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但它对今天的人们，仍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有着强烈的感召力。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了江西的寻乌县城后，作了短暂停留，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就在这战事频仍难得安定的一个月内，毛泽东同志也没有休息，而是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召集有关人士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对寻乌县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通过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依据。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同时我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不分，叫他们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分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就在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由此初步形成。从此，调查研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路线的最基本工作方法和作风之一，而深入人心。
　　另一个调查研究的经典故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初春。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中央为了调整经济，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带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调查食堂、退赔、社员房屋、山林等问题。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44天，其中就有30天住在农村。据记载，少奇同志当时来湖南农村，乘坐的仅仅是一辆布篷吉普车，前面没有亮着闪闪警灯的警车，八面威风地鸣笛开道，后面也没有长长的车队跟随，就像一位普通干部外出办事，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是共和国主席出巡的座驾。湖南省委最初拟派一位省委书记陪他一起下乡，并专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带到哪。但这些都被少奇同志严肃地制止了。他说：“我这次下乡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来到宁乡县王家湾后，白天，他走东家，串西邻，四处找乡亲访贫问苦；晚上，在两张小桌子拼成的办公桌上，一盏油灯下，汇总各类调查数字，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他甚至走进厕所，“像农夫也像医院的化验师，伸手去拨弄一团粪便”，以了解老百姓是否吃糠咽菜。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了大跃进和大办食堂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发现了彭梅秀的天华大队假先进典型的严重问题，从而为中央的纠错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过去了。中国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不变的应该是那永恒的理想信念和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说过，正确的决策和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回顾中国革命80多年乃至共和国近60年的历史，哪一次失误不是源于脱离实际的“左”右倾路线和拍脑袋想当然的官僚主义，而哪一次正确决策不是来自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熟知和缜密的深思？这些年为什么假的东西太多，形式主义大泛滥？我想，只要相关部门领导同志肯下到基层扎扎实实地进行一番调查研究，而不是浮光掠影、前呼后拥式的“考察”，他就一定会听到来自基层群众的真话，尝到“梨子”的滋味，深知其中的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