陶司令亲率主力部队，十万火急地回援掘港，同徐部展开激战。新四军战士不怕牺牲，忍饥挨饿，并与毛、韩所率的将士们里应外合，英勇拼杀，终于打垮了徐承德。徐见大势已去，队伍溃不成军，就分兵数路突围。其中有一路残兵败将400多人，在12月30日窜至古镇凤城，为首的正是徐承德。
打了败仗的徐承德一进余东镇，气势汹汹，到处拉夫，加挖战壕，加修工事，抢门板，索棉被，布岗哨，搞得全镇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诸多商家被抢劫一空。
追击 工作在余东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镇长张镇，亲眼目睹了徐承德一伙给余东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迅速摸清了敌军兵力、装备及布防情况，连夜赶往新四军驻地北兴桥，通过南通县长梁灵光找到了新四军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向其汇报了余东新近发生的敌情变化。陶司令当机立断，趁敌立足未稳，亲率三纵七团，马不停蹄地向余东追来。
1940年12月30日下午3时，徐承德为阻击新四军，派出了两个排60多人到余东的五里墩小镇要道口设卡布防，其中一个排的兵力守在小镇东市梢的梁隆兴香烛店，另一个排的兵力守在小镇北坝头的钱家米行，顽军在房顶上架起了机枪。至晚上九时，新四军先头部队刚赶到，立即吹响了冲锋号，向五里墩的顽军发起了冲锋。徐部的两个排一看新四军主力部队追来，顿时慌了手脚，不战而退，拖着枪逃命。有个顽军想抵抗，被击毙在公路南边。
五里墩小镇恢复了宁静。新四军见敌人逃走，也未追赶，就在五里墩安营扎寨。老百姓则家家户户把门打开，让新四军入屋休息。大家看到军衣袖上都戴着一个“挺”字符号，知道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忙烧饭倒茶慰劳，军民欢聚一堂，亲如一家。
12月31日清晨，在五里墩东庙场上，新四军和当地群众近千人，召开了攻打余东镇的战前动员大会。会场上摆放着各式轻重武器，有小钢炮、重机枪。战士们全副武装，整装待发。
上午8时，又从包场方向开来了100多名新四军战士，部队共计400多人。然后，陶司令员将队伍兵分两路，命令第一路负责攻打余东南门，第二路直取东门。激战开始，战士们有的掩护，有的攻城。此时，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连成一片，从远处听，犹如万马奔腾。激战一直相持到中午，东、南城防方才攻破。徐承德一看不是新四军的对手，便兵分两路逃跑。徐一路向余东西南方向逃窜，直奔青龙港长江边。另一路从余东北城门外往西奔逃，企图投四甲敌营。奔逃时，他们从老街商店内抢了火油、柴草、木料等，堆在北高桥上，放起了熊熊大火，妄图阻止新四军追击。战士们冒着大火、顶着顽军的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跟踪追击。约有100多顽军退至仓头渡口时，正巧被埋伏的新四军碰上。一阵痛击，一批顽军应声倒下，其余83人见势不妙，缴械投降当了俘虏。
阻击 12月31日中午1时，在凤城的关帝庙前广场上，四乡八里来的老百姓人山人海，军民扬眉吐气，共同庆祝追击战的胜利。审判大会上，一名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顽军头子被当场枪决。就在这时，会场内突然发生了一阵骚乱，原来驻在四甲、三厂两镇的日伪军已经赶来。身经百战的陶司令员临危不惧，为保存新四军七团的主力、减少人员伤亡，他当机立断：留下一个加强排，阻击吸引敌人。大部队押着战俘，迅速向东南根据地转移。
加强排38位官兵受任务后，不顾连日来的饥饿和疲劳，立即进入阵地。谁知狡猾的日伪军兵分三路拉网式包围古镇余东，三厂之敌直攻余东南门，四甲之敌一路进攻老西门，另一路插到余东东门外二里处的曹家坝，他们拉了数只渔船，伪装成渔民，偷袭余东的东门。加强排腹背受敌，而且兵力悬殊。战士们在排长武怀念的带领下固守阵地，奋勇阻击，一连打退了敌人多次围攻。
后来，战士们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投光了，就用枪托、刺刀同日伪军展开白刃格斗。刺刀拼弯了，枪托打断了，战士们就赤手空拳同敌人肉搏，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前，全排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日伪军在凤城不敢久留，拖着同伴的尸体缩回了三厂、四甲据点。
英烈墓 1941年的元旦，是个极其悲痛的节日，也是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新四军便衣队会同地方党组织，组织当地群众，沉痛地为阵亡的英烈们举行葬礼。参加收葬的有余东南门的王茂茂、王元凯、洪宝珍，街西门的朱富富、彭长元，余南村的张召其、张召林、张召潢等20多人。
烈士遗体下葬前，有一个家属赶来，认去了一位可能是启东籍的烈士遗体，用小车装着，从老通吕公路上往东推回，故埋在余东的有37具新四军英烈。开挖的土坑是东西向长方形的，葬在城东门陈家染布店往东40米的河塘南边。
在每一位烈士的坟头，都插有一根竹片，竹片上写着姓名、住址。有姓费的，姓祁的，姓杨的……家住滨海的，沭阳的，白米镇的……时间一久，坟头上的竹片被顽童拔了，烈士的部队番号、姓名等信息及遗物由时任宝山乡长的王宝林保存。
1946年春，东南行署富余区民主政府将烈士墓迁至余东东门的公路北边，在掘坑时还挖出半支钢笔、一把生了锈的手电筒和一枚牛角篆体大图章，章上有“武怀念章”四个字，全都交给了时任余东乡民政股长的从茂德。
几天后，区政府从老街城隍庙里找来一块大青石板，请镇里老秀才张兰轩先生题了“民族英烈墓”五个大字，由石匠镌刻在青石碑上，落款是区长邰曼伯，政委许云程。
1984年清明前，地方政府将英烈墓东移至老运盐河南岸，老通吕公路北侧烈士陵园内。
1986年3月，镇党委、政府重修烈士陵园，在陵园西侧，还建造了一排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时任中顾委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韩念龙为建造的新碑题写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责任编辑 魏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