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近代报人命运多舛，前有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后有刘煜生、史量才、杜重远，一个个为坚持报人之独立性而献身，唯张季鸾功成业就，寿终正寝，葬礼之豪华隆重，为民国报史上第一人。何也?是因他能把报人之独立性与生存性有机结合起来而已。
早期报人独立性的惨痛探索
辛亥革命前，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报业活动，或宣传变法，或宣传革命，或维护政府，无不把报业作为党派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一批独立报人崛起，试图探索出一条独立报业的发展之路。张季鸾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后15年纵横报坛，声名远播海内外。1908年，他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但谢绝参加任何党派。他以为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30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和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1913年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他与曹成甫锒铛入狱。３个多月后，经好友多方营救得以出狱。袁世凯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后《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张季鸾再次被捕，在北京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多方营救才获自由。
从事报业的前15年，惨遭两次牢狱之灾，与自己追求相近的黄远生、邵飘萍等著名报人先后被杀害，可见独立报人生存环境之险恶。此外，报业投资、经营、竞争及经济独立等都成为制约独立报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历经劫难的张季鸾认识到，在险恶的环境中，独立报人的事业要获得发展，首先必须学会生存，具有与专制等邪恶高压力量打持久战的能力。其次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和经营报业的才能。前者使自己保持独立的本色，后者能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在历经灾难、苦闷、彷徨与思索之后，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开拓独立报业的新局面。
独立性与生存性的有机调和
投资、经营、运作方式的改变。吴、胡、张三者的结合，使《大公报》的独立性与生存发展性得到有机调和。从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管理运营)、张季鸾的评论组合中，我们可以确定，它创立之始即为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前的政党报刊作为同仁团体有很大不同，而是体现出作为一个职业组织的基本特点，亦即报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有职业运作发展机制，有职业规范，有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经济独立是报纸得以自存发展的重要基础，报纸的发展须由良好的职业运作机制实现。报馆既为职业组织，从业者即为职业报人。这种职业的自觉在张季鸾的诸多文字中屡有体现，在他看来，报人已经形成一种行业，业内对从业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之认识，用专业术语来形容，即已形成一专业共同体。以往的报纸，或因没有独立的经济而依附于党派或政治，或经营不善而倒闭，或与专制政府对立而遭镇压。张季鸾首先成功解决了前两个制约独立报业生存发展的因素，即经济独立和企业专业式经营，使《大公报》获得了一个基本的生存基础。
独立报人、知遇国士、爱国人士的角色调和。在办报方针上，张季鸾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他也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在实践这一方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主张言论自由，抨击社会黑暗，揭露、反对国民党任意捕杀人的恐怖统治，如著名的骂汪、骂蒋等文章。这是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的本质表现。但由于处于一个黑暗、动荡不安和遭受外来入侵的时代，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张季鸾在保持独立报人的前提下，又成为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知遇国士。如果说抗战之前张季鸾的新闻思想还可用“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来形容，那么抗战之时他的新闻思想出现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就个人来说，张季鸾身上体现着不同角色定位的张力。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民族情感上升至思想最主要的地位。其次，张季鸾业已是全国卓有影响的报人，与政府当局的关系甚为密切。贡献国家，服务抗战，在张看来，就是要报纸服从“国家中心”。据今人吴廷俊考证，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酝酿于抗日救亡之际，正式形成于西安事变之后。再者，蒋介石与张的特殊交往使张处于“报人”与“国士”的角色冲突中，“国家中心论”的提出亦与此有重大关联。虽然张终身并未如陈布雷般入幕，但自从他力主保全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蒋每有重大国是都请张季鸾到南京商量，张季鸾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成为未入幕之策士；而《大公报》也就成为蒋每天必读之物，该报的社论观点常常影响蒋的施政。
结语
张季鸾毕生以新闻为业，追求报纸的独立、自由与职业化，但民族独立的主题和政治现实施加的诸多影响，使他在坚持独立的前提下，也显现出生存发展的灵活性。生存发展必然要与政府当局“合作”，而“合作”之中又尽量保持独立，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取得《大公报》报业，也是中国近代报业的空前辉煌。独立性与生存性是中国近代独立报人必须处理好的两个方面，缺失前者则丢本色，无后者则存之不长，独张季鸾使二者有机调和，取得空前成就，实乃奇迹，可谓中国近代报业的一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
