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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战”是中国近代产生的词汇，而“商战”思想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至于很多民族商人在与外商的经济交往中处于劣势地位，稍有不慎还会导致失败。例如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达到的成就令人望其项背，然而他的迅速落败也令人唏嘘不已。他的失败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我认为他失败之所以如此迅速，是由于没有完整的近代商战思想体系做后盾所造成的结果。如他在江浙一带收丝的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他不是在和几个英国商人对抗，而是在与整个英帝国相抗争。以其一人之力绝不足以与英国一国之经济力量相匹敌，这亦是其本身所处的时代格局所局限。这样的例子不止他一个，而是这一时期所有民族商人的通病。看待古人时我们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而应吸取去教训，避免重蹈前人之覆辙。
关键词：商战思想;胡雪岩;不成熟
一、西方的经济现状
（一）经济思想
近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是在15―18世纪早期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这里我只说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产生并发展于封建制度瓦解和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1]。在15—18世纪初受到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其理念：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因此，伊丽莎白一世采取许多有利于贸易发展的措施，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大于输入，以保持出超。[2]
但是在经济交易中不可能一直保持这入超的优势，因此西方在经济活动中就会携带一些侵略性。中国民族商人与之交恶的情形也就不可能避免。而此时胡雪岩作为近代最成功的商人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他们主要的攻击对象。
（二）经济入侵
自19世纪，世界日益受工业的冲击。欧美进步国家，其立国大致以工商业为基础，国家大政方针，国人日常生活，多以工商业为首要。由于原料与市场之需要，于是列强进而发展为体制完密的对外贸易，对国境之外做各种情形之扩张，即冲击其他国家历史之动向，被动接触承受之国家，或至国家衰势，如中国、波斯、土耳其等，或至沦于亡国，如印度、越南。这一世纪的欧洲，实质上已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19世纪以来，欧美列强领导世界新趋势，资本主义扩张趋势，虽为一种普遍观念，但在中国却是一种新遭遇。欧洲经济思想推动其经济行为。欧洲工商业发达，对外贸易加速拓展，进而推向世界各地。此种行径虽为商业行为，可却受到国家的保护与支持，这就以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条件而言的。西方列强工商业竞争，恃全国之力，受到通力配合。简单来说，西方人做生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由政府做出通盘计划，然后以其做后盾，因此洋商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剥削中国人。而清政府却无所作为，也就造成了中国商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于是在西方列强近代工商势力冲击之下，我国那些民族商人也只能供人驱使，无力抵御，或沦为洋买办为洋人做事，亦或者直接破产。
二、中国商战思想
（一）“商战”观点的提出
中国自汉以来重农抑商政治传统，历两千余年之传承，到19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
“商战”一词之提出，是近代产物，依文献所知，最早出现于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函中，其意旨表现，即对西洋国家之反应：
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然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焉。[3]
曾国藩这一说辞没有被国人熟知。直到十年之后随着西方经济入侵，才渐渐被人所了解。期间也只是在上流社会中流传，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依然不曾有闻。而此时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深入人心，商战思想也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两者相比宛如新生婴儿与成年壮汉，安能有不败之理。
（二）“商战”观点的发展
“商战”观念于19世纪至20世纪，反应同时代的共同理解，也并不是曾文正公一人所能代表的。在“商战”一词提出之后，知识分子相互辩论。1878年御史李璠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写到：
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又生财……“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4]
大约这一观点提出一年之后薛福成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昔商君之言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則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5]
薛福成虽然没有言明“商战”但其字里行间皆是此思想。国中有识之士已对此有所见解，商战思想逐渐发展。而此时的胡雪岩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而且与洋商没有过多交往，对其知之甚少，只在古应春的协助下交易过几次，因而在思想上并没有对洋商的经商方式有所准备。
（三）“商战”观点的集大成
近代对“商战”一题，思虑最成熟，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正续编》九卷。商战的意义经过郑观应的分析与发挥，立即显露其时代精神，和其深远丰富的内涵。以对积弱积贫的中国，这足以指出当代与未来应当努力追求的方向。所以仅就郑观应申论“商战”就可以见其意义的重大。就西洋立国，以见“商战”的整体性。其言：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赀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6]
他认为“商战”比“兵战”更为重要，今世健全工商实为无形之战，非仅为商家私利之发达与衰败。
“商战”观念自19世纪形成，并逐渐被熟知。故自民国六年（1917）黄炎培、庞淞合编《中国商战失败史》一书出版，实可代表“商战”观念之成长成熟之总结。
然而这种言论均高居庙堂之上，在野的江湖人士对此不甚了解，更无论胡雪岩这等不攻于读书之人。他虽混迹于官场可却没有过多的文墨才学，是故并没有过多思想准备，没有理论基础，最好失败也就不足为虑了。
