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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内地已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香港这三年多来的迅猛发展，背后无不弥漫着质疑的迷雾。
香港与上海一度敌意明显，至今也不见得气氛融洽。上海有规模庞大的码头、国际机场，金融业发展如同猛虎下山，香港害怕上海成为第二个香港。
香港与广州一度合作愉快，在任何经济合作中，香港更乐意第一时间考虑广州。然而现在，广州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让香港厂商处境尴尬，广州的发展不必像以往那样非得依靠香港。
深圳，十年来一直向香港大抛绣球，深港经济圈、深港经济共同体、深港自由贸易区、深港一体化、深港同城化、深港高科技走廊、深港姐妹城、深港湾区，名词提了一大堆，但香港对它的兴趣似乎不大，概念仍然只是概念。
以前，广东省需要香港人开的厂，需要香港人的服务业，然而现在，当广东省的制造业发展起来后，开始完善自己的服务业，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这时候着急了，一衣带水的广东已经与自己展开了竞争，那么香港自身还有什么优势？
于是，香港人开始觉得被“边缘化”了。2006年3月，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引发了香港社会最强烈的争论。香港人担心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会被上海取代，同时对广州和深圳的发展速度也卧枕难安。翻开香港的报纸和杂志，里面时不时发现它们对香港的反问和给香港下的结论：香港是否太依赖政府给的优惠政策？香港已经沦为“富贵乞丐”；香港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什么？与上海、广州和深圳相比，我们还有优势吗？
这些发问中不难咀嚼出“弃儿”般自嘲自苦的味道。长期充当内地与外资合作的“中介人”的香港，在看到内地迅猛的发展势头之后，毫无疑问已经产生了一种害怕情绪，担心失去这个“中介人”地位，而变得毫无优势。曾经就有一位香港大学教授用自己的“半扇门”理论，对一位中山大学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时局的悲观，“如果内地把两扇（对外开放的）门都关上，香港会死；如果内地把两扇门都打开（全面对外开放），香港也会死。只有内地打开半扇门，香港才能活。”
“边缘化”这个名词出生一年多之后，学界而今对它有了另外一种逆向思考。左连村说，香港担心被边缘化，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心态。长期以来，香港经济发展都超越内地，香港人对内地人天然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认为“我应该是龙头”、“我应该永远比内地先进”。香港人在对待内地时，还存在先天的“你我”之分。
但内地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是大势所趋，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只发展香港这样一个金融中心，也不可能将转口贸易都放在香港一个港口。“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不能简单地用‘边缘化’这三个字来概括。香港人应该调整心态，承认内地发展的大趋势。香港没有被‘边缘化’。谁把香港‘边缘化’了？香港想被‘边缘化’，中央政府也不会同意呢。”
当年温家宝总理挥笔一瞬间的签署仪式，看似那么容易，背后却经历了四年之久的故事，这中间暗含着香港人对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经济走向的担忧，也暗含着政府对香港的重视，要从实际行动上给香港人吃一颗定心丸。事实上，这10年来，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内地的广大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救香港于水火之中；SARS过后，政府给香港送去了“自由行”和CEPA。10年前，香港人回归祖国的兴奋感远远比不上内地人；10年后，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内地给香港经济带去的人气。不得不承认，香港与内地事实上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以后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内地，如果再谈被“边缘化”，把自己看成中国之外的一个城市，只能是对时局的误会。
转型之争，香港该往哪里去？
除了“边缘化”，产业空心化、经济转型不成功等词语一直纠缠在香港舆论之中。
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时，香港是内地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其次是台湾。于是，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浪潮，一大部分香港制造业挥师北移，纷纷在内地建厂。其后的香港逐渐从制造业为主的社会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到2003年，制造业占香港整个经济比重只有3.7%，而1980年时，这个数字还是22.8%；与此同时，2004年，香港的服务业已经占到香港经济比重的90%。但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香港的服务业一时之间瘫痪，香港社会这才意识到服务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竟是如此之大，因而一旦危机来袭，竟会如此不堪一击。此时关于“产业空心化”的批评和香港经济转型的要求应势而来。
