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四月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云南南宁（今曲靖市）被发现。咸丰年间被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移置城中武侯祠，现存曲靖一中爨碑亭内。碑高183厘米、宽68厘米，碑文共13行，每行30字。碑尾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在书法史上，《爨宝子碑》与较晚的《爨龙颜碑》称为“二爨”。
　　《爨宝子碑》书风独特，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古朴奇巧，大巧若拙，率真硬朗，气魄雄强。用笔以方笔为主，遭劲凝重;结字拙朴坚实，拙中有巧，每一个字的处理都是因字而形;整体参差错落，各得其所。此碑无论用笔、结体还是章法布局，都有着不少鲜明的艺术个性，处于一种似隶非隶、近楷非楷的中介状态，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爨宝子碑》被发现时正值帖学没落而碑学大兴，其怪诞的用笔、随意的结体所表现出来的奇古厚朴的味道，立即引起书家极大的兴趣，被视为书法作品中的奇珍异宝。阮元称它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也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称其如“端朴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沈增植临《爨宝子碑》
　　沈增植（1850-1922），一作曾植，字子培，号乙盫、寐叟，浙江嘉兴人。清末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早精帖学，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虽得力于包世臣，但其在艺术上的成就却远超包世臣。此件临作在行笔上，采用包氏惯用的侧锋，然则沈增植行笔力能扛鼎，线条厚重.爽利;线条中段起伏顿挫，极具内涵。临作较之原碑，来得更为顺畅、古拙、浑厚以及野逸。
　　齐白石临《爨寶子碑》
　　齐白石（1864-1957），原名齐纯芝，号濒生，别号寄萍老人、白石山人，湖南湘潭人。其书法广临碑帖，历宗何绍基、李北海、金冬心、郑板桥诸家，尤以篆、行书见长。《爨宝子碑》用笔结体在隶楷之间，因而整体有着浓厚的隶书意味，康有为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齐白石在临摹时力求形神双似，不仅迥别于其一贯书迹，同时还临出了几分刀刻的痕迹。可见，齐白石作为一名艺术泰斗，虽有着强烈的个性，但在学习阶段，仍是非常忠实于原帖，不做过多个人诠释的，同时还为这篇略带板稚的作品增添了一份清秀、灵动。
　　李瑞清临《爨宝子碑》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晚号清道人、玉梅花庵主，戏号李百蟹，江西抚州人。其书法上追周秦，博宗汉魏，各体皆备，尤工篆隶，是一位极具特色的北派书家。这篇临作将原帖的字体大小做了均化的处理，规整了原帖。同时，强调了线条间的律动，将原帖较为自由的行笔统一到了具有自身独特颤动性特征的笔触之中。而这也正是历代大家临帖常见的一种情形。后人评其书法“秀者如妖娆美女，刚者如勇士挥槊”。
　　弘一法师临《爨宝子碑》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姓李，名叔同，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法源自《龙门二十品》，笔势开张，逸宕灵动。青年时致力于临碑，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蕴涵书艺之中。由于早年受过唐楷的熏陶，故而，法度在其书法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他临的这篇《爨宝子碑》将原碑中的千变万化都纳进有迹可循，有规律的法度之中，化感性为理性，这也是李叔同自身的特质。在意境上，临作保持了原帖的肃穆、厚重以及古朴的艺术特征。
　　陆维钊临《爨宝子碑》
　　陆维钊（1899-1980），原名子平，字微昭，晚年自署劭翁。浙江平湖人。书法、熔篆、隶、草于一炉，碑、帖并治。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所创结体人称“陆氏蜾扁”，在书坛独树一帜，蜚声海内外。所临这篇《爨宝子碑》使用隶书的点画，以条幅的形式加以创作。整体淡化了原碑点画的装饰效果，强化了书写的流畅性。同时，陆维钊有意识地突出了原帖的符号性表征，使得这篇临作乍看极为相似，实则大相径庭。章法上，左右穿插，错落有致，亦如行书。可谓“生动而不失凝重，活泼而不失朴茂”，具有现代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