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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首都河内，想找到火鸡大餐可并不容易，但在感恩节这天，一群美国人和他们的越南朋友还是在旧城区的一家高档餐厅找到了这种用进口火鸡烹饪的节日菜肴，而且，表达了他们的感恩。
这群人当中，有一位是查克·瑟西（Chuck Searcy），45年前，他曾在西贡作战，是美国陆军的一名情报分析员；另一人叫做马努斯·坎贝尔（Manus Campbell），越战中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在广治省作战，是几场最血腥战斗的幸存者。两人现在都已年近古稀。
如今已有数百名美国越战老兵满怀愁绪地对旧日战场进行过短暂走访，以抚平自己的心理创伤。但瑟西和坎贝尔与这些人不同，他们和少数美国老兵已经搬家到越南，帮忙收拾那些美国炸弹和橙剂导致的烂摊子。当年被广泛喷洒的这种落叶剂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受影响地区先天缺陷率和癌症死亡率畸高。
“坐在桌前的每个人都被要求谈谈为什么他們会生活在这里，”瑟西在感恩节的晚上通过电话说道，“每个人都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大部分人都和从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成为了朋友。”瑟西是在“河内新闻俱乐部”打的电话，这个俱乐部位于河内市的古城区，坐落在一栋优雅的法式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之上，于1997年感恩节之夜正式开业。
当年河内政府和美国支持的西贡政府之间的战争持续了长达20年，在高峰期1968年曾有超过50万美军被派往南越，战争导致超过150万越南人伤亡，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其中有多少是美军空袭造成的。就在他们吃感恩节大餐的地方，当年也是空袭目标之一。
瑟西指出，在越战于1975年结束后的数年中，阵地上埋下的地雷和遗留炸弹（多数在南方战场）“导致超过10万越南人死亡或残疾”。而橙剂则在持续发威，到现在为止已经影响了四代越南人。
在2013年9月，瑟西、坎贝尔等一批越战老兵造访华盛顿特区，为增加针对越南的人道主义援助展开游说活动。但他们空手而归。“我们在阿富汗一周的花费，就能够使得越南在未来50年安全，”瑟西指出，美国的确在拨款处理几十年前美军战争行为直接在越南导致的烂摊子，但他谴责国会的这类拨款只是“涓涓细流”。
那些事故，让我感到痛苦
瑟西相貌堂堂，外貌如贵族一般，可能会让人误以为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来到越南寻找业务。但他实际上是两个人道主义基金会驻河内的代表。这两大基金会是“RENEW项目”和总部在纽约的“HDI研究所”。瑟西一直在帮助越南人招募、训练和部署人道主义团队，这些团队负责拆除未爆地雷或炸弹以及救治伤员。
坎贝尔曾于1967年至1968年在越南作战，但返回新泽西后，他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几十年来备受煎熬，他承认自己在2007年被自责和内疚驱使着造访越南。“40年过去了，孩子们、农民们以及其他平民，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会被战争中遗留下来的炸弹杀害……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他说。他感到惭愧，觉得自己需要宽恕。让坎贝尔吃惊的是，越南人不但给予他宽恕，还给了他永恒的感激之情。2012年，坎贝尔去到有着700年历史的越南古城顺化，这座城市曾经经历了越战中几场最激烈的战斗。他在参观了一家孤儿院和一座佛塔后，自掏腰包创立了慈善机构“帮助战争中看不见的受害者”。
“起初我来到这里是想帮助残疾人和孤儿，”坎贝尔说，但后来他决定留下来，“去帮助那些因战争遗留炸弹而受害的家庭。”他最终选择了惠安，一个位于越南中部海岸的贸易小镇，在那里，许多旧地雷和炸弹潜伏在锯草和稻田之下。不过除此之外，他还资助了一家位于越南繁华港口城市岘港的橙剂受害者诊所。
坎贝尔是个看上去有点忧伤、说话慢吞吞的人，生活在当地一栋不起眼的水泥房子里。一名越南妇女负责房子的日常清洁，并替他去市场买东西。随着一碗越南传统超辣牛肉汤河粉下肚，坎贝尔典型的一天就开始了，饭后照例是“阅读和学习”，然后到了下午，他就去查看自己的慈善项目。
“我喜欢去孤儿院或者学校看看孩子们，”他在一封发自惠安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坎贝尔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美国的朋友保持联系，并向支持者讲述自己的近况。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偶尔会在晚上和朋友一起看一部DVD，或者去当地的咖啡馆坐一会儿。但是悲剧从来没有远离。