（四）胡雪岩的败落
事情还要从他在江浙一带收生丝说起。胡雪岩逆时代之潮流，囤积丝茧的做法使得资金周转不灵。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将没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结束，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沿海的江浙开放的通商地区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机器。但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会使得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广大手工业家庭破产。胡雪岩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为了维护中国广大小农的利益，不惜高价买进蚕茧，囤积一段时间，使从事蚕茧加工的洋人工厂因无原料而倒闭，这样，就可以将原料卖给蚕茧加工的各小农家庭。期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曾与胡雪岩有过协商，希望他可以与怡和洋行的下属丝厂合作。怡和洋行是英国政府的官办洋行。但是，胡雪岩婉拒了他的提议。随后洋商又欲买下这批生丝，却也因价格问题不了了之。当然外商并不是真的在乎这点差价，如若真随了胡雪岩的心意日后整个生丝原料市场全操纵在胡雪岩一人手中了。这样便不符合他们来中国的目的，这是他们决不能容忍的。此间种种无疑触怒了洋商。因此，他们便想办法除掉胡雪岩，而这一想法正与李鸿章一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在盛宣怀的撮合下两者暂时联手。先是曝出胡雪岩替清政府在英国汇丰银行借款时利息率不同的料，也就是日常所说的“吃回扣”，清政府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也因此失去了政府的信任。紧接着在盛宣怀的策动下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发生挤兑风潮，胡雪岩濒临破产。此时的他欲将生丝脱手求现时，洋商乘机联合压价，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他的失败，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
他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也是经济斗争中的失败者。没有政府支持的他，在面对有政府背景的外商时显得格外苍白无力。而他自己也没有商战的思想准备，如果他够聪明的话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端倪，提早做一些准备，也许就不会输了。
三、結束语
经济不仅需要实践活动，更需要思想基础。尤其是在近现代的世界，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经济活动更加频繁，交易数额日益庞大，与之相伴的“商战”经济风险也与日大增。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做基础，在经济交易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往往不知所措。因此商战思想应该是近现代每位商人都应具有的思想。
参考文献：
[1]荆林波.《中国贸易发展报告（2012）》.2012年：40-40
[2]《重商主义》.长江大学2016-02-6
[3]《曾文正公书札》第十七卷，第44页
[4]《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166页
[5]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6]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8页
[1]荆林波.《中国贸易发展报告（2012）》.2012年：40-40
[2]《重商主义》.长江大学2016-02-6
[3]《曾文正公书札》第十七卷，第44页
[4]《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166页
[5]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6]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8页
关键词：商战思想;胡雪岩;不成熟
一、西方的经济现状
（一）经济思想
近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是在15―18世纪早期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这里我只说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产生并发展于封建制度瓦解和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1]。在15—18世纪初受到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其理念：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因此，伊丽莎白一世采取许多有利于贸易发展的措施，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大于输入，以保持出超。[2]
但是在经济交易中不可能一直保持这入超的优势，因此西方在经济活动中就会携带一些侵略性。中国民族商人与之交恶的情形也就不可能避免。而此时胡雪岩作为近代最成功的商人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他们主要的攻击对象。
（二）经济入侵
自19世纪，世界日益受工业的冲击。欧美进步国家，其立国大致以工商业为基础，国家大政方针，国人日常生活，多以工商业为首要。由于原料与市场之需要，于是列强进而发展为体制完密的对外贸易，对国境之外做各种情形之扩张，即冲击其他国家历史之动向，被动接触承受之国家，或至国家衰势，如中国、波斯、土耳其等，或至沦于亡国，如印度、越南。这一世纪的欧洲，实质上已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19世纪以来，欧美列强领导世界新趋势，资本主义扩张趋势，虽为一种普遍观念，但在中国却是一种新遭遇。欧洲经济思想推动其经济行为。欧洲工商业发达，对外贸易加速拓展，进而推向世界各地。此种行径虽为商业行为，可却受到国家的保护与支持，这就以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条件而言的。西方列强工商业竞争，恃全国之力，受到通力配合。简单来说，西方人做生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由政府做出通盘计划，然后以其做后盾，因此洋商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剥削中国人。而清政府却无所作为，也就造成了中国商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于是在西方列强近代工商势力冲击之下，我国那些民族商人也只能供人驱使，无力抵御，或沦为洋买办为洋人做事，亦或者直接破产。
二、中国商战思想
（一）“商战”观点的提出
中国自汉以来重农抑商政治传统，历两千余年之传承，到19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
“商战”一词之提出，是近代产物，依文献所知，最早出现于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函中，其意旨表现，即对西洋国家之反应：