而至于向什么方向转型，点子似乎特别多，有人要求再次发展制造业，有称要向知识型社会转型，有说要向高科技方向发展，有称高增值服务业才是目标，更多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首届特区政府提出向知识型社会转变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更多是停留在董建华所做的政府报告之中，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困难，概念本身也非常模糊。
事实上，香港向知识型产业发展的优势并不明显。香港这个社会，企业与居民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而知识型产业是一种长远目标。像盖茨这样的人在当今世界不会出现第二个，所以不要希望香港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变成像美国硅谷一样的城市，硅谷有企业、有生产、有投资，香港却认为发展科技园要占用寸土如金的地皮，根本就不划算，所以只热衷于拍卖地皮，大搞房地产。
香港在发展知识型产业时同样有先天不足。当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时，香港正在热衷于把工厂搬到内地，其高科技发展本身就起步晚。回归祖国之后，香港首届特首董建华也推出过“中药港”、“数码港”计划，希望能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但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而今，深圳的IT业已远远超过香港，香港已经失去发展高科技的最佳时机。
而对于香港“产业空心化”之争，左连村的看法也与众不同：“很多香港企业到内地开厂，广东就有好几万家香港企业，你说这些企业是香港的，还是广东的？政府在算GDP时，往往把这些厂家的经济利润算成广东的，但这是不科学的，厂还是香港人的厂，这些GDP也应该是香港的。”
喧嚣的争论过后，学界在近两年似乎找到了更多清醒的认识。转型并非云里雾里的理论，也不是悬空不着实地的争执。
陈广汉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要说香港经济转型，怎么转？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完整的经济是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型，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只走到服务业为主这个地步，谁能提供更先进的转型模式？现在的香港，只能在服务业中发展服务业，也就是发展高增值服务业，比如金融、律师、会计、咨询、管理、会展。不断完善、提高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提升服务业自身的质量。”
香港的优势上海不可取代
争论的结果，香港的优势还在金融、物流和服务业。
5月28日，香港《文汇报》发表的一条消息足于让香港人相信这一点：伦敦月前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香港稳占亚洲金融中心龙头之位，在全球排第3位，仅次于伦敦及纽约，评分为684分（1000满分）。亚洲区内只有全球排第4位的新加坡（660分）能追贴香港，相反以往处于领先地位的东京只排第9位，而两个中国城市上海及北京则分占24及36位。
银行界人士普遍认为，上海与香港的距离还相当远，上海要变成内地的金融中心，在制度、人才、服务体系、信息汇集和处理方面，都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一二十年内赶上香港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其实，外资现在还是乐意把香港当作进入中国腹地的平台，很多外资对内地投资环境并不熟悉，因而不敢直接在内地投资。而香港的开放、自由、法制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尺度。香港的信息流通是完全透明的，从安全性上讲，资金放在香港比放在内地更让人放心。况且，就当下而言，投资香港就等于投资内地，香港这块宝地也吸引了很多对内地感兴趣的资金。
陈广汉认为，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这个宝贵的荣誉，不是吹出来的。香港的体制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没办法比的，香港是个自由港，有完善的法制和吸引人的单一税制和低税率，这是英国人给香港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上海和深圳永远都不可能变成自由港。
香港面积小，土地少，硬件比不上内地，但香港的软件是它最大的优势。内地要利用香港的优势，还有很多路要走，其中最难的就是优化自身制度，规范法制，提高办事效率，让投资者更方便投资。
采访中，每个学者和银行界人士对香港的未来都毋庸置疑地看好，“内地越发展，香港的机会就越多。国际上没有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大事发生的话，香港会稳健发展下去。”