“生活在这里，我总是听说那些事故，这一直让我感到痛苦。”坎贝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帮助一些受害者家庭，这些家庭中的丈夫或父亲因炸弹事故而受伤或死亡。对一个家庭来说，失去父亲或丈夫带来的冲击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这些家庭以何为生？我提供资金，起码可以保证他们在几个月内有饭吃。”
瑟西曾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任职于“小企业管理局”，之后还一度担任乔治亚州审判律师协会执行董事。但在1994年，他搬到了越南定居。
橙剂在持续杀害着越南人民
谈回感恩节这一天，当天早上，大约800名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代表和越南官员齐聚河内，讨论战争伤亡的持续危机。其结论毫不奇怪：虽然越南的出口经济发展不错，但其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为了筹集拆除地雷和医疗项目的资金而苦苦挣扎。在越南战争期间，至少有1100万加仑的致癌落叶剂（橙剂）被喷洒到越南，迄今仍折磨着战争之后出生的三代人。
在越南从事战后救赎工作的美国老兵们认为，华盛顿有义务对补救工作投入更多资金。但美国官员说，他们担心越南政府腐败会吞噬掉援助资金。“讽刺的是，我们从挪威政府得到的支持比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还多。”瑟西说。但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越南的援助。在过去几年中，由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美越两国的关系慢慢升温。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在2013年，美国政府的援助—“主要为与医疗相关的援助”—达到了1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也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与越南军方展开了合作，在当地建立健康诊所，并派出了自己的医疗指导员。
在2012年，美国启动了一个为期4年、耗资4300万美元的项目，以清洁岘港市的一处橙剂重污染地，但该项目大部分被美国承包商瓜分。 而在那些远离岘港的小村庄，爆炸导致的弹坑在稻田旁和小路边随处可见，那里有一些缺胳膊少腿的老人和孩子，他们由于没有假肢而行动困难，状况非常糟糕。老兵们面对这些，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对官僚们的厌恶。“橙剂在持续杀害着越南人民，杀害着他们未来的一代。”美国老兵查克·帕拉佐（Chuck Palazzo）在接受“谈谈越南网站”采访的时候控诉道。帕拉佐曾经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兵，2007年他带着自己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科技生意去到越南，以便能够就近为战争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出力。“我专注于战争遗留物，”他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主要是橙剂。”
在后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帕拉佐更多地谈到了自己在越南的生活，当时他因为登革热一直卧床不起。在前年夏天的一次筹款活动中，帕拉佐愤怒地指出“遍布越南各地的橙剂受害者未曾收到来自毒剂制造商的任何补偿，而来自美国政府的补偿也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次筹款活动由岘港当地的“疯狂咖啡吧”举行，共筹得相当于1412美元的越南盾—据红十字会的说法，这真是杯水车薪，因为越南受橙剂影响人数高达300万，而其中至少有15万是存在出生缺陷的儿童。
“他们是真正的英勇兄弟连。”
2011年，总部位于纽约的精英智库组织“阿斯彭研究所”在岘港市锦丽郡（Cam Le district）推出了橙剂补救计划，名为“护理希望系统”。在去年10月，据该智库报告，“锦丽郡的所有165名残疾儿童和124名残疾青年中的27名现在已经加入了‘护理希望系统’，我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资金以便可以让剩下的97名残疾青年也加入进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并没有参与该项目。美国国会针对此类项目的900万美元拨款仍然搁置在那里，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私人承包商们则耗费其中的数十万美元进行所谓的研究再研究。