编校:施 宇
早期报人独立性的惨痛探索
辛亥革命前，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报业活动，或宣传变法，或宣传革命，或维护政府，无不把报业作为党派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一批独立报人崛起，试图探索出一条独立报业的发展之路。张季鸾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后15年纵横报坛，声名远播海内外。1908年，他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但谢绝参加任何党派。他以为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30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和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1913年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他与曹成甫锒铛入狱。３个多月后，经好友多方营救得以出狱。袁世凯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后《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张季鸾再次被捕，在北京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多方营救才获自由。
从事报业的前15年，惨遭两次牢狱之灾，与自己追求相近的黄远生、邵飘萍等著名报人先后被杀害，可见独立报人生存环境之险恶。此外，报业投资、经营、竞争及经济独立等都成为制约独立报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历经劫难的张季鸾认识到，在险恶的环境中，独立报人的事业要获得发展，首先必须学会生存，具有与专制等邪恶高压力量打持久战的能力。其次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和经营报业的才能。前者使自己保持独立的本色，后者能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在历经灾难、苦闷、彷徨与思索之后，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开拓独立报业的新局面。
独立性与生存性的有机调和
投资、经营、运作方式的改变。吴、胡、张三者的结合，使《大公报》的独立性与生存发展性得到有机调和。从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管理运营)、张季鸾的评论组合中，我们可以确定，它创立之始即为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前的政党报刊作为同仁团体有很大不同，而是体现出作为一个职业组织的基本特点，亦即报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有职业运作发展机制，有职业规范，有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经济独立是报纸得以自存发展的重要基础，报纸的发展须由良好的职业运作机制实现。报馆既为职业组织，从业者即为职业报人。这种职业的自觉在张季鸾的诸多文字中屡有体现，在他看来，报人已经形成一种行业，业内对从业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之认识，用专业术语来形容，即已形成一专业共同体。以往的报纸，或因没有独立的经济而依附于党派或政治，或经营不善而倒闭，或与专制政府对立而遭镇压。张季鸾首先成功解决了前两个制约独立报业生存发展的因素，即经济独立和企业专业式经营，使《大公报》获得了一个基本的生存基础。
独立报人、知遇国士、爱国人士的角色调和。在办报方针上，张季鸾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他也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在实践这一方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主张言论自由，抨击社会黑暗，揭露、反对国民党任意捕杀人的恐怖统治，如著名的骂汪、骂蒋等文章。这是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的本质表现。但由于处于一个黑暗、动荡不安和遭受外来入侵的时代，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张季鸾在保持独立报人的前提下，又成为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知遇国士。如果说抗战之前张季鸾的新闻思想还可用“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来形容，那么抗战之时他的新闻思想出现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就个人来说，张季鸾身上体现着不同角色定位的张力。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民族情感上升至思想最主要的地位。其次，张季鸾业已是全国卓有影响的报人，与政府当局的关系甚为密切。贡献国家，服务抗战，在张看来，就是要报纸服从“国家中心”。据今人吴廷俊考证，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酝酿于抗日救亡之际，正式形成于西安事变之后。再者，蒋介石与张的特殊交往使张处于“报人”与“国士”的角色冲突中，“国家中心论”的提出亦与此有重大关联。虽然张终身并未如陈布雷般入幕，但自从他力主保全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蒋每有重大国是都请张季鸾到南京商量，张季鸾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成为未入幕之策士；而《大公报》也就成为蒋每天必读之物，该报的社论观点常常影响蒋的施政。
结语
张季鸾毕生以新闻为业，追求报纸的独立、自由与职业化，但民族独立的主题和政治现实施加的诸多影响，使他在坚持独立的前提下，也显现出生存发展的灵活性。生存发展必然要与政府当局“合作”，而“合作”之中又尽量保持独立，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取得《大公报》报业，也是中国近代报业的空前辉煌。独立性与生存性是中国近代独立报人必须处理好的两个方面，缺失前者则丢本色，无后者则存之不长，独张季鸾使二者有机调和，取得空前成就，实乃奇迹，可谓中国近代报业的一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