稳健，是他们给香港未来发展步调的一个最恰当的形容。10年来，香港走过了最残酷的阴霾，也享受到了中央政策最大的优惠。对它来说，8%的年经济增长率太难得了，也不会持续太久。长跑，需要的是耐力和韧性。对香港来说，稳健，是最贴切不过的实事求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香港这三年多来的迅猛发展，背后无不弥漫着质疑的迷雾。
香港与上海一度敌意明显，至今也不见得气氛融洽。上海有规模庞大的码头、国际机场，金融业发展如同猛虎下山，香港害怕上海成为第二个香港。
香港与广州一度合作愉快，在任何经济合作中，香港更乐意第一时间考虑广州。然而现在，广州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让香港厂商处境尴尬，广州的发展不必像以往那样非得依靠香港。
深圳，十年来一直向香港大抛绣球，深港经济圈、深港经济共同体、深港自由贸易区、深港一体化、深港同城化、深港高科技走廊、深港姐妹城、深港湾区，名词提了一大堆，但香港对它的兴趣似乎不大，概念仍然只是概念。
以前，广东省需要香港人开的厂，需要香港人的服务业，然而现在，当广东省的制造业发展起来后，开始完善自己的服务业，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这时候着急了，一衣带水的广东已经与自己展开了竞争，那么香港自身还有什么优势？
于是，香港人开始觉得被“边缘化”了。2006年3月，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引发了香港社会最强烈的争论。香港人担心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会被上海取代，同时对广州和深圳的发展速度也卧枕难安。翻开香港的报纸和杂志，里面时不时发现它们对香港的反问和给香港下的结论：香港是否太依赖政府给的优惠政策？香港已经沦为“富贵乞丐”；香港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什么？与上海、广州和深圳相比，我们还有优势吗？
这些发问中不难咀嚼出“弃儿”般自嘲自苦的味道。长期充当内地与外资合作的“中介人”的香港，在看到内地迅猛的发展势头之后，毫无疑问已经产生了一种害怕情绪，担心失去这个“中介人”地位，而变得毫无优势。曾经就有一位香港大学教授用自己的“半扇门”理论，对一位中山大学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时局的悲观，“如果内地把两扇（对外开放的）门都关上，香港会死；如果内地把两扇门都打开（全面对外开放），香港也会死。只有内地打开半扇门，香港才能活。”
“边缘化”这个名词出生一年多之后，学界而今对它有了另外一种逆向思考。左连村说，香港担心被边缘化，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心态。长期以来，香港经济发展都超越内地，香港人对内地人天然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认为“我应该是龙头”、“我应该永远比内地先进”。香港人在对待内地时，还存在先天的“你我”之分。
但内地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是大势所趋，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只发展香港这样一个金融中心，也不可能将转口贸易都放在香港一个港口。“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不能简单地用‘边缘化’这三个字来概括。香港人应该调整心态，承认内地发展的大趋势。香港没有被‘边缘化’。谁把香港‘边缘化’了？香港想被‘边缘化’，中央政府也不会同意呢。”
当年温家宝总理挥笔一瞬间的签署仪式，看似那么容易，背后却经历了四年之久的故事，这中间暗含着香港人对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经济走向的担忧，也暗含着政府对香港的重视，要从实际行动上给香港人吃一颗定心丸。事实上，这10年来，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内地的广大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救香港于水火之中；SARS过后，政府给香港送去了“自由行”和CEPA。10年前，香港人回归祖国的兴奋感远远比不上内地人；10年后，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内地给香港经济带去的人气。不得不承认，香港与内地事实上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以后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内地，如果再谈被“边缘化”，把自己看成中国之外的一个城市，只能是对时局的误会。
转型之争，香港该往哪里去？
除了“边缘化”，产业空心化、经济转型不成功等词语一直纠缠在香港舆论之中。
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时，香港是内地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其次是台湾。于是，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浪潮，一大部分香港制造业挥师北移，纷纷在内地建厂。其后的香港逐渐从制造业为主的社会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到2003年，制造业占香港整个经济比重只有3.7%，而1980年时，这个数字还是22.8%；与此同时，2004年，香港的服务业已经占到香港经济比重的90%。但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香港的服务业一时之间瘫痪，香港社会这才意识到服务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竟是如此之大，因而一旦危机来袭，竟会如此不堪一击。此时关于“产业空心化”的批评和香港经济转型的要求应势而来。