“在坐拥金钱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需要资金的人之间，是一道巨大的鸿沟。”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说。休斯是位演员，曾参演过《无间风云》、《法律与秩序》、《人质》等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他在越南的人道主义努力甚至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当年，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演员搁置了自己的演艺生涯，搬家到西贡并推出了传说中的“擦鞋男孩基金会”，去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战争孤儿。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后，休斯指出，成功的关键就是，一定要踢开那些美国国际开发署一贯雇佣的顾问和承包商，而是要把钱直接给到越南境内的小型非政府组织手上，这些小型NGO清楚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
过去几个月，休斯一直在努力游说华盛顿给予越南的NGO组织直接的人道主义援助，但他却满怀沮丧地离去。“橙剂受害者救济现在是一落千丈，”休斯说道，“美国国际开发署由于他们曾遭受的影响而宁愿留在华盛顿。”一些专家说，鉴于越南的腐败记录和其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华盛顿方面的谨慎是正确的。但老兵们指出，这些担忧被夸大了，当地和他们一起工作的那些越南人只是希望把工作做好—而且他们有能力、有效率、也够诚实。
坎贝尔说：“当你初来乍到的时候，警察会留意到你，而且会向当地的组织查问这个美国人在做些什么，不过我在这里做事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瑟西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美国的，但不是现在。“我敢肯定我会回去，只是没有一个时间表，”他在前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可能会没得选择，因为我没有任何退休金，越南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年迈老兵唯一能生存的地方了。”
迈拉·麦克弗森（Myra Macphers-on），前《华盛顿邮报》记者、《长久的传递：越南和困扰的一代》一书作者，前年4月去河内旅游的时候碰到并结识了瑟西、坎贝尔和他们的越南同事。去年9月份，她在自己位于华盛顿的公寓为这些人举办了一个派对。
她称这些老兵为“一场被遗忘战争的无名英雄”。“他们作为一群无辜的年轻士兵被派往那个国家，然后带着破灭的信念离开。他们又回到了那里，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为国家的所作所为赎罪，同时也在表达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的歉意，”麦克弗森说，“他们是真正的英勇兄弟連。”
这群人当中，有一位是查克·瑟西（Chuck Searcy），45年前，他曾在西贡作战，是美国陆军的一名情报分析员；另一人叫做马努斯·坎贝尔（Manus Campbell），越战中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在广治省作战，是几场最血腥战斗的幸存者。两人现在都已年近古稀。
如今已有数百名美国越战老兵满怀愁绪地对旧日战场进行过短暂走访，以抚平自己的心理创伤。但瑟西和坎贝尔与这些人不同，他们和少数美国老兵已经搬家到越南，帮忙收拾那些美国炸弹和橙剂导致的烂摊子。当年被广泛喷洒的这种落叶剂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受影响地区先天缺陷率和癌症死亡率畸高。
“坐在桌前的每个人都被要求谈谈为什么他們会生活在这里，”瑟西在感恩节的晚上通过电话说道，“每个人都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大部分人都和从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成为了朋友。”瑟西是在“河内新闻俱乐部”打的电话，这个俱乐部位于河内市的古城区，坐落在一栋优雅的法式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之上，于1997年感恩节之夜正式开业。
当年河内政府和美国支持的西贡政府之间的战争持续了长达20年，在高峰期1968年曾有超过50万美军被派往南越，战争导致超过150万越南人伤亡，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其中有多少是美军空袭造成的。就在他们吃感恩节大餐的地方，当年也是空袭目标之一。
瑟西指出，在越战于1975年结束后的数年中，阵地上埋下的地雷和遗留炸弹（多数在南方战场）“导致超过10万越南人死亡或残疾”。而橙剂则在持续发威，到现在为止已经影响了四代越南人。
在2013年9月，瑟西、坎贝尔等一批越战老兵造访华盛顿特区，为增加针对越南的人道主义援助展开游说活动。但他们空手而归。“我们在阿富汗一周的花费，就能够使得越南在未来50年安全，”瑟西指出，美国的确在拨款处理几十年前美军战争行为直接在越南导致的烂摊子，但他谴责国会的这类拨款只是“涓涓细流”。
那些事故，让我感到痛苦
瑟西相貌堂堂，外貌如贵族一般，可能会让人误以为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来到越南寻找业务。但他实际上是两个人道主义基金会驻河内的代表。这两大基金会是“RENEW项目”和总部在纽约的“HDI研究所”。瑟西一直在帮助越南人招募、训练和部署人道主义团队，这些团队负责拆除未爆地雷或炸弹以及救治伤员。
坎贝尔曾于1967年至1968年在越南作战，但返回新泽西后，他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几十年来备受煎熬，他承认自己在2007年被自责和内疚驱使着造访越南。“40年过去了，孩子们、农民们以及其他平民，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会被战争中遗留下来的炸弹杀害……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他说。他感到惭愧，觉得自己需要宽恕。让坎贝尔吃惊的是，越南人不但给予他宽恕，还给了他永恒的感激之情。2012年，坎贝尔去到有着700年历史的越南古城顺化，这座城市曾经经历了越战中几场最激烈的战斗。他在参观了一家孤儿院和一座佛塔后，自掏腰包创立了慈善机构“帮助战争中看不见的受害者”。
“起初我来到这里是想帮助残疾人和孤儿，”坎贝尔说，但后来他决定留下来，“去帮助那些因战争遗留炸弹而受害的家庭。”他最终选择了惠安，一个位于越南中部海岸的贸易小镇，在那里，许多旧地雷和炸弹潜伏在锯草和稻田之下。不过除此之外，他还资助了一家位于越南繁华港口城市岘港的橙剂受害者诊所。
坎贝尔是个看上去有点忧伤、说话慢吞吞的人，生活在当地一栋不起眼的水泥房子里。一名越南妇女负责房子的日常清洁，并替他去市场买东西。随着一碗越南传统超辣牛肉汤河粉下肚，坎贝尔典型的一天就开始了，饭后照例是“阅读和学习”，然后到了下午，他就去查看自己的慈善项目。
“我喜欢去孤儿院或者学校看看孩子们，”他在一封发自惠安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坎贝尔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美国的朋友保持联系，并向支持者讲述自己的近况。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偶尔会在晚上和朋友一起看一部DVD，或者去当地的咖啡馆坐一会儿。但是悲剧从来没有远离。
“生活在这里，我总是听说那些事故，这一直让我感到痛苦。”坎贝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帮助一些受害者家庭，这些家庭中的丈夫或父亲因炸弹事故而受伤或死亡。对一个家庭来说，失去父亲或丈夫带来的冲击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这些家庭以何为生？我提供资金，起码可以保证他们在几个月内有饭吃。”
瑟西曾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任职于“小企业管理局”，之后还一度担任乔治亚州审判律师协会执行董事。但在1994年，他搬到了越南定居。
橙剂在持续杀害着越南人民
谈回感恩节这一天，当天早上，大约800名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代表和越南官员齐聚河内，讨论战争伤亡的持续危机。其结论毫不奇怪：虽然越南的出口经济发展不错，但其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为了筹集拆除地雷和医疗项目的资金而苦苦挣扎。在越南战争期间，至少有1100万加仑的致癌落叶剂（橙剂）被喷洒到越南，迄今仍折磨着战争之后出生的三代人。
在越南从事战后救赎工作的美国老兵们认为，华盛顿有义务对补救工作投入更多资金。但美国官员说，他们担心越南政府腐败会吞噬掉援助资金。“讽刺的是，我们从挪威政府得到的支持比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还多。”瑟西说。但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越南的援助。在过去几年中，由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美越两国的关系慢慢升温。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在2013年，美国政府的援助—“主要为与医疗相关的援助”—达到了1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也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与越南军方展开了合作，在当地建立健康诊所，并派出了自己的医疗指导员。
在2012年，美国启动了一个为期4年、耗资4300万美元的项目，以清洁岘港市的一处橙剂重污染地，但该项目大部分被美国承包商瓜分。 而在那些远离岘港的小村庄，爆炸导致的弹坑在稻田旁和小路边随处可见，那里有一些缺胳膊少腿的老人和孩子，他们由于没有假肢而行动困难，状况非常糟糕。老兵们面对这些，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对官僚们的厌恶。“橙剂在持续杀害着越南人民，杀害着他们未来的一代。”美国老兵查克·帕拉佐（Chuck Palazzo）在接受“谈谈越南网站”采访的时候控诉道。帕拉佐曾经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兵，2007年他带着自己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科技生意去到越南，以便能够就近为战争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出力。“我专注于战争遗留物，”他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主要是橙剂。”
在后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帕拉佐更多地谈到了自己在越南的生活，当时他因为登革热一直卧床不起。在前年夏天的一次筹款活动中，帕拉佐愤怒地指出“遍布越南各地的橙剂受害者未曾收到来自毒剂制造商的任何补偿，而来自美国政府的补偿也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次筹款活动由岘港当地的“疯狂咖啡吧”举行，共筹得相当于1412美元的越南盾—据红十字会的说法，这真是杯水车薪，因为越南受橙剂影响人数高达300万，而其中至少有15万是存在出生缺陷的儿童。
“他们是真正的英勇兄弟连。”
2011年，总部位于纽约的精英智库组织“阿斯彭研究所”在岘港市锦丽郡（Cam Le district）推出了橙剂补救计划，名为“护理希望系统”。在去年10月，据该智库报告，“锦丽郡的所有165名残疾儿童和124名残疾青年中的27名现在已经加入了‘护理希望系统’，我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资金以便可以让剩下的97名残疾青年也加入进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并没有参与该项目。美国国会针对此类项目的900万美元拨款仍然搁置在那里，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私人承包商们则耗费其中的数十万美元进行所谓的研究再研究。
“在坐拥金钱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需要资金的人之间，是一道巨大的鸿沟。”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说。休斯是位演员，曾参演过《无间风云》、《法律与秩序》、《人质》等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他在越南的人道主义努力甚至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当年，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演员搁置了自己的演艺生涯，搬家到西贡并推出了传说中的“擦鞋男孩基金会”，去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战争孤儿。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后，休斯指出，成功的关键就是，一定要踢开那些美国国际开发署一贯雇佣的顾问和承包商，而是要把钱直接给到越南境内的小型非政府组织手上，这些小型NGO清楚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
过去几个月，休斯一直在努力游说华盛顿给予越南的NGO组织直接的人道主义援助，但他却满怀沮丧地离去。“橙剂受害者救济现在是一落千丈，”休斯说道，“美国国际开发署由于他们曾遭受的影响而宁愿留在华盛顿。”一些专家说，鉴于越南的腐败记录和其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华盛顿方面的谨慎是正确的。但老兵们指出，这些担忧被夸大了，当地和他们一起工作的那些越南人只是希望把工作做好—而且他们有能力、有效率、也够诚实。
坎贝尔说：“当你初来乍到的时候，警察会留意到你，而且会向当地的组织查问这个美国人在做些什么，不过我在这里做事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瑟西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美国的，但不是现在。“我敢肯定我会回去，只是没有一个时间表，”他在前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可能会没得选择，因为我没有任何退休金，越南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年迈老兵唯一能生存的地方了。”
迈拉·麦克弗森（Myra Macphers-on），前《华盛顿邮报》记者、《长久的传递：越南和困扰的一代》一书作者，前年4月去河内旅游的时候碰到并结识了瑟西、坎贝尔和他们的越南同事。去年9月份，她在自己位于华盛顿的公寓为这些人举办了一个派对。
她称这些老兵为“一场被遗忘战争的无名英雄”。“他们作为一群无辜的年轻士兵被派往那个国家，然后带着破灭的信念离开。他们又回到了那里，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为国家的所作所为赎罪，同时也在表达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的歉意，”麦克弗森说，“他们是真正的英勇兄弟連。”