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然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焉。[3]
曾国藩这一说辞没有被国人熟知。直到十年之后随着西方经济入侵，才渐渐被人所了解。期间也只是在上流社会中流传，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依然不曾有闻。而此时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深入人心，商战思想也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两者相比宛如新生婴儿与成年壮汉，安能有不败之理。
（二）“商战”观点的发展
“商战”观念于19世纪至20世纪，反应同时代的共同理解，也并不是曾文正公一人所能代表的。在“商战”一词提出之后，知识分子相互辩论。1878年御史李璠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写到：
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又生财……“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4]
大约这一观点提出一年之后薛福成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昔商君之言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則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5]
薛福成虽然没有言明“商战”但其字里行间皆是此思想。国中有识之士已对此有所见解，商战思想逐渐发展。而此时的胡雪岩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而且与洋商没有过多交往，对其知之甚少，只在古应春的协助下交易过几次，因而在思想上并没有对洋商的经商方式有所准备。
（三）“商战”观点的集大成
近代对“商战”一题，思虑最成熟，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正续编》九卷。商战的意义经过郑观应的分析与发挥，立即显露其时代精神，和其深远丰富的内涵。以对积弱积贫的中国，这足以指出当代与未来应当努力追求的方向。所以仅就郑观应申论“商战”就可以见其意义的重大。就西洋立国，以见“商战”的整体性。其言：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赀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6]
他认为“商战”比“兵战”更为重要，今世健全工商实为无形之战，非仅为商家私利之发达与衰败。
“商战”观念自19世纪形成，并逐渐被熟知。故自民国六年（1917）黄炎培、庞淞合编《中国商战失败史》一书出版，实可代表“商战”观念之成长成熟之总结。
然而这种言论均高居庙堂之上，在野的江湖人士对此不甚了解，更无论胡雪岩这等不攻于读书之人。他虽混迹于官场可却没有过多的文墨才学，是故并没有过多思想准备，没有理论基础，最好失败也就不足为虑了。
（四）胡雪岩的败落
事情还要从他在江浙一带收生丝说起。胡雪岩逆时代之潮流，囤积丝茧的做法使得资金周转不灵。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将没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结束，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沿海的江浙开放的通商地区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机器。但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会使得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广大手工业家庭破产。胡雪岩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为了维护中国广大小农的利益，不惜高价买进蚕茧，囤积一段时间，使从事蚕茧加工的洋人工厂因无原料而倒闭，这样，就可以将原料卖给蚕茧加工的各小农家庭。期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曾与胡雪岩有过协商，希望他可以与怡和洋行的下属丝厂合作。怡和洋行是英国政府的官办洋行。但是，胡雪岩婉拒了他的提议。随后洋商又欲买下这批生丝，却也因价格问题不了了之。当然外商并不是真的在乎这点差价，如若真随了胡雪岩的心意日后整个生丝原料市场全操纵在胡雪岩一人手中了。这样便不符合他们来中国的目的，这是他们决不能容忍的。此间种种无疑触怒了洋商。因此，他们便想办法除掉胡雪岩，而这一想法正与李鸿章一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在盛宣怀的撮合下两者暂时联手。先是曝出胡雪岩替清政府在英国汇丰银行借款时利息率不同的料，也就是日常所说的“吃回扣”，清政府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也因此失去了政府的信任。紧接着在盛宣怀的策动下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发生挤兑风潮，胡雪岩濒临破产。此时的他欲将生丝脱手求现时，洋商乘机联合压价，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他的失败，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
他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也是经济斗争中的失败者。没有政府支持的他，在面对有政府背景的外商时显得格外苍白无力。而他自己也没有商战的思想准备，如果他够聪明的话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端倪，提早做一些准备，也许就不会输了。
三、結束语
经济不仅需要实践活动，更需要思想基础。尤其是在近现代的世界，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经济活动更加频繁，交易数额日益庞大，与之相伴的“商战”经济风险也与日大增。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做基础，在经济交易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往往不知所措。因此商战思想应该是近现代每位商人都应具有的思想。
参考文献：
[1]荆林波.《中国贸易发展报告（2012）》.2012年：40-40
[2]《重商主义》.长江大学2016-02-6
[3]《曾文正公书札》第十七卷，第44页
[4]《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166页
[5]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6]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8页
[1]荆林波.《中国贸易发展报告（2012）》.2012年：40-40
[2]《重商主义》.长江大学2016-02-6
[3]《曾文正公书札》第十七卷，第44页
[4]《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166页
[5]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6]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