而至于向什么方向转型，点子似乎特别多，有人要求再次发展制造业，有称要向知识型社会转型，有说要向高科技方向发展，有称高增值服务业才是目标，更多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首届特区政府提出向知识型社会转变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更多是停留在董建华所做的政府报告之中，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困难，概念本身也非常模糊。
事实上，香港向知识型产业发展的优势并不明显。香港这个社会，企业与居民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而知识型产业是一种长远目标。像盖茨这样的人在当今世界不会出现第二个，所以不要希望香港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变成像美国硅谷一样的城市，硅谷有企业、有生产、有投资，香港却认为发展科技园要占用寸土如金的地皮，根本就不划算，所以只热衷于拍卖地皮，大搞房地产。
香港在发展知识型产业时同样有先天不足。当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时，香港正在热衷于把工厂搬到内地，其高科技发展本身就起步晚。回归祖国之后，香港首届特首董建华也推出过“中药港”、“数码港”计划，希望能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但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而今，深圳的IT业已远远超过香港，香港已经失去发展高科技的最佳时机。
而对于香港“产业空心化”之争，左连村的看法也与众不同：“很多香港企业到内地开厂，广东就有好几万家香港企业，你说这些企业是香港的，还是广东的？政府在算GDP时，往往把这些厂家的经济利润算成广东的，但这是不科学的，厂还是香港人的厂，这些GDP也应该是香港的。”
喧嚣的争论过后，学界在近两年似乎找到了更多清醒的认识。转型并非云里雾里的理论，也不是悬空不着实地的争执。
陈广汉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要说香港经济转型，怎么转？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完整的经济是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型，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只走到服务业为主这个地步，谁能提供更先进的转型模式？现在的香港，只能在服务业中发展服务业，也就是发展高增值服务业，比如金融、律师、会计、咨询、管理、会展。不断完善、提高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提升服务业自身的质量。”
香港的优势上海不可取代
争论的结果，香港的优势还在金融、物流和服务业。
5月28日，香港《文汇报》发表的一条消息足于让香港人相信这一点：伦敦月前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香港稳占亚洲金融中心龙头之位，在全球排第3位，仅次于伦敦及纽约，评分为684分（1000满分）。亚洲区内只有全球排第4位的新加坡（660分）能追贴香港，相反以往处于领先地位的东京只排第9位，而两个中国城市上海及北京则分占24及36位。
银行界人士普遍认为，上海与香港的距离还相当远，上海要变成内地的金融中心，在制度、人才、服务体系、信息汇集和处理方面，都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一二十年内赶上香港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其实，外资现在还是乐意把香港当作进入中国腹地的平台，很多外资对内地投资环境并不熟悉，因而不敢直接在内地投资。而香港的开放、自由、法制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尺度。香港的信息流通是完全透明的，从安全性上讲，资金放在香港比放在内地更让人放心。况且，就当下而言，投资香港就等于投资内地，香港这块宝地也吸引了很多对内地感兴趣的资金。
陈广汉认为，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这个宝贵的荣誉，不是吹出来的。香港的体制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没办法比的，香港是个自由港，有完善的法制和吸引人的单一税制和低税率，这是英国人给香港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上海和深圳永远都不可能变成自由港。
香港面积小，土地少，硬件比不上内地，但香港的软件是它最大的优势。内地要利用香港的优势，还有很多路要走，其中最难的就是优化自身制度，规范法制，提高办事效率，让投资者更方便投资。
采访中，每个学者和银行界人士对香港的未来都毋庸置疑地看好，“内地越发展，香港的机会就越多。国际上没有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大事发生的话，香港会稳健发展下去。”
稳健，是他们给香港未来发展步调的一个最恰当的形容。10年来，香港走过了最残酷的阴霾，也享受到了中央政策最大的优惠。对它来说，8%的年经济增长率太难得了，也不会持续太久。长跑，需要的是耐力和韧性。对香港来说，稳健，是最贴切不